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犯罪现状调查及治理对策研究——以S市交通犯罪治理为视角

在建设平安S城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S市交通枢纽系统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衍生出交通风险隐患递增与群众安心出行需求的矛盾。当前,S市交通事故逐年增加,交通犯罪量大势猛,整体交通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严重威胁着城市安宁和群众出行安全。在界定交通犯罪内涵的基础上,从犯罪原因三元论的视角讨论交通犯罪发案的主要影响因素,运用犯罪统计、文献研究和案例分析等方法,结合S市交通建设实际,揭示交通犯罪的发案形势、主要特征及形成原因,可以进一步探索治理我国城市交通犯罪的有效路径。

系统论视角下交通犯罪之风险治理

Luhmann系统论认为系统自创生自己和它所包含的一切要素,进行封闭性自我指涉的再生产,不断以每一运作为起点不断自我更新。现代刑法作为自创生子系统不断自我复杂化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以结果犯为主要犯罪类型的思路,走向抽象危险犯的立法设计,经由抽象危险犯之春秋诛心手法,用以警戒引导甚或型塑公众在风险社会中的行为模式。交通犯罪就属于这种侵害集体法益的类型,是风险刑法治理的典型。我国面临的交通形势十分严峻,不遵章守法的人为因素是造成交通事故最主要的因素,而国外的经验证明行政处罚以及民事赔偿难以有效地控制驾驶危险行为,考虑入罪化反而能有效强化驾驶人遵守交通秩序,有效减少交通事故。

海峡两岸交通犯罪比较研究

交通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现代型犯罪,海峡两岸都有明确规定。大陆刑法对交通犯罪的罪名排列较为混乱,没有区分普通过失和业务过失并分别配置不同的法定刑,并且刑罚配置单一;台湾"刑法"对交通犯罪区分普通过失与业务过失,就后者配置高于前者的法定刑,并配置罚金刑且将其升格为主刑,这些做法值得大陆研究和借鉴。

我国交通犯罪的现状及刑事对策探讨

随着我国现代交通事业的发展,道路交通秩序也越来越重要。我国目前交通事故频发,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惨重,交通安全的现状令人担忧。面对严峻的交通安全形势,我国的刑事对策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交通犯罪的罪名单一,没有形成对交通秩序的立体保护,法定刑偏低,对于一些重大的、恶性的交通犯罪案件无法做到罪刑相适应,司法实践中对交通犯罪案件也存在过于从宽的办案指导思想。为了完善交通犯罪的刑事对策,必须增加新的罪名,同时注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注重对交通犯罪人的教育改造以实现特殊预防。

日本道路交通犯罪立法体系修正及其启示

日本《刑法典》2001年、2004年和2007年的三次修正涉及道路交通犯罪,内容包括增设新罪名、提高法定刑等。日本道路交通犯罪立法体系对我国启示有四:一是完善我国危险驾驶罪的客观行为方式;二是采用结果加重犯的立法形式;三是规定危险驾驶罪完善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四是明确规定危险驾驶罪的共犯问题。

论我国交通犯罪的刑罚配置及其完善

交通犯罪是日常频发的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对交通犯罪的刑罚配置单一,既没有配置罚金刑,也没有规定资格刑。因此,有必要将罚金刑升格为主刑,对交通犯罪配置罚金刑,同时增设剥夺从事特定职业或者活动的权利的资格刑,尤其是禁止驾驶、吊销驾驶执照或禁止颁发驾驶执照,增设社区服务刑。

道路交通犯罪刑法规制的完善

通过对《刑法》修订及《刑法修正案》的出台,我国在道路交通犯罪规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立体式法律惩治体系。但是,无论是从宏观的立法模式、立法结构,还是微观的概念含义、犯罪构成等,我国道路交通犯罪刑法规制均存在较大缺陷,故对完善道路交通犯罪提出立法建议。

自动驾驶技术背景下道路交通犯罪刑事责任认定新问题研究

随着自动驾驶时代的到来,传统道路交通犯罪的形态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犯罪行为类型发生巨大转变:醉驾、追逐竞驶等“人为”危险驾驶行为势必大幅减少;驾驶员在不适当环境下使用自动驾驶功能等新型行为具有刑法规制的必要;交通肇事罪“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的行为内容也会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刑事责任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归责的复杂性凸显。鉴于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征与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可操作性,不宜将其纳入犯罪主体范围。由自动驾驶汽车独立驾驶造成的事故责任,将传递至自动驾驶汽车的设计者、制造者、销售者、监管者、所有者或使用者(乘客):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依照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追究汽车设计者、制造者、销售者的刑事责任;应当考虑将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扩展至汽车的所有者与使用者,赋予其驾驶前检查车况、定期检测、保养车辆的义务;监管者则负有按照行业标准与规范,严格检测程序、对安全性进行评估的注意义务。

