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提高生鲜农产品绿色物流效率了吗?——基于交易成本的考察

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平衡交易成本和物流效率关系的新型载体和重要途径。运用2009—2020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生鲜农产品绿色物流效率的影响及交易成本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生鲜农产品绿色物流效率呈现出“U型”非线性关系。同时,交易成本负向调节数字经济对生鲜农产品绿色物流效率的影响,其中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负向调节作用显著,市场交易成本的负向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我国生鲜农产品绿色物流效率存在显著的时间“滚雪球”效应和空间“促增”效应,城镇化水平和人口密度显著正向提升了地方生鲜农产品绿色物流效率,但人均收入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尚不显著。

交易成本和资源错配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流通业结构高级化的机制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的新经济形态,其崛起已显著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对各个产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流通产业作为连接生产和消费的关键环节,也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在线销售、电子商务、物联网技术、大数据分析和智能供应链管理等新技术和工具,这些技术和工具为流通产业提供了巨大机遇。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交易成本和资源错配视角下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流通业结构高级化的机制,以期为政策制定者、企业和学术界提供深刻洞察,助力流通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流通产业结构高级化升级。交易成本在数字经济对流通产业结构高级化升级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资源错配在数字经济对流通产业结构高级化升级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

数字经济、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创业活跃度——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基于我国内地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熵值法测度了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然后采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实证分析地区数字经济对于创新活跃度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区创业活跃度提升,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能够提高邻近地区创业水平;制度性交易成本在数字经济影响地区创业活跃度的过程中具有显著调节作用,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抑制资源错配,推动地区创业发展。应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地区创新水平,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声誉机制、交易成本对数字平台交易的影响研究

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活动,越来越多的线下交易已逐渐被数字平台交易所替代。作为一种私人秩序,声誉机制可以节约交易成本,并实现数字平台交易的可持续性发展。本文阐述了声誉机制在数字平台交易活动中实现交易成本节约、提高交易活动效率的有效路径,并在强调平台交易中声誉机制重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声誉外部性问题的存在及可能的解决方案,为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

论法律经济学的缺陷及其修正——从交易成本理论到外部性理论

法律经济学虽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尚难称得上是科学意义上的学科,存在秉持效率至上观、依赖不真实的假设、信奉个体主义、局限于微观视野等根源于交易成本理论的缺陷,不宜被奉为法律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外部性理论并没有引起法律经济学界的足够重视,该理论的优势是:它既能够兼容公平与效率,还能平衡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不仅能对法律进行定性研究,也能定量分析;既可兼容微观与宏观,还没有个体主义或整体主义的偏见。充分挖掘外部性理论的学科价值,并使之成为法律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可促成法律经济学成为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学科。

基于交易成本视角探索金融体系如何服务企业科技创新——评《科技金融银投合作的制度逻辑》

2023年10月,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科技金融”作为五大文章之首,延续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要求,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来看,这一全新的运行模式将致力于降低目前金融服务科技企业、助力产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制度性交易成本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冲击。2012年,我国首次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后,科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和经济振兴中的重要地位逐渐得到肯定。本文选取2008—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对模型进行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制度性交易成本水平上升会对区域创新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在改变度量方式、删除政策实施当年观测值与对数据进行缩尾的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得到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东、中、西与东北地区的创新影响存在差异性。经济转型关键期应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水平,刺激创新主体更积极、更主动的投入研发创新工作,以提高我国创新研发能力。

交易成本测度研究进展

交易成本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学术界对其界定及测度饱受争议。为消除交易成本没有统一的理论测度框架和边界不清晰问题,本文在国内外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重点梳理交易成本内涵、分类及测度方法最新方面的进展,并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厘清交易成本的内涵、分类和测度框架,强化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相结合的分析范式,运用现代计量工具等分析方法,是未来交易成本研究的更高阶段。

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路径优化——基于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不平衡问题。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量以及污染物排放的重要源头,重污染企业的绿色转型成为经济转轨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当前重污染企业存在产业路径依赖程度高、绿色化发展程度低、转型难度大等问题。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角度来讲,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与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有关。资产专用性增加了重污染企业的转型成本,提高了转型风险,削弱了重污染企业的规模经济,从而影响绿色转型;不确定性会影响重污染企业的经营决策,对绿色创新形成挤出效应,同时还会产生寻租费用,从而影响绿色转型成本;交易频率会影响企业绿色转型的专用资产投资能否被收回问题,从而影响企业绿色转型。因此,应鼓励绿色技术创新,形成差异化激励机制,构建纵向一体化产业链,降低资产专用性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健全绿色金融体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转型,最大限度地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构建绿色转型机制,完善数字化服务体系,减少不确定性的影响,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作用。

