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产业政策演进的历史考察及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发展逻辑差异,党领导政府推进我国产业政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赶超逻辑主导的中国特色产业政策先声阶段、发展市场机制的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体系构建阶段、高水平赶超逻辑引领的新时代中国特色产业体系阶段。我国产业政策实践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并在新的质态维度催生新质生产力,同时积累了丰富经验且为我国产业政策部署实施提供了基本遵循,即坚持以党的绝对领导为根本原则,坚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坚持以完善新型举国体制带动产业变革,坚持以新型工业化转换经济增长动能,坚持在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中开创产业发展新局面。

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自地方政府“五年规划”的证据

本文利用地方“五年规划”政策支持信息和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发现: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并通过增强企业的创新协同效应、市场开拓效应以及行业竞争效应等机制产生作用。异质性分析得出,相比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更能够推动企业创新,并且较高的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创新。进一步分析得出,高质量营商环境不仅能够提升产业政策的创新产出效应,而且能够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丰富了营商环境对产业政策和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为推动产业政策与营商环境协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产业政策、基金投资与企业股权再融资

如何有效引导资金流向政策支持的产业,是产业政策发挥效果、促进金融服务经济的关键。根据“产业政策引导基金投资,基金投资与产业政策的有机结合影响企业再融资”的思路,研究了产业政策对基金投资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了产业政策影响下的基金投资能否促进企业再融资问题。研究发现:产业政策能引导基金投向政策支持的企业;基金持股与产业政策的交互作用引导资本市场资金流向政策支持的企业,促进企业再融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产业政策、资本市场主体行为和市场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更好发挥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

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传递机制与情境条件——来自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逐渐接近技术创新的前沿,技术追赶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经济发展和产业政策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文章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传递机制和情境条件。实证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创新活动表现出“双重利好”效应,将同时提高被支持行业中企业的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传递机制分析表明,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程度、提高政府补贴力度、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带来更多分析师关注等中介因素驱动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情境条件分析发现,产品竞争市场治理、新闻媒体治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和高管团队研发经验会加强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发明专利对企业价值有正向影响且该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而非发明专利对企业价值有负向影响且该效应不具有持续性。研究揭示了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的传递机制与情境条件,为客观评估中国产业政策的经济效应提供了微观依据。

商业模式设计如何匹配产业政策以获得高企业绩效——源自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证据

采用NCA与fsQCA相结合的方法对89家新能源企业进行研究,求解引致企业高水平绩效和低水平绩效的多元路径,探究商业模式设计如何匹配产业政策,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研究发现:①商业模式设计、产业政策等单个要素并不是引致企业高水平绩效和低水平绩效的必要条件;②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均有助于产生高水平企业绩效,但是低水平低息贷款与低水平企业绩效无关;③不同商业模式设计类型之间可能存在协同效应,新奇型与效率型商业模式设计之间的协同性对实现高水平企业绩效具有关键作用;④产生高水平企业绩效的产业政策与商业模式设计组合可划分为两种类型;⑤相比于技术创新,高水平企业绩效更依赖于资源能力。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该重视产业政策与商业模式的匹配。

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出口开放度的影响:来自合成控制法的证据

跨境电商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一种贸易新业态,是否有助于缓解当前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外循环面临的挑战值得关注。文章以2012年和2013年实施的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作为准实验,运用合成控制法进行了反事实分析,以此来识别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试点城市出口开放度的因果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揭示了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试点城市出口开放度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跨境电商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的出口开放度,这一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表明,跨境电商产业政策对试点城市出口开放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降低试点城市贸易成本这一渠道产生的。基于上述分析,文章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措施与产业政策转型

发展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在时间分布上要动态合理地配置传统产业改造、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三大任务,尤其要高度重视用智能化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在具体策略上要积极推进针对现有产业的“智改数转网联”三大行动,尤其要注重“网联”行动;在治理结构上要大力培育“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中小企业三类主体,尤其要聚焦上下游互动与市场化治理,以突破各种创新的瓶颈;在动力机制上要努力增强创新、改革、开放三大引擎的动能,尤其要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在要素结构上要充分展现知识、技术、人才三大要素的市场价值,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同时,不仅要在理论上澄清一些认识误区,也要对现有产业政策的实施方式进行改革,如从注重产能扩张转向创新支持、从地方主导型转向中央主导型、从挑选“输家赢家”转向创造竞争环境、从补贴生产者转向补贴用户,以防止在实践中出现产能严重过剩等泡沫化现象与问题,最大限度地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产业政策如何支撑产业升级:基于深圳模式的解析

