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辩证法

辩证法素来被看作亚里士多德哲学探究的主导性方法,并且,伦理学是这种方法最为明确而成功的运用领域。不过,在新近研究中,部分学者对这种传统解释,尤其是辩证法构成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探究的主导性方法这一重要观点提出了一些质疑和挑战。然而,这些挑战及其根据是站不住脚的。理由在于,亚里士多德《论题篇》中的辩证法包含立论和驳论两条路径;从具体程序上看,《尼各马可伦理学》第七卷所阐述并运用的“拯救现象法”正是辩证法驳论路径的表达,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欧德谟伦理学》两次对伦理学核心主题即幸福定义的探究中,辩证法的立论路径则更多地得到了明确运用。同时,《论题篇》以及《辩谬篇》对辩证法提出的诸种其他相关要求,如从人们熟悉的事物出发建构命题、引用事实作为证据和说明等,也都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作品中得到回应和贯彻。因此,辩证法无可怀疑地构成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主导性的探究方法,亦即,不仅伦理学领域的探究实践与他创造性建立的方法理论相一致,而且与这些方法相关的理论和实践也鼓舞一种自觉的原创性精神和意识。

美好生活的意蕴和价值——基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探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个方面由于更具有现实性,受到了更多关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个方面被认为是表达主观的希望和向往,而常常被忽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揭示了美好生活必然性的三个面向:一是人的实践和选择必然存在着人所追求的终极善目的——美好生活;二是人在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才能实现人之为人的独特功能和内在价值;三是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促使人类共同体的形成和完善。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探讨,有助于我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和认识。

幸福论而非德性论: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旨趣与结构

德性伦理学或美德伦理学并不足以完整地描述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幸福既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理论旨趣,又是其伦理学理论结构中最为核心的概念。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实践哲学都是围绕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幸福来展开的。德性虽然对于幸福的实现不可或缺,但是它并不等同于幸福。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的地位是由他对幸福的独特理解所赋予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遵循古代幸福主义伦理学的传统,重新完整地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描述为幸福主义的伦理学,而不是仅仅将其定位为当代美德伦理学在古代的典范。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之思

“友爱”一词如果用现代语义来理解更多的是指友情、朋友的意思,但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来看,对友爱的认识则是相当丰富的,友爱也不仅仅存在于个人之间,在社会、国家中都存在友爱。亚里士多德对友爱的分类、特点、本质等问题进行了相关的阐释,这对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与伦理道德规范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观念也有着丰富的当代意义,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当下,作为希腊文明的友爱观念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与借鉴路径。

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亚里士多德式诠释进路

亚里士多德式马克思主义洞察到了马克思伦理思想中存在规范内容的特点,它吸收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美德伦理学所提供的理论资源,致力于把马克思思想放置到亚里士多德伦理传统之中加以诠释。在价值取向方面,它把马克思学说解读为伦理—政治体系:伦理部分揭示出好生活的构成要素,政治部分则保障着好生活的现实化。在方法基础方面,它把马克思思想重构为“类本质—异化—革命—复归本质”的框架,试图把本质概念及其内在的目的规定性作为规范来源。然而,该进路忽略了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整体性和独创性。实际上,随着历史唯物主义被确立为根本方法,马克思开始批判亚里士多德式的本质概念,个性和解放个性的否定式表达取代了本质和复归本质的思考框架,成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规范基础所在。因此,考察和反思亚里士多德式马克思主义对于理解马克思的伦理思想意义重大。

普遍主义伦理学与判断力: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看康德

随着里德学派(核心代表:里德、施佩曼、马夸德和吕贝)于40年代在德国实践哲学研究领域的兴起,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得以复兴。面对当时流行的“要么亚里士多德,要么康德”的对垒,赫费提倡一种“中介性立场”(不是折中的中间道路),即寻找沟通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与康德道德哲学之间的桥梁。对赫费来说,此桥梁就是“判断力”。赫费令人信服地证明,康德式普遍主义立场为道德的应用敞开了广阔空间,而判断力正是道德法则在其应用过程中的必要因素。通过对行动过程不同阶段的划分,赫费分析了与经验有关的判断力在哪些环节发挥作用、哪些环节不发挥作用。借此,面临新的时代伦理冲突,赫费提出一种容纳了判断力的普遍主义伦理学说。

