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产业共聚与中国制造业生产率

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首先系统地梳理现有产业集聚类型,辨析其促进经济发展的微观机制。基于2007年制造业企业数据,采用EG指数测算了多种类型集聚的特征,进而考察其对产业生产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某一产业的集聚更多是由下属产业间共聚组成,但下属产业自身的集聚才是促进效率提高的关键。在控制企业规模的情况下,区县层面产业集聚弱于省区层面,但是集聚效应在区县和地市层次发挥作用。同一产业下属各产业间的共聚不利于效率的提高,产业共聚可能更倾向于跨行业间多样化的共聚,而不是同一个产业内相邻产业的共聚。通过对产业集聚的细致考察有益于把握区域经济真实状况,把握关键提高效率的集聚,构建合理的产业集聚政策。

产业共聚、区域创新与空间溢出——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外部性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已经得到证实,但产业共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尚不清楚。本文基于2000—2016年长三角地区的行业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产业共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产业共聚显著促进了区域创新产出,相比部门内不同的产业共聚,跨部门产业的共聚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2)产业共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不同的产业共聚对同种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同一产业与不同产业的共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亦存在差异;(3)邻近地区的产业共聚和区域创新均对本地的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本研究认为多样化、跨部门产业共聚可充分发挥集聚外部性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产业共聚和区域创新可实现双赢,产业与区域创新政策应形成内外联动,应树立产业发展和区域创新的双协同和全局思维。

基于所有制视角的中国工业产业共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探讨了中国所有制工业空间共聚问题,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构建了所有制工业空间共聚的理论框架,对理论机制进行分析。采用中国31个省份2005—2013年的数据进行现状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所有制工业产业内空间共聚水平高于产业间空间共聚水平,其中,资本密集型产业内空间共聚水平最高;(2)国有工业资本密集型产业与非国有工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空间共聚水平最低;(3)对于产业内集聚来讲,要素禀赋差异和效率差异越大,越不利于集聚水平的提高;(4)无论是产业内集聚还是产业间集聚,提高需求关联度、降低政府干预水平、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降低运输成本,都能够有效促进集聚水平的提高;(5)非国有工业之间的产业集聚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国有工业与非国有工业的产业集聚具有明显的空间极化效应。

国家级新区产业共聚的动态演变与趋势预测——来自浦东新区与滨海新区的实证研究

国家级新区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区域优势产业集聚的主要空间载体。本文以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为样本,选取二位数工业产业数据,对2003-2015年两新区产业共聚发展演进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并对未来产业共聚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分析,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两新区在产业布局上呈现错位发展态势,具体而言,浦东新区产业共聚集中分布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间,而滨海新区产业共聚则集中分布于资源密集型产业间;第二,2003-2015年,浦东新区产业共聚水平整体成上升态势,且共聚产业分布发生较大调整;滨海新区产业共聚水平有所下降,且共聚产业分布并未发生明显调整;第三,预测分析发现,现有浦东新区共聚产业集聚程度将有所降低,滨海新区在资源密集型产业间的共聚水平将进一步提升。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影响效应

平台经济的出现使产业集群的形成和演进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形成了依托于社区化、模块化生产的无边界性的虚拟集聚,产业分工也呈现出与工业经济完全迥异的模式。基于此,使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推演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内在机理,以及数字经济通过放大区域比较优势影响专业化分工进而赋能产业共聚的作用机制。以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样本,采用广义空间面板自回归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路径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产业共聚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产业共聚,专业化分工是数字经济赋能产业共聚的主要传导途径;(2)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对于产业协同发展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且数字经济对二三产业的空间共聚促进作用更强,更有利于一体化发展。研究贡献在于进一步丰富了数字经济与产业共聚的相关研究,为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思路。

城市群视角下的产业共聚与产业空间治理:机器学习算法的测度

城市群是未来中国产业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与重要地理单元。本文在机器学习Wasserstein距离算法思想的基础上,运用矩阵扩张Sinkhorn算法和熵正则化约束法改进Wasserstein距离算法及其求解方式,通过假设检验与蒙特卡洛模拟构建产业共聚指数,测算中国城市群的产业共聚水平。测度结果发现,中国城市群同二位数行业内产业间的共聚水平大于跨二位数行业产业间共聚水平;经济相对落后的城市群表现出明显的产业共聚特征,同时技术密集型产业在上述城市群内部偏向共聚;2007—2013年间中国城市群产业空间共聚水平总体呈下降态势,不同城市群的演化模式存在差异。本文还利用产业共聚指数的方向性,分析了不同城市群产业空间核心产业的差异,绘制出城市群产业空间结构。对产业共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投入产出关联、技术关联与规模差距对产业间共聚的影响显著为正,行业内部竞争水平从共聚和被共聚两个方向抑制产业间共聚趋势;城市群层面诸如政府规模等区域特征均与产业间共聚水平负相关。据此,本文提出了实施城市群产业空间治理的相应政策建议。

产业空间共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跨产业的空间共聚带来重要的正外部性。以静态技术进步模型为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产业共聚形成的产业空间网络对企业生产率绩效的影响机制,进而基于机器学习算法测度了城市群尺度下产业空间共聚水平,并结合微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产业共聚在“向共聚”和“被共聚”两个方向上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与效应强度。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生产率在两个方向上均显著受到产业共聚带来的正向外部性影响,且“向共聚”效应强度显著高于“被共聚”,产业间在不同方向上的共聚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和技术异质性。