找到将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机制,是后发地区实现产业起步乃至赶超发展的前提。改革开放之初,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利用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将丰富的劳动力及土地要素与世界产业转移浪潮结合,找到了启动工业化进程的机制,并通过适时而变的产业政策,成功将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了竞争优势,推动地区工业化快速发展,并实现了产业结构的阶段跃迁。自1980年以来,深圳产业经历了四个阶段升级,目前部分细分行业已走到引领国际前沿的位置,塑造了多个特征鲜明的发展模式。从模式演化角度来看,主要有起步阶段外生驱动下的“内附-外嵌”模式、培育动态比较优势阶段借助外生动力衍生本地优势的补链模式、加入世贸组织后培育国际竞争优势阶段以内生动力驱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集群模式、目前深化竞争优势阶段通过知识融合哺育国际前沿新业态的融合模式。相应地,产业政策也经历了“试错型”产业政策、要素保障型产业政策、创新保障型产业政策和前沿探索型产业政策等阶段。深圳产业发展模式的跃迁是产业迭代升级的体现,也是有为政府适时调整产业政策的结果,未来应进一步引领国家构建有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国际一流产业生态。

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产业政策体系

在追赶阶段,推动传统生产力发展的产业政策具有以引进模仿为主和选择性两个典型特征。新质生产力原创性、颠覆性、不确定性的技术经济特征使产业政策的逻辑发生改变,自主创新的重要性提高,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失败概率加大,需要发挥市场微观主体的探索作用。加快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根据新质生产力的技术经济特征对科技创新、产业化、产业组织、法律与监管等方面的政策作出适应性调整。

美国产业政策复兴:目标、特征与启示

长期以来,自由市场经济被认为是美国经济的主要特征,美国政府也在国际上反对产业政策的使用。但近年来美国产业政策出现复兴,主要体现在直接干预型产业政策明显增多、推动产业本土化归岸化、加强供应链韧性与安全、加大新兴产业扶持力度等方面。从历史上看,产业政策在美国的崛起中发挥过重要作用。随着二战后美国取得全方位遥遥领先的地位,其支持产业发展的政策转向更加重视发挥市场的作用,重点支持科技创新,鼓励自由市场竞争,也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实施适度干预。当前美国产业政策复兴呈现出产业补贴的使用增加和力度加大、竞争前环节仍是产业政策的重点、联邦产业政策多以法案形式出台、注重不同政策间盟友间的协调配合等新特征。中国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产业政策仍然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手段,但随着我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迈进,也需要对产业政策进行调整。美国产业政策复兴对于我国全面认识产业政策的作用、更好地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

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资源获取与信息治理

基于沪深两市A股2007—2019年上市公司面板的经验证据,通过双重差分检验了“十三五”规划的静态效应以及动态效应,结果表明,“十三五”规划的出台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对于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水平的正相关关系,产权性质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而市场竞争程度和市场化进程分别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扩大银行贷款、商业信用、降低股权融资成本的融资约束缓解和公司信息透明度提升两条路径来提升企业创新。

烧碱和环氧氯丙烷产业政策解读

介绍了我国烧碱、环氧氯丙烷行业现状与发展趋势;解读了近期我国烧碱、环氧氯丙烷的产业政策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两点有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时序演化特征研究

首先,定义光伏产业政策叙事的3W框架,抽取光伏产业政策结构化内容,基于词频-逆文档算法,挖掘2011—2022年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关键词;其次,采用共现网络方法,可视化分析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最后,耦合时序要素,对应分析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焦点。结果表明:2011—2019年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聚焦于推广分布式光伏应用、解决光伏消纳等问题,而2020—2022年光伏产业政策叙事主题逐渐转向提升储能、保障消纳等方面。省域政策对国家政策的执行度较高,政策主题基本保持一致,但省域政策会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地施策,各地发展方向均有所侧重。从对应分析来看,不同阶段国家政策的叙事主题以及不同阶段省域政策的叙事主题均存在显著差异。省域政策年际间衔接紧密,政策执行力度强,政策寿命长;国家层级与省域层级的叙事主题和时间变量之间都存在非连续的局部相关性。

重点产业政策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组合调整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组合调整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重点产业政策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集中度的提高和出口产品范围的扩大。这种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突出。重点产业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等渠道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调整,同时,激烈的国内同业竞争和目的地市场竞争进一步强化了产业政策效应。除了影响受支持企业的出口行为,重点产业政策还能通过融资和创新的溢出效应带动相同二位码行业内非重点企业调整出口产品组合,培育其竞争优势。