论亚里士多德的“快乐”思想——基于《尼格马可伦理学》

在《尼格马可伦理学》之中,全书围绕着“快乐”一词而展开。亚里士多德大致从快乐与痛苦、快乐与幸福、快乐与德性三个方面,辩证地探讨了他自身对于快乐的理解以及如何更好地达到真正的快乐从而获得真正的幸福。

利益、品格还是自成一类:亚里士多德论政治友爱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欧德伦理学》中讨论了政治友爱(homonia,或译为“同心”),关于这种友爱在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三分法中所处的位置,学术界存在持续的争论。主要争议在于,这种友爱是利益型友爱、品格型友爱,还是一种不同于三种基本友爱类型的独立类型,或仅仅是好意而非友爱。亚里士多德的文本中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政治友爱属于利益型友爱。相反的观点或多或少地误解了亚里士多德对政治友爱的定位。尽管政治友爱被归类为利益型友爱,但这并不妨碍它在政治共同体的塑造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也不妨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品格型的友爱。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友爱”观念可以延伸到斯多亚学派的“世界公民”思想,体现了两种思想的延续性及斯多亚学派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发展。

古代德行伦理与早期儒家伦理学的特点——兼论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异同

前孔子的春秋时代的道德思想属于“德性的时代” ,德目表很多 ,德性体系是大家关注的对象。而孔子的思想则强调君子的整体人格 ,德性伦理只是孔子道德思想和人生哲学的一部分。孔子伦理学虽然包含了承继传统而来的德行论面向 ,但其整个思想已经超越了德性伦理的形态。孔子与春秋以及前人最大的不同之处 ,是孔子特别突出“仁”这一德。对于孔子 ,“仁”不只是“德” ,而且也是“道” ,就是说 ,仁不仅是德性 ,而且是原则。由金律和忠恕一贯之道来看 ,孔子的伦理思想不能全部归结为“德性伦理”(virtueethics) ,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的“道”不是那些单方面的德性 ,而是社会道德生活的根本原则和定律。

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学思想述评

从当代的视野重新解读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仍然可以看出他的美德伦理学是较为完备和系统的。他关于至善是一切实践理性思考的最终目的的思想,他关于美德或出自美德的德行构成至善或幸福的思想,他的美德“中道说”,他关于实践智慧的作用的思想,他关于一个行动是合乎美德的,仅当它源自行动者出于美德自身理由而选择的理想的思想,以及他关于美德教育的思想,今天依然是我们研究和发展美德伦理学的重要平台。

在个体善和城邦善之间——亚里士多德论伦理学和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端与结尾处都明确指出,伦理学和政治学之间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联系,前者是后者的预备研究,后者构成了前者的目标。如何看待这个主张是重要的,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如何理解并评价亚里士多德有关个体与城邦、道德与政治之间关系的论述:如果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字面意思而强调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和连续性,好处是我们可以对伦理学中的疑难加以澄清和解释,坏处则是需要接受伦理学(道德生活)对于政治学(政治生活)的附属地位,甚至可能需要接受个体对于共同体的从属地位。而如果我们强调伦理学的独立地位,则可以保留个体善和道德生活的独立性,但同时也不得不承受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乃至整个伦理学本身存在张力甚至冲突的可能。本文尝试说明,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更适合第一种解释路径,但这是因为他竭力想要避免一种柏拉图式的、强的道德实在论。此外,如果充分考虑亚里士多德的论证的复杂性,我们可以认为,他并没有主张一种共同体对于个体的优先性观点。

欲望与实践智慧——从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的视角看

作为美德伦理学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意义的立场,亚里士多德主义不仅强调行为者内在品质的卓越性,而且强调行为者实践理性的卓越性,即,实践智慧。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视野中,实践智慧不仅不能剔除欲望,而且需要为它留出重要的位置。欲望既包括肉欲,也包括意气和希望;只要得到恰当的调节和控制,它们都可以构成实践智慧的组成部分。而且,任何一种欲望都具有感受性、意向性和实践性等基本特征。作为好的实践推理,实践智慧总是从一个表现为目的的好的欲望开始,并通过对手段的恰当慎思,最终以另一个表现为抉择的好的欲望结束。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针对谁而著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简称《伦理学》)从贴近日常生活的话题入手,显得并不抽象,刚入门的学生似乎都能听懂。这并不意味着《伦理学》容易理解,毋宁说,它的看似容易理解,恰恰是在要求我们关注应该如何理解。《伦理学》不是如今常见的那类伦理学教科书,虽然采用了论说文体,其中不仅有复杂的情节,还有既隐又显的戏剧人物苏格拉底,从而像是一出激发人思考的戏剧。一旦把握到其戏剧线索,我们就会看到,《伦理学》显得是针对某类人而作。换言之,《伦理学》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直接针对某种时髦的观点。我们如今求学问道同样会面临时代的精神问题困扰,就此而言,《伦理学》对今天的我们来说仍然不乏现实意义。

