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元升值看日本的产业政策选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从日元升值看日本的产业政策选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厦门大学经济系龚敏，陈海帆一、问题的提出日本在６０年代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这二、三十年里已迅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大国。在其发展过程中日元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升值过程，从布雷顿森林体制下的１美元兑换３６０日...

科学发展观与产业政策选择

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设立的非均衡产业结构安排,虽然带来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却损失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损失了应当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就业岗位,也剥夺了一些人的公平发展机会。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是追求以人为本、机会公平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新时期的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的制定,应当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在注重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同时,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循环经济、节能、少污染产业。

武汉城市圈建设中的产业政策选择——从产业集聚效应的角度分析

武汉城市圈虽然城市密集,基础较好,但是城市圈内各城市间没有形成良好的分工合作,产业低水平重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通过运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建立集聚经济的分析框架,测算武汉城市圈内各城市的产业集聚效应,来探讨武汉城市圈建设中的产业政策选择问题。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在武汉城市圈中,黄冈市、咸宁市和天门市不适合优先发展工业,因此未来要增强自身经济集聚能力,加快经济发展速度,与武汉城市圈整体发展水平相协调;武汉市和仙桃市适合优先发展轻工业;黄石市、鄂州市、孝感市和潜江市适合优先发展重工业。

我国体育用品业的产业政策选择

据《中国体育年鉴》统计,我国的体育用品业共分为12类3300多家,但大多数属于"家庭小作坊"。我们以体育用品的服装业和体育用品制造业为代表,对体育用品行业集中度进行测算表明,我国服装业和文体用品业市场集中度分别为低和中。这说明企业规模较小,难以取得专业化分工优势和规模经济效益,企业也无力在研发上进行高投入。

纯电动乘用车选择性产业政策成效分析——对产业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启示

近年来,学术界和政策界关于产业政策的成效利弊开展了激烈讨论,但对产业政策的讨论只有放到特定经济社会背景与具体的制定和实施背景下才有参考意义。中国2009年以来采用选择性产业政策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就为这样的讨论提供了鲜活案例。国家产业政策制定者通过一系列选择性较强的产业政策来影响纯电动乘用车的技术选择和市场路径。我们的研究发现,在纯电动乘用车这个关键的细分技术领域中,国家政策支持的产业路径经过曲折过程才逐渐得到市场认可,同时其限制的路径也发展出了庞大规模。实证分析发现这个现象的产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1)资金投入的加大并不能有效缩短技术性能由低到高的改进过程,在技术发展应用初期设置过高的性能指标,可能需要以牺牲新技术的经济性为代价来实现;(2)政策对部分市场主体的歧视,反而会为其创造出不受政策约束的"执行真空",这虽然有助于包容不同于传统技术的经济特性,同时有可能也纵容了市场的无序发展。

选择性产业政策、资源配置扭曲与僵尸企业形成

选择性产业政策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选择了财政补贴这样一项被地方政府广泛应用的产业政策作为切入点,探究选择性产业政策与我国僵尸企业形成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发现,随着以财政补贴集中度度量的选择性财政补贴政策力度不断加大,企业僵尸化的可能性也相应提高。选择性财政补贴影响僵尸企业的形成主要是通过企业过度投资实现的,伴随着企业盲目扩张和过度投资,企业盈利能力逐步下降,行业产能过剩不断加剧,最终增加了企业僵尸化风险。更为重要的是,面对选择性财政补贴政策的激励,国有企业更可能成为僵尸企业。但是,随着行业竞争度的提升以及法律制度的完善,选择性财政补贴政策的负面影响会显著下降。本研究对于我国产业政策的优化以及僵尸企业的风险防范与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选择型产业政策式微与功能型产业政策出场

就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而言,以选择型产业政策为主的政策体系在培育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方面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在全球经济深度调整的当下,我国在产业政策实施的理念、手段以及操作方式上都必须尽快有所突破,特别是促进创新创业能力建设、解决产业创新瓶颈、构筑实体经济竞争力,应当成为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我国产业政策的主题。

关于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选择问题的探讨综述

近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就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的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现将几种主要观点概述如下: 第一种观点是“双重模式转换论”。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生活的重大改变,可以归结为两个模式的转换,即发展模式的转换和体制模式的转换。就发展模式转换而言,是从以产值增长为目标、以重工业快速发展为重点的粗放发展战略,向以经济效益提高为目标、重轻工业平衡发展为内容的内含型发展战略转换。

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自地方政府“五年规划”的证据

本文利用地方“五年规划”政策支持信息和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地方产业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发现: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并通过增强企业的创新协同效应、市场开拓效应以及行业竞争效应等机制产生作用。异质性分析得出,相比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更能够推动企业创新,并且较高的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创新。进一步分析得出,高质量营商环境不仅能够提升产业政策的创新产出效应,而且能够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本文丰富了营商环境对产业政策和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为推动产业政策与营商环境协同推动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选择性产业政策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吗?——基于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的证据

