谈“亚细亚方式”对中国古代经济的阻滞作用

本文首先分析了马克思所揭示的东方的“亚细亚方式” ,即名义上的“公有”———“国有” ,而实际上的少数人所有制的本质。叙述了“井田制”以后的原始公社的遗留造成了形式的公有而实际私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指出其“家长式奴隶制“的弊端。分析了我国古代史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真实状况 ,尤其分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工具无改进、无变化的现象。指出“国有”不等于“公有” ,人身依附关系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桎梏。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直接联系的两个特点 ,是我们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思考的基本点。正是亚细亚方式的影响 ,使中国形成了一个以血缘亲情为纽带、以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分散的经济为基础、以专制集权政治为特点的缓慢发展的宗法等级社会。从中国曾经存在并至今仍深受亚细亚方式影响这个国情出发可以看到 ,不能因为公有制与中国较深的渊源以及未来社会将是公有制在更高程度上的复现而在现阶段从形式上固守公有制 ,市场经济是不可跨越的峡谷。但亚细亚方式的特点使中国不必完全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 ,迅速私有化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在这个意义上 。

国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述略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运用主要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考察: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科学与否,即马克思是否放弃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二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性质和内容;三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本文试就近10多年来相关论文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运用状况进行梳理,对如何运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进行简要的探索。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性质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关于人类文明起源与东方社会特征的科学理论,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关系是理解这一理论的关键。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二重性:它既是人类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一般形式,也是中国等亚洲国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自然形成并长期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不同于西方古代社会的特殊性质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客观现实性。

中国化视野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讨论

在中国化视野下看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史学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不难发现郭沫若、吕振羽和侯外庐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认识是一个逐渐深化并使之中国化的过程,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中国化和中国社会革命实践之间又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中国化使学术界形成了社会历史发展"一元多线"的认识,这是以后打破社会历史发展"一线论"的逻辑起点。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中国

走出“亚细亚”———亚细亚生产方式毕竟属于农业生产方式,与当代工商文明存在本质区别。当今倾力于改革开放,文明进步,建立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势必克服旧生产方式的“孤立性”、“封闭性”与“停滞性”,势必对中国本有的封闭旧习、宗法制度、自然经济给予必要批判。回归“亚细亚”———尊重亚洲的历史特点,关切中国的现实国情,理性地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亚洲社会“基因潜质”的客观与历史的存在,深切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今中国发展模式的关系,据此走通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

马克思晚期东方社会理论的转型——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跨越‘卡夫丁峡谷’”

马克思晚年将研究视野转向俄国村社,提出了许多有别于以前的理论构想,意味着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重大转型。马克思早期从世界历史出发,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力图将其纳入普遍史观框架的世界历史演进序列。他晚期则基于俄国"历史环境"的分析提出独特的"俄国道路",恰恰是向基于俄国现实的特殊史观的转型。马克思从普遍史观向特殊史观、从理论建构到实践方案的转型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天才理论构想,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论争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

马克思东方社会结构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科学扬弃

经过具体的实证研究 ,马克思晚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科学揭示了东方社会结构的特殊性 ,区分了史前社会的公社和东方社会的村社的不同性质 ,纠正了把具有地域性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上升到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社会原生形态位置的错误认识 ,从而创立了科学的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

早期中国的环境限制、神祗崇拜与文明特质——基于古埃及的比较研究兼论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中文明形态的多样性

早期中国与埃及的历史发展道路有重大差异,这种差异来自两种文明生态环境的差异即“大流域”与“小流域”生存环境的区别。它使早期中国先民社会组织形成血缘性、封闭性、内聚性的聚落社会组织,使先民在宗教信仰上将聚落祖先神提升到先民信仰、尊崇的核心神祗,并导致史前中国的神权、礼制与文明发展路径有着自己的鲜明特征。它说明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中的文明形态亦具有特质各异的发展模式。

中国“理论东方学”与“亚细亚生产方式”七十年定位定性之争

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及“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欧社会的性质与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有着明确的界定与清晰的表述,但是由于受到苏联理论思潮的影响,1920—1980年间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未能从东方学的学科学术层面上理解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共同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环节或阶段,使用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中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加以定位与定性,争论它究竟属于其中的哪种社会阶段,从根本上取消了“亚细亚的”概念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否定了由“亚细亚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东方社会”的独特存在,此种情况进入1990年代后才开始改变。现在有必要从中国的“东方学”史特别是“理论东方学”的角度,对这段论争史加以回顾、评述与总结。