情感的缺陷及其化解--基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的辩护

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不仅提供了一套独特的实践推理方案,而且这套实践推理方案始终承认和伴随着情感。反对者认为,作为行为者在感性层面的感受和反应,情感既不够普遍或稳定,也不够精确或高尚,还不够清晰或彻底,难以得到充分的知识化或概念化,更难以被用来有效地解释或指导正确的行动。然而,期待一种普遍确定的情感反应,本身就是普遍主义预设的结果。情感的具体性与个体性是由伦理生活的背景和道德实践的情境所决定的,它并不能否认情感的真实性及其有效性。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理解中,情感既不承诺也不等于美德,但它却是美德必不可少的构成物或伴随物。

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新”在何处?——赫斯特豪斯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继承与发展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德伦理学复兴以来,其就在不断尝试与规范伦理学进行有益的互动,其中,罗莎琳德·赫斯特豪斯站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场为美德伦理学提供了一种规范体系的解释,她的工作不仅极大地发展了美德伦理学作为规范伦理学的可能性,而且发展了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然而,赫斯特豪斯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美德伦理学在何种意义上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新”在何处?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资源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赫斯特豪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有关幸福、美德和目的论的基本思想以及经验主义辩证法的方法;另一方面,赫斯特豪斯在吸收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道德心理学和伦理自然主义。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理论——《尼各马科伦理学》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详细论述了什么是“善” ,什么是“幸福” ,以及幸福与善、幸福与德性、幸福与快乐、幸福与现实活动、幸福与思辩活动的各种关系 ,指出幸福是一种善 ,一种现实活动 ,且是一种合于美好德性的现实活动 ;它是一种最高的善 ,它是一种最高的快乐 ,它是终极的、自足的 ,也是有条件的 ;而人的思辩活动是只有神才配享有的最高幸福 ,思辩的人、思辩的生活是最幸福的人。

从伦理学到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探源

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开启了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而“实践”正是这个实践哲学传统的核心概念。“实践”,也就是行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主要意指与生产劳动相区别的伦理和政治行为。因此,伦理学和政治学便构成了亚氏实践哲学的主要内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学通过对善的思考导向对人的有目的的行为的思考,进而研究统摄一切目的的目的——人存在的意义这一根本问题,从而成为实践哲学的基本科学。而政治学研究的是人在共同体中的自由生活,研究的是善在自由的政治共同体中的实现。伦理学指向道德行为的政治起源,政治学指向政治共同体的道德意义和道德目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从伦理学到政治学,标志着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完成。

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善

"善"是一个重要的伦理学范畴。亚里士多德不断探索善并且对善进行了详细、清晰和思辨的论述。善是终极的幸福,善是追求的目的,善是宝贵的德性,善是完美的实践。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向善的,都应该以善作为追求的目的。

对亚里士多德勇敢德性的思考

在古希腊城邦保卫战频发的背景下,“勇敢”一词逐渐成为城邦精神的基本内核和思想家们探讨的重要范畴。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第一次对“勇敢”德性思想进行了系统梳理。他在批判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基础上转向柏拉图主义,深信勇敢不仅是对外在威胁的克服,更是对内心深处恐惧的征服,并详细论述了五种与勇敢相类似的公民的勇敢、经验的勇敢、激情的勇敢、乐观者的勇敢和无知者的勇敢并非真正的勇敢,彰显了勇敢的真谛。其思想对于当下培育公民道德仍具有重要启示。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特征及其启示——兼论“适中”和“中庸”

亚里士多德建立了西方哲学史第一个系统化的伦理学体系,其伦理学思想呈现出三方面的特征:伦理学强调实践对理论的相对独立性,注重从生活经验中总结伦理学内容,采取分析理性的方法整理多样性的经验,把经验上升到实践理论。孔子的中庸思想虽然和亚里士多德的适中思想有相似之处,但是在这个相似的论题上鲜明反应出两种伦理学的差异,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以后的中西方文明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