日本的交通犯罪

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日本交通犯罪的主要特点在于:第一,交通犯罪并非是由《刑法》规定,而是分别规定在《道路交通法》与《驾驶汽车致死伤处罚法》之中;第二,尚未造成被害人死伤的性质恶劣的危险驾驶行为,是作为违反《道路交通法》的犯罪来处罚的;第三,对于危险驾驶致死伤罪科处的刑罚是惩役刑(被科处强制劳动的拘禁刑),对于驾驶汽车过失致死伤罪科处的刑罚是惩役刑或禁锢刑(不被科处强制劳动的拘禁刑)或者罚金刑,对于违反《道路交通法》的犯罪科处的刑罚是惩役刑或者罚金刑;第四,对于肇事逃逸行为,是根据《道路交通法》第72条第1款,以"违反救护义务罪"来处罚的,这样,刑法理论还需要研究保护责任者遗弃致死罪与杀人者之间的界分问题。

论交通肇事犯罪人的特点及刑事责任

交通肇事犯罪人属于一般自然人主体,具有与传统犯罪人不同的性格特征,交通肇事犯罪人在主观上是过失心态。行为人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加重处罚情形,交通肇事犯罪人的共犯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特殊处罚情形,交通肇事后行为人遗弃被害人的,应当按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处罚。应当从刑事立法、刑事政策、犯罪学理论三方面入手,加强对交通肇事犯罪人的预防和惩处,有效防止交通肇事罪的发生。

交通肇事犯罪疑难问题探讨

交通肇事犯罪的主体为一般自然人主体 ;交通肇事后逃逸是交通肇事犯罪的一个量刑情节 ,而非定罪情节。对交通肇事后逃逸致人死亡应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定以交通肇事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我国刑法尚未确定过失共同犯罪的情况下 ,不宜认定交通肇事共同犯罪。

英国道路交通法犯罪规定的启示

英国道路交通法关于犯罪的严格规定 英国关于道路交通犯罪的立法，可谓在西方国家中最为完备者之一。1988年英国颁布道路交通法之后，又在1991年和1996年两次进行了修订。该法规定：在道路上或其他公共场所，以危险的方式驾驶机动交通工具造成他人死亡的，构成“危险驾驶致人死亡罪”；在道路上或其他公共场所，

交通事故型犯罪中被害人危险接受的法理探析

被害人明知被告人实施危险行为,仍然同意参与其中,并造成自己法益损害时,构成被害人危险接受。在现代社会,被害人危险接受最常见于交通事故型犯罪,它旨在探究被害人对被告人刑事责任归责的影响。被害人风险接受和被害人承诺在同意对象和主观结构上并不一致,将两者混同将导致刑法丧失社会风险应对能力。对被害人危险接受的考察,必须结合过失犯罪构成要件的特征,进行规范化认定。在自控型危险接受中,被害人支配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可以阻却被告人犯罪的成立;在他控型危险接受中,是由被告人实施违背注意义务、控制风险流程的行为,该当于犯罪构成要件,故需承担刑事责任。但在被害人有唆使、怂恿行为时,成立被害人过错,应对被告人从宽量刑。

自动驾驶汽车交通犯罪中刑法规制研究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如火如荼地开展,自动驾驶汽车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在道路交通领域的一项重要应用逐步进入大众的视野。其在促进生活方式走向便利与智能化的同时也对传统的以"人"为行为主体的刑法造成巨大冲击,引发了一系列的刑法适用难题:自动驾驶汽车辅助下产生的新型犯罪行为、"算法黑箱"导致的传统刑法因果关系链条模糊、自动驾驶系统的自主性导致的犯罪主体缺位等。这些问题的不同解决路径昭示着其背后的法理争议:交通犯罪行为方式的范围是否需要拓宽?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产品能否具备独立的犯罪主体资格?自动驾驶场景下交通犯罪应如何归责?本文将立足于对自动驾驶主体资格进行否定的立场对其交通犯罪的刑事归责问题进行刑法规制探讨。

危害交通安全犯罪的刑事立法

工业革命与现代科技的发展应用使现代社会成为风险社会。风险社会里刑法成为国家管理、控制风险的重要工具。风险社会中的危害交通安全犯罪立法更加关注犯罪化的趋势。我国刑法中的危害交通安全犯罪仍然是基于传统刑事责任理论的立法,不适应预防交通事故发生的现实需要,应该通过修改加以完善。

21世纪交通肇事犯罪预测

交通肇事犯罪是各种社会与经济矛盾综合反映的结果 ,有着不同于其他犯罪的独特行为特征 ,即可能属于过失犯罪也可能属于故意犯罪。社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经济、交通高速发展与交通基础条件不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决定了交通肇事犯罪现象的存在、继续和发展。在交通肇事犯罪行为特征和心理特征分析的基础上 ,根据交通、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可以预测 :未来交通肇事犯罪还将呈现相应的发展态势。在交通安全管理水平落后、驾驶员整体素质低下、社会道德水平整体下降的条件下 ,应当从技术预防和社会预防角度进行综合治理。

乌克兰修法严惩交通犯罪

对于仅有4700多万人口的乌克兰来说，平均每天因交通事故死亡21人的确让人触目惊心。不断发生的恶性交通事故使得乌克兰有议员甚至提出应当把交通安全提高到国家安全层面，因为高发的交通事故已经对鸟人口形势造成了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