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竞生走向共生:六堡茶传承中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互嵌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广西实践系列之四

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和结晶。六堡茶是岭南地区的特色茶,体现了瑶族与汉族饮食文化的共生之美。在六堡茶文化的变迁过程中,通过“舜帝南巡”“茶箩娘”等民间叙事,岭南先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得到延承;通过制茶技艺从瑶族内部家族传承到各民族间师徒传承方式的转变,区域社会中的族际关系从竞生最终走向共生。同时,当前六堡茶从“侨销茶”向“畅销茶”的发展转向有助于多民族互嵌式的产业共同体建设。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六堡茶已成为一种富有情感共鸣和精神认同的文化符号。

明清鸡足山兴起中的多民族共塑与交融

大理宾川鸡足山是一座跨民族、跨地域、跨宗教的圣山。鸡足山在明清时期作为圣山兴起的过程,是区域社会中各民族对鸡足山景观的共同塑造、朝山盛节共庆、生产生活物资互通的过程,同时也是鸡足山被各民族接纳认可并被构建为多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的过程。一部鸡足山圣地的兴起史,于区域社会而言就是一段多民族共塑圣山的交往交流交融史。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过程中,鸡足山逐渐成为各民族共筑共享的精神家园。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背景下节日文化空间的现代转向研究——以瞿昙寺“花儿”会为例

在上百年的历史传承中,瞿昙寺“花儿”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着自我调适,以应对外界的变化。近年来,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逐渐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瞿昙寺“花儿”会的变迁发展迅速又剧烈,活动形式与内容不断丰富与创新,其所承载的传统社会功能也随之改变。与此同时,其对周边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由多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空间,既具有民族融合、多元共存的文化特征,又是各族人民历史文化长期积淀、交融的呈现。

依嵌而融:东部沿海城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维互嵌要素研究

东部沿海城市已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全方位相互嵌入的重要场域。人口要素、空间互嵌、经济互嵌和文化互嵌构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场域环境、物质条件和精神依归。以天津市为例,在人口基础要素方面,民族成份齐全多元,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增长较快等,使得各民族社会交往的人口资源增量较为丰富。在空间互嵌环境方面,民族空间交往的场域环境存具区际分布结构、民族聚居结构和社区互嵌结构的差异性。在经济互嵌条件方面,民族就业领域存在集中化现象,各民族围绕职业领域和就业分布进行民族生产交往。在文化互嵌依归方面,通过各民族文化互嵌共生,强化中华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教育,增进了民族精神交往。要坚持“并重”思维,理性看待民族就业分布集中化现象,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建设民族互嵌式社区,顺势而为地推动东部沿海城市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和深度交融。

节日表达与文化共生:节日促进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在经济发展上互为补充、文化上相互吸纳、生活上互相尊重,其节日文化中烙刻着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成为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和媒介。就节日符号而言,可划分为中华民族共有传统节日、少数民族特色传统节日和新型节日。就节日促进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交往交流交融的媒介价值与实践逻辑而言,在日常生活实践、社会互动和文化认同中表明节日可以促进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以节日为媒介构建出经济空间、互动空间和仪式空间来展现其实践逻辑,维系了地方认同和民族内聚力,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重视挖掘节日的共有共享媒介价值,促进散杂居地区民族乡村各民族群众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唐朝初期中原与吐蕃佛教交融依存语境解读

吐蕃与唐朝因中原佛教结缘,而双方的交融依存发端于唐朝重启了儒家孟子性善论仁道思想,摒弃了过去天赋神权论的儒家思想。儒学扬弃之后在唐朝初期强调“仁”道,唐朝因“仁”和合吐蕃,佛教的中国化也在唐朝初期有了新的面目:“提倡众生平等”。儒学的“仁”转化为佛学的“众生平等”理念,形成了吐蕃与中原的基本交往范式,即以佛教为抓手,而以借鉴唐朝的基本思想为内容的事实。这也说明佛教在唐朝真正开始中原化了,而佛教在吐蕃还远未开始吐蕃化,文成公主入藏意味着吐蕃与中原启动了交往交流交融的加速模式。

共生·流动·聚合:文化基因视域下民族文化交融研究

民族文化交融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内容与突出表现。从文化基因视域观之,民族文化交融的条件是由原生式、附着式、辏合式、协同式组成的基因共生;其基础根植于以历史记忆、共情与文化认同以及文化传播为主要形式的基因流动;基因聚合的主流方式是偏利型、互利型交融,具体呈现为共享、层累、嵌合等多种表征。