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下的替代数据共享机制

借助威廉姆森对治理机制和交易类型的划分,分析替代数据的共享机制。研究表明,对标中国的征信市场环境、制度环境及技术条件,金融账户数据适合通过层级治理推动数据共享,公用事业、电信等特定债务的非信贷支付数据适合通过混合治理或层级治理推动数据共享,P2P网贷交易数据适合通过市场治理推动数据共享,社交媒体、互联网留痕等数据在短期内最好通过混合治理或层级治理推动数据共享。最后,提出坚定“政府+市场”的征信业发展路径、推进不同类型替代数据的共享工作、科学论证不同类型替代数据对信用评估的作用等建议。

数字经济对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交易成本角度

数字经济正逐步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对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数字经济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机理出发,分析数字经济对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一个可行的视角。评估数字经济对我国农村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我国数字乡村建设的现状和问题,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数字技术应用对降低农业生产、销售以及金融服务等环节交易成本的作用,发现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中所形成的多种农村产业融合模式,并提出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建议。

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下高校教师非升即走制度研究

非升即走制度是美国终身教职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高校教师的筛选、激励和培养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视角下,非升即走制度是一种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委托代理机制,通过校方和教师签订合同的方式达成交易,以降低由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导致的交易成本。虽然我国许多高校在进行人才选聘时已经逐步引入非升即走制度,但是其他相关制度不配套使得非升即走制度未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选优和激励作用,从而影响到其实施效果。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下的业务外包对企业的经济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的业务外包作为一种新兴的组织模式,在企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交易成本理论来看,业务外包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济成本,从而使企业的经济绩效得到显著的提升。本文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对业务外包在我国企业发展中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了分析和探讨,以期为我国企业更好地开展业务外包提供理论指导。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交易成本

采用基于机器学习的文本分析方法和A股上市公司年报中关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词词频统计来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标,本文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交易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表明该结论是可信的。同时,本文将数字化转型指标分解为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技术以及数字化应用等五个子指标,检验结果也证明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交易成本抑制效应的存在。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信息搜寻成本、契约签订成本和契约履行成本等不同类型的交易成本均有抑制作用,而且高新技术企业和非数字经济行业的相关企业能更好地利用数字化转型降低其交易成本。

控制制度性交易成本 优化营商环境

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以控制成本为核心优化营商环境”。从湖北营商环境评价指标看,18项指标中有一半涉及费用问题,成本高低直接影响指标评价和得分,影响区域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形成。湖北当前生产要素成本已经大幅度下降,如,2023年上半年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稳中有降,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96%,同比降低25个基点。

规模经济、交易成本与中国古代的统一分裂

从大国规模经济与组织国家交易成本之间权衡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统一与分裂的动机。研究发现:特殊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所产生的对治水、抵御风险和防止游牧民族入侵等公共品需求,凸显了大国的规模经济;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以郡县制和官僚制为代表的中央集权制的确立以及维护中央集权措施的实行,有效地降低了国家组织和管理的成本,使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官僚体系膨胀、人地比的变化以及气候变迁等因素改变了组织国家的交易成本,造成了中国古代统一与分裂的周期性循环。

交易成本约束条件下的经济区效率分工规模研究:来自上海浦东新区的数据

在两个人组成的生产系统基础上建立李嘉图模型,将交易成本与分工经济效用同时引入分析框架,构建出经济区效率分工规模的数理模型,并以上海浦东新区的年度经济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证明:在既定的技术平台上,经济区存在着一个最具效率的分工规模,而专业化的技术效率和经济区内的技术进步是影响这个效率分工规模的关键性因素。基于此,在经济区的运行中,政府不应根据主观偏好盲目扩大经济区的行政边界,同时应努力提升区域内的技术进步能力以有效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从而达到有效拓展经济区效率分工规模的目的。

新、老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比较——从“本能、习惯”到“交易成本”

新、老制度经济学在逻辑起点和起点范畴、核心范畴、逻辑主线及理论构件等方面都各自有一定的特点,更有许多“异曲同工”之处,主要表现在逻辑主线和理论构成的方式上。新、老制度经济学逻辑主线是方法意义上的主线,一个在明,一个在暗;老制度经济学并不是没有统一的理论体系,而目前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呈现出开放的、松散的特点。老制度经济学是一个“保护伞”,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共识集合”、一个“集众多学科于一体的企业”,总体上,二者之间并非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一脉传承的。

农业企业化经营中的交易成本和规模经济

农业企业化经营是指用企业的经营思想或理念去经营农业,其经营的过程主要涉及农户、企业和政府三方,他们之间在农业企业化经营中的收益分配问题和经营成本、收益问题,是农业企业化经营中的核心问题。文章从制度经济学视角,通过对产权制度与交易费用、规模经济理论等的进一步分析,提出了建立激励政府人员参与经营的机制、提升农民文化水平和市场意识以及着力培养农村能人等解决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