亚细亚生产方式新探

亚细亚生产方式即以“公有”或“国有”为其现象的“国王官僚所有制”及其所产生的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家族宗法制的自给自足经济,乃是东方专制政体所由以产生的经济根源,是专制制度最牢固的基础和最深刻的原因;反之,西方“古典的古代”生产方式亦即每个公民都是真正私有者的自由和平等的私有制,则是西方民主制度所由以产生的经济根源,是民主制度最牢固的基础和最深刻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极其丰富地展示了专制与民主各种政体的广阔天地,而中国诸子百家——儒家、墨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家——却统统是倡导和主张专制的专制主义论者之最深刻原因!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留给后人极珍贵的思想遗产,全面地继承这一宝贵的思想遗产,对于完整地把握马克思的历史观,理解历史发展过程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理解东方民族独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历史演变的考察之一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在他们的社会形态理论形成的四个不同的时期 ,即 1 85 3年以前的时期、1 9世纪 5 0年代中后期、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时期、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发表以后的时期 ,涵义并不完全相同。本文对 1 85 3年以前的时期马克思、恩格斯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作了考察 ,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上是看作一种与欧洲社会完全不同的、独立的地域性的社会形态。

走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误区

本文从考察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前后变化这一方法论上着手,提出在明确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仅仅适用于欧洲社会演变模式的前提下,区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生形态和次生形态,即把"亚细亚生产方式"区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解释。这一新的思路,极有可能解决聚讼纷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争。

“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历史演变的考察之三

马克思、恩格斯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在他们社会形态理论形成的四个不同时期 ,涵义并不相同。本文考察的是最后两个时期的思想。笔者认为 ,第三时期 (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时期 )的思想 ,与第二时期大体相同。在这一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尚未放弃亚洲社会特殊论 ,但已把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放到了人类发展序列中的第一阶段。在第四时期 (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一书以后的时期 )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作出了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是原始社会的最后阶段的结论 ,并且用原始社会取代了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在人类发展序列中的位置 ,最后完成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学术界有人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 ,而是斯大林创立的。这种主张是不恰当的。

近三十年来我国“理论东方学”的主流形态——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东方学”

近三十多年来,我国学界在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时强化了“东方学”的意识,更注意东方认同与东西方之间的辨异,从晚年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一系列论述的研究中,提炼出“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这一概念,探讨“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问题,又在此基础上尝试建构“马克思主义东方学”,从而对东方及中国社会的独特发展道路做出理论阐释与学术探索。从“亚细亚生产方式”到“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东方学”,形成了近三十年来我国“理论东方学”的主流形态。

中华早期文明模式初探——基于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

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探索中华早期文明模式的重要理论指导。马克思认为世界古代历史与社会大致分为两个类型:"古典古代的历史"("正常的儿童")、"亚细亚的历史"("早熟的儿童"),古代中国当即属于后一种类型。从女王模式、黄帝王国的战争模式、良渚文化的玉琮模式及唐尧王国的部落联盟转型模式等例证可以看出中华文明早熟性的主要表现:中国原始社会时期的公社过早解体,酋邦—国家提前产生;未待土地私有制成熟,原来的军事领袖即已成为酋邦—国家的君王,而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这一结果,是借助政治权力而不是依靠生产与贸易来实现的;以血缘、宗族所维系的政治结构,奠定了古代中国宗法制度、姓氏系谱制度和"家天下"观念的基础;王者兼巫者"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独占通天的权力,而"天人合一"既是古代中国的宇宙观,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志。

“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历史演变的考察之二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是一个历史性概念 ,在他们的社会形态理论形成的四个不同时期 ,即 1 85 3年以前的时期、1 9世纪 5 0年代中后期、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时期、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发表以后的时期 ,涵义并不相同。在《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 0 0 1年第 5期 ,笔者已对第一时期的思想作了考察 ,现在考察第二时期的思想。本文认为 ,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思想与第一时期已有较大区别 ,他不再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作不能放在社会发展序列中的任何一个阶段的特殊的社会形态 ,而把它看作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原始社会 ,它仅仅指原始社会的最后阶段 ,是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

传统中国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有社会科学界"哥德巴赫猜想"之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由于没有准确的界定和系统的理论,使得学界对传统中国是不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争论不一。在相对封闭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传统中国,根植于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经济,导致社会经济总量有限,以致形成了以封闭性、农业经济、中央集权和儒家意识形态为特征的"超稳定性"特征。这一传统中国"超稳定性"的逻辑推导,有助于理清传统中国是否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也有助于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