基于课程思政的推拿学德医交融创新改革

为提高医学生的职业素养,国家提出高等学校进行专业课程思政,注重立德树人,明确德医交融的教育宗旨,从而发挥思想政治的教育作用。推拿学作为针灸推拿专业本科生的必修课程,其课程内容和教学作用具有鲜明的特点,对学生在技术和职业素质方面的要求更高。因此,在推拿学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将“德医交融”模式贯穿针灸推拿学专业的课程教学活动,充分挖掘和运用学科所蕴含的思政教育元素并将其传递给学生,培养医学生高尚的医德素养,对塑造学生成为德术双馨的医疗卫生人才具有非常必要的作用。但目前推拿学的课程思政文献报导较少,此文将结合推拿学德医交融方面的课程思政进行创新改革和探索,并为今后此学科关键科学问题研究提出一些新的思路,以供参考。

“法工交融”背景下司法鉴定专门人才培养路径研究——以政法院校侦查学、刑事科学技术专业发展为视角

司法鉴定等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离不开专门人才的培养和支撑。司法部《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细则》将侦查学、刑事科学技术列入司法鉴定准入的相关专业,为政法院校前述专业的转型发展和人才培养优化注入了新的活力。鉴于司法鉴定兼具法学和自然科学技术的交叉属性,其在成为侦查学、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职业导航新增长点的同时,需要处理好前述专业发展过程中的“法”“工”交叉融合,探寻契合司法鉴定行业所需的“法工交融”专门人才培养路径的构建。

职业院校公共基础课德智交融课堂的构建与实践——以数学课程为例

课堂教学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渠道,既要讲授文化基础知识,又要加强学科德育。德智交融课堂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宗旨,以学习为中心,将德育教育、课程思政与学科核心素养有机融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构建德智交融课堂的时代价值包括有利于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利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有利于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通过恰当介绍学科文化、巧用社会热点问题、创设学科实践活动、学科与专业相融通等策略在公共基础课中融入道德教育。

交往交流交融:中国式乡村现代化的民族动力——云南鹤庆新华银匠村个案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文化永葆生机和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民族动力。云南省鹤庆县新华村白族银器匠人一直有着“出门”习学做手艺的生活传统,匠人普遍以多民族交叉杂居的“藏族走廊”为主要地域空间,在长期的生活交往和技艺交流交融发展的过程中,以区域民族对银器品的消费需求为导向,不断借鉴和吸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元素,充实、改良和改造白族匠人自有的手工技艺,进而生成既保有中华传统文化底色又内涵多民族文化“众长”的白族银匠技艺文明。以新华村白族银器匠人的技艺成长为研究切入点,追寻匠人与他族交往交流提升技艺的过程事实,透彻阅观白族银匠技艺文明发展的民族动力源,可以进一步发现和发掘推动中国式乡村现代化发展的多民族文化要素。

历史记忆、仪式实践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滇西地区邓子龙信仰研究

历史记忆与仪式实践是联结区域社会共同体的重要载体。明朝中后期,中缅边境地区的各民族共同参与了抵抗缅甸入侵的战争,而奉命出征的邓子龙及其“平定边乱,保卫边民”的靖边史也成为滇西各民族代代相传的历史记忆。当地傣族、布朗族和汉族分别将邓子龙传说嫁接到各自的文化图式中,集体围绕邓子龙信仰举行“拜大关”“祭神刀”等仪式活动。从历时性的视角看,明代以来形成的邓子龙信仰为滇西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成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精神纽带;从共时性的视角看,滇西地区各族人民通过邓子龙信仰以及共建文化景观、共祀靖边英雄、共享庙会节庆,促进了边疆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了边疆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理学与经学相交融:晚明思想的新动向——以黄道周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时期的思想家,普遍对阳明后学展开批判与反思,由此出现了理学与经学相交融的思想新动向。黄道周即是这一学术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治学特点就是理学与经学思想相交融,主张以六经治世的同时,又不舍弃以理学治心的传统。从黄道周的学术生平来看,理学类的问业著述与经学类的著述是交迭出现的,说明在其一生治学中,对理学与经学始终是兼顾的。即便是在《榕坛问业》这样一部以理学为主的问答录中,也常常涉及经学内容。从工夫论角度看,黄道周理学与经学思想的交融体现为一种回环互补与融合统一的模式,他认为工夫不是节节往上、一劳永逸的,而是前后兼顾、回环往复的整体形态,换言之,治世与治心是并举的,都是本体上的工夫事业,并由“敬”贯穿始终,使治世与治心融为一体、相互成就,由此保证至善的状态长久维持下去。

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形有感有效——读《图案与仪式:融合发展中的云南多民族文化》

