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称性互惠”与“非对称性互惠”——艾利斯·扬对交往伦理学的反思与重构

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部分地弥补了传统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对差异缺乏敏感性的局限,但他的普遍化原则(U原则)和话语伦理原则(D原则)忽视了交往情境的差异,并在理性与情感、公共性与私人性等方面做了不恰当的二元区分,因而未能逃脱普遍主义的道德和政治困境。S.本哈比试图通过区分"普遍的他者"和"具体的他者"对交往伦理学进行修正,但她对交往关系"对称性互惠"的强调无法处理社会政治领域中广泛存在的"非对称性互惠"现象。在交往中,道德主体与政治主体是不可替代的,每一个参与者由于在交往情境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彼此之间具有非对称的、不可逆的交往关系。艾利斯·扬提出了"非对称性互惠"的交往伦理学概念,以期提供一种包容差异的正义理论。

交往伦理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

本文首先讨论了翻译研究与伦理学的关系,进而探讨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对翻译研究的启示,指出这一理 论对翻译具有宏观和微观上的重要指导意义,它从宏观上批判了解构主义主体意识的过分张扬,强调交往实践中的交互主 体性,对微观的翻译实践也提供了理论指导。

让合作以道德的方式进行——交往伦理学视域下的合作学习研究

用交往伦理学的观点来说,合作是一种以相互理解为基础的交往行为。发生在合作学习过程中的交往并非都是合乎道德的有效的合作。其中,主体之间的控制式交往是一种不平等的合作,主体之间的表演式交往则是一种虚假的合作。依据英国教育哲学家R.S.彼得斯的观点,判断合作学习是否合乎道德的标准应是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向学生传授有价值的东西,这一应用于教学领域的道德标准同样也适用于合作学习这一特定的教学方式。

理解、交往与对话──西方伦理学的新走向

理解、交往与对话──西方伦理学的新走向东方朔尽管从哲学发展的纵深角度上看，二十世纪正如怀特（Ｗｈｉｔ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分析的时代”，然而，面对社会伦理思潮所展示的内容，西方文化的诊断者们却不无优心地认定，二十世纪乃是一个充满怀疑、焦虑和虚无的世...

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主要学派介绍

80年中期至90年代初，是当代德语国家和地区经济伦理学的兴起和繁荣时期。作为这一发展的主要成果是：霍曼的强调“道德在市场经济中的系统位置是秩序框架”的“经济秩序伦理学”；乌尔利希的力图沟通“经济系统的合理性”和“生活世界的实践理性”的“基础批判的经济伦理学”；科斯洛夫斯基提倡的“后现代经济文化”的“伦理的经济学”。从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学的需要来看，当代德国经济伦理学主要学派提出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新视角，值得我们注意和借鉴。

响应伦理学:在回应与责任之间

响应伦理学不同于一切纯以共同目的、普遍规范和功利计算为导向的交往伦理学类别。对某人所行之事的责任与对他者的呼召和声言之回应的截然区分构成了响应伦理学的基础。响应的逻辑包含有如时态延迟性、不可回避性、礼物以及发轫于别处的自由等诸多方面。"对……负有责任"与"对……进行回应"两者在一个以惯习和规则进行调停的第三方那里相遇,然而他人的超乎常规的诉求却并不能被纳入到这一机制当中。响应伦理学为社会性中的非社会元素进行辩护。

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在我国的历史际遇

摘 要:本文试图以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的两个基本原则之一的共同利益原则理论来阐释消费主义在我国的勃然兴起,而且消费主义成为人们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趋向、一种价值选择,是国家政策(国家意识形态)、商家、消费者个人在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媒体、尤其是广告轰炸之下,在我国历史性转型时期的特殊国情之下,在共同利益诱惑下的集体性无意识反应的一种价值选择的必然结果。

跨文化哲学的四个维度

跨文化哲学是新兴交叉学科,它既是对跨文化交往的哲学研究,又是对哲学交往的跨文化研究,旨在建树和平合理、包容互补的文明交往观。跨文化哲学有四个维度:对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哲学研究;跨文化解释学研究;比较哲学研究;跨文化交往伦理学研究。开展、推进跨文化哲学研究,探讨世界不同文明交往中的各种跨文化理论课题,对促进多样文明共同繁荣与发展、建立和谐世界,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