基于政策“主题-主体-工具”维度的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政策演化研究

数字化转型产业政策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国家各级政府、各职能机构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然而,政策主题焦点变迁、主体协同关联、政策工具运用等是否存在问题,仍有待评估。基于2007—2022年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政策文件,运用LDA主题建模、共现分析、文本语义相似度计算技术,从政策“主题-主体-工具”三维框架进行文本挖掘,并结合可视化方法呈现结果。研究发现:①政策主题由“信息化发展→数据化发展→智能化发展”依次演进;②政策主体由“松散型→松散多主体型→紧密多主体型”网络结构依次转变;③政策工具运用呈现“重供给、中环境、弱需求”的特征,对“公共服务”“数据系统”及“服务外包”等次级政策工具的应用尚显不足。基于此,从注重政策主题的前瞻性规划、加强主体协调机制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产业政策

进入21世纪,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和各国之间竞争的制高点。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数字经济领域的系列产业政策,将其分为重点支持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信息产业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和强化升级数字经济领域的战略部署三个阶段。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时代,中国产业政策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一是功能型产业政策在整体产业政策体系中的分量与重要性日趋增加;二是相关制度建设成为数字经济领域产业政策体系的重要构成;三是重视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四是高度重视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扩散;五是促进数字技术在各领域的渗透、融合与发展。因此,高度重视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发展是当前强化功能型产业政策应用的重中之重,未来中国需加大对数字经济相应基础科学、关键基础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及应用扩散的支持力度,打通开放创新和自主创新之间的关键桥梁,从而进一步推动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准自然实验

选取200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开展准自然实验,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产业政策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创新产出。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政府补助、税收优惠等直接资源配置方式以及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帮助企业扩大外部融资的间接信号效应增加企业创新产出。进一步分析发现,市场竞争、政治关联会加强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正向促进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政策对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创新的激励效果更好。

成本视角下我国地方产业政策对供应链韧性的影响效果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同时,产业政策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本地区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基于2006—2022年A股上市公司和“十一五”至“十四五”周期内的地方产业政策数据,采用异质性分析、PSMDID实证分析等方法,以成本及其传导路径为切入视角,研究探讨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影响,揭示产业集群形成、技术创新提升和宏观经济环境差异性对地方产业政策降低成本的多维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地方重点产业政策能显著降低企业供应链成本,而一般产业政策呈现增加效果。PSM-DID实证分析发现,重点产业政策进入会降低供应链成本;一般产业政策进入则提升供应链成本,退出则降低成本且效果相较进入时弱,总体会增加供应链成本。地方政府在制定和调整产业政策时,应提高政策的针对性,促使多项政策协同增效,紧紧围绕产业集群发展与技术创新进行精准施策。同时,确保政策灵活可持续,优化经济与市场环境,并针对不同领域实施差异化指导。

适应新发展格局的产业政策体系演变逻辑与主要趋向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迈入新发展阶段后重塑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产业政策是新发展格局下将中国塑造成为有竞争力经济体的重要工具,对内激励竞争和对外强化安全成为产业政策新目标。基于经济发展阶段视角厘清产业政策、科技创新政策、竞争政策之间的融合、协调、退出与重构等关系,统合探究各类政策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的基本逻辑。进一步提出在多元化政策目标下,中国要打出一套以竞争政策为基础、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相互协调、选择性产业政策逐渐让位于功能性产业政策、科技政策由激励科技创新链条的后端向前端突破侧重、重大领域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政策“组合拳”,并提出通过建立多层次政策协调机制、健全产业政策的全流程治理机制等举措完善新发展格局下的产业政策体系。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发文主体及其合作网络变迁研究

30余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推动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借助词频分析等文献计量方法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1991—2022年发布的231份全国性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发现:①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大多由多元主体共同发布,且政策发文主体形成了动态变迁的合作网络;②随时间推移,网络规模逐渐扩张,网络内部主体性质愈发多元,从政府内部的职能部门拓展到政府外部的社会组织;网络结构愈发复杂,逐渐从“双圈层形态”演变为“一极多层形态”;③伴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及复杂性的增强,网络由“密集—均衡型”向“松散—集中型”转变。主体间互动关系的紧密程度降低,政策发文主体角色的差异增大,工信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特别是工信部,在合作网络中承担着更重要的角色,而新进入的行业协会类社会组织处于合作网络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