时空意识是各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基本符号,要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首先要从时空观念入手;而一个民族的时空观念往往与其民族的图案或各种仪式展演有关。《图案与仪式:融合发展中的云南多民族文化》正是从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时空意识入手,通过自己的“看”与“听”精心绘制了各民族共同筑就的“七彩云南”的空间之美。

北魏赐客制及其对民族交融的影响

拓跋珪恢复代国之时,实行使归顺者能够获得客身份的做法。北魏建国后,道武帝拓跋珪使赐客的规定制度化。北魏国家使“归国”少数族首领能够成为授客对象;而对“归国”汉人而言,只有上层群体,可以获得“客”身份。北魏国家对客实行了优待的措施,使少数族和汉族的客能够受封爵位和受任职官,并且,还能获得物质赏赐。尤其对少数族人的客,北魏国家实行赐婚的做法。因为北魏赐客制的实行,使客阶层与拓跋鲜卑统治者建立起牢固的君臣关系,并在“归国”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因而,也就促使“归国”群体的独立性逐渐泯灭。而且,随着孝文帝汉化措施的推行,使代人与汉人的交融不断深化,从而在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取向上日趋一致,因此,北魏实施的赐客制对促进北方民族交融,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推动作用。

民族民间文学和舞蹈的交融及对旅游产业的影响——以陇南白马藏族为例

民间文学和舞蹈是民族艺术文化中生命力极其旺盛的两个部分,因为有着共同的文化地理空间和发展历史,且都用自己的方式确认着本民族的思想特质和精神信仰,所以它们彼此间有着天然的同一共融性。然而,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双方都还存在着一些缺口或者缝隙,需要彼此对照或者补充,才能向前健康发展。在对陇南白马藏族进行广泛调研后发现,它们在内容表达上可以相互补充、互通有无;在意涵阐释上,无论是整体寄寓,还是细节、意象的局部象征,都能互融互解。总之,双方形成了一种密切的交融关系,并对旅游产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些影响中,既有能促动旅游发展、提高产业效率的积极方面,也有导致旅游肤浅化、过度商业化的消极方面,更有未来数字化技术广泛运用后可能产生的多面影响,都需认真对待。

交往交流交融:坐卧用具遗存展现的辽代社会生活

坐卧用具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与经济模式和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自20世纪以来,随着辽代考古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大量坐卧用具遗存的披露为我们深入了解辽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辽代坐卧用具大多具有多元化的特征,这一特征也充分展现出辽代多元融汇的社会生活场景以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面貌,彰显了辽人对华夏技艺的传承创新与习俗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传统民族舞蹈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重构和逻辑依循——以广西都安布努瑶铜鼓舞为例

布努瑶是瑶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分布于广西的都安、巴马、东兰、大化等地。布努瑶铜鼓舞是瑶族民众表现生产生活、情感意愿的艺术展演,蕴含着复杂多样的民族交往关系,凸显平等双向的民族交流地位,呈现增进共同性的民族交融效果,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整体表达。布努瑶铜鼓舞存在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有机整体“相继延传”的链条上,可以连接族际互动整体中的内外逻辑。就内在逻辑而言,民族交往是源头,民族交流是连接,民族交融是效果,共同表现为“动能—势能—效能”的相互作用关系;就外延逻辑来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物质空间中的统一和在精神空间中的深入。新时代,应充分发掘布努瑶铜鼓舞的文化价值,发挥其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作用。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与实践路径——以多民族交汇的鄂西南地区为例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蕴含了多民族互存互补互融的重要信息,挖掘、保护和传承其历史、经济、和谐、精神等方面的价值,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现实参考意义。在鄂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肇始(远古至先秦时期)、初步发展(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快速发展(隋唐宋时期)、缓慢发展(土司制度时期)、飞速发展(改土归流至民国时期)和深度互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等各个阶段,都体现了族际流动、商贸交往、文化交融和碰撞冲突等多种互动的实践路径。当下,以史为鉴,为我们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交互共存:从甘青“花儿”看多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花儿”是生长在西北大地上的一朵艺术奇葩,蕴含丰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内涵。“花儿”是西北地区多民族集体的智慧结晶,也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基质。在中华文化的大熔炉中,“花儿”是其中的瑰宝,它的旋律流淌过岁月的文化长河,歌词浸染着各民族文化的鲜明色彩,以摄魂夺魄的艺术魅力,涤荡着千千万万民众的心灵,真正彰显了各民族交融共生的社会理路。文章以传唱在甘青地区最为广泛的河州“花儿”为例,以交互共存的文化特质为切入点,探讨甘青“花儿”中呈现的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养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