产业空间共聚、知识溢出与创新绩效——兼议区域产业多样化集群建设路径

行业在地理上邻近非本部门的“技术知识池”能否有效提升其创新绩效?基于不同关联的地理邻近所带来的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本文在知识生产函数的框架下,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专利数据库,实证检验了行业方向性空间共聚形成差异化技术知识池的创新绩效提升效应。研究发现,行业创新水平会受到产业空间共聚形成的多样化技术知识池的正向影响,在使用英国的产业共聚指数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后,结论依然成立。其中,知识溢出是产业共聚受到非本部门技术知识池影响的主要机制。主动共聚的创新溢出效应明显高于被动共聚,技术知识池对行业创新规模的提升效应略强于对行业创新质量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具有投入产出关联的行业间只有主动共聚才能显著提升双方行业的创新能力,而具有技术关联的产业共聚产生了明显的“寄生作用”。本文的政策意义是,地方政府在构建区域多样化产业集群时要充分考虑产业间选址的空间依赖关系和历史规律,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行业监管,实现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工业企业共聚机制及其动因——基于所有制异质视角与微观企业数据的分析

从所有制视角出发,基于企业微观行为理论,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9-2009年数据,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探究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产业共聚意愿形成机制和中国工业企业二位数产业共聚动因。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所有制企业具有不同的产业共聚意愿,外商企业共聚意愿最强,私营企业次之,国有企业最弱;国有与集体企业易在采掘业、金属制品业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形成共聚,私营企业与外商企业在多个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二位数产业中形成共聚,港澳台企业与外商企业易在技术密集型产业形成共聚;整体上,我国二位数产业共聚呈现向中西部扩散态势,但技术密集型产业共聚更趋向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所有制因素与产业因素和地区因素共同作用时,能够增强单个因素的作用效果,尤其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共聚作用更为显著;私营企业与外商企业产业共聚、港澳台企业与外商企业产业共聚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产品动态技术关联与中国出口产业地理共聚

伴随着区域产业分工不断深化,不同空间尺度上的产业集聚尤其是不同产业间的共聚现象日益凸显。本文使用2000—2016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引入产品动态技术关联构建中国出口产品空间网络,刻画其演化过程及网络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考察产品技术关联对中国出口产业空间共聚的影响及其变动趋势,并从产品异质性视角补充相关实证证据。描述性分析发现:①中国出口产品空间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2000—2016年期间,中国出口产品空间网络结构由松散扁平向复杂紧密演化。②强关联产品在地理上高度共聚。③中国出口产品空间网络表现出产品间更集聚、联系更紧密、网络结构更复杂的特征,形成了一个密集而复杂的强关联核心。实证检验表明:①产品技术关联对中国出口产业地理共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一影响的边际效应在研究期内逐渐递减。②同行业与跨行业产品、高/低技术复杂度产品在产品技术关联影响产业共聚中具有差异化作用。其中,同行业产品关联对地理邻近的促进作用要强于跨行业关联;低复杂度产品无论与何种复杂度产品关联均能够显著提升其在地理空间上共聚的概率,高复杂度的关联产品则并未表现出共聚特征。本研究有利于为中国区域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指引。

Analysis on Micro Creative Spac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Urbanization View Field——Taking Micro Creative Garden of Gongshu District as an Exampl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m of new urbanization, a number of micro creative space has emerged in China. The micro creative space of Gongshu District in Hangzhou has experienced a rapid and mixed development. Consider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ose space, the following measures can help those space realize an organic urban growth： arranging the layout comprehensively, optimizing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mproving the planning management quality and optimizing public platform serx, ice support. The good development of micro creative garden can promote the full flow of creative element, so as to accelerate city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increase city space efficiency and promote the city innovation development.

供给侧路径、需求侧路径与出口比较优势提升

产业演化研究在理论和实证上均侧重供给侧因素,长期忽略需求侧因素的影响。本文从出口比较优势中分解出供给侧比较优势和需求侧比较优势,分析产业出口比较优势提升如何受其与本地供给侧优势产业、需求侧优势产业在关联网络中邻近程度的影响。比较优势分解结果显示,供给侧、需求侧比较优势分别解释了中国城市出口比较优势44.66%、29.70%的方差,二者均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研究发现,本地供给侧、需求侧优势产业的邻近度均与产业出口比较优势增长正相关,说明产业比较优势演化不仅具有供给侧路径依赖特征,还存在需求侧路径依赖特征,但该现象尚未受到现有研究关注。对供给侧邻近度和需求侧邻近度的作用路径分析发现,二者分别通过提升供给侧比较优势、需求侧比较优势起作用,这意味着在供给侧产业发展路径以外,还存在需求侧产业发展路径。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供给侧优势产业能为相关产业带来更多中间投入品支持、生产性劳动力蓄水池和供给侧知识溢出,进而促进相关产业供给侧能力提升;需求侧优势产业能与相关产业共享销售渠道,为相关产业提供需求侧知识溢出,从而提升其需求侧能力。异质性分析发现,供给侧邻近度对高技术产业影响力更强,需求侧邻近度对需求不确定性较大的产业影响更明显。同时,供给侧邻近度与需求侧邻近度均能促进新产业进入,但对在位产业比较优势提升、在位产业退出的影响存在差异。本文的实证结果说明产业演化理论可能需要从单一的供给侧路径分析转向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路径的理论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