本文以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讨论了高企资质认定政策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作用效果与微观机理。研究发现,高企资质认定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并且促进作用随认定时间的延长而增强。但是,高企资质认定政策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方向和程度取决于企业的个体特征与外部环境,如所有制类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市场化程度以及地区竞争。研究还发现,高企资质认定政策主要从研发创新、资本性支出以及债务融资三方面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本文结论有助于理解转型国家产业政策实施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能够为事后客观评估中国产业政策的经济效果以及完善产业政策制定提供微观证据。

要素配置效率、选择性产业政策与制造业结构转型——基于东北地区的实证研究

提升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已成为破解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困境、实现我国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本文基于1998-2013年东北地区制造业面板数据,验证要素配置效率是否促进东北地区制造业结构转型,并探讨选择性产业政策对要素配置效率与制造业结构转型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提升要素配置效率可显著促进东北地区制造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选择性产业政策对要素配置效率和制造业结构转型的调节作用则与产能利用率有关,当制造业行业产能不足和产能合意时,选择性产业政策可显著提高要素配置效率对制造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然而,当产能过剩时,选择性产业政策则会弱化要素配置效率对结构转型的正向作用。

选择性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绩效--来自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的经验证据

以高企资质认定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该政策影响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与微观机理。研究发现,高企资质认定政策显著抑制了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绩效,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则取决于外部市场与政府的调节作用,地区过度竞争与政府过度干预不利于提升高企资质认定政策的实施效果,相反,提升地区市场化与行业市场化程度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政策效果。研究还发现,高企资质认定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导致了高新技术企业的"高投资、低效率"问题,另一方面引致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操纵行为。本研究不仅揭示了当下选择性产业政策实施的困境,而且厘清了可能造成选择性产业政策产生扭曲效应的作用机理,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产业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选择性产业政策与流通产业升级——来自要素市场化与配置效率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文基于2007-2020年流通产业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选择性产业政策对流通产业升级的影响,并揭示要素市场化与配置效率的链式中介效应。双向固定效应检验发现:选择性产业政策对流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控制相关变量后,选择性产业政策促进流通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不显著。独立中介效应检验发现:要素市场化和配置效率在选择性产业政策影响流通产业结构升级中均存在独立中介效应;要素市场化的调节效应均为正;要素配置效率在结构合理化中的调节效应为正,在结构高级化中为负。链式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选择性产业政策通过提高要素市场化水平抑制要素配置效率的链式中介渠道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正向影响,对结构高级化产生负向影响;存在三条链式路径:“选择性产业政策→要素市场化→产业升级”(控制要素配置效率)、“选择性产业政策→要素配置效率→产业升级”(控制要素市场化)和“选择性产业政策→要素市场化→要素配置效率→产业升级”,其中路径三的中介效应最大,路径二的中介效应最小。

选择性产业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政治关联与企业竞争地位的调节效应

实现“双碳”目标离不开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绿色技术创新是由政府引导、企业决策的重要部署,选择性产业政策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选取我国2008-2018年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选择性产业政策与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了理论探索与实证研究,并探讨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竞争地位在上述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选择性产业政策能够显著提升被支持制造业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而政治关联与企业高竞争地位均强化了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研究结论为我国政府如何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以促进绿色创新提供了指导,对制造业企业提升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推动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发展人工智能的产业政策存在的问题与调整思路

2016年以来,中央部委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文件,旨在推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在总结梳理中国过去30年所实施的产业政策不足的基础上,将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政府与中国各级政府所出台的人工智能产业政策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当前中国发展人工智能的产业政策存在一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有可能出现各地区盲目发展人工智能和产能过剩的局面。要想促进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需要对产业政策进行三方面调整。第一,尽量不要制定明确的量化目标,尤其要避免将人工智能与经济增长目标直接挂钩,以防引发不同地区之间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风险。在制定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时,可以采取“中央政府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的模式,让不同地区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第二,加大对人工智能关键领域基础性研发的支持力度,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第三,尽快从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功能性产业政策,减少对项目审批、目录指导等直接干预手段的使用,转而注重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促进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

我国的产业政策:不是存废,而是转型

产业政策有不同的类型,如选择性的产业政策(硬性产业政策)、功能性的产业政策(软性产业政策)等,我们当前需要研究和面对的问题,不是肯定或否定产业政策,而是需要实施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这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地发展。我国1987年引进产业政策时以选择性的产业政策为主,后续对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技术政策、产业布局政策做了详细规定,通过有保有压、有扶有控的办法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这种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在追赶阶段、在技术路线既定的条件下取得了成效,但并不能适应市场化改革的需要,也很难实现我们在创新驱动阶段所要追求的改善产业结构、提高效率的目标,因此必须加快产业政策转型。首先,要认真总结30年来执行产业政策的经验和教训,处理好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从以产业政策为中心转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从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次,要充分吸取中外关于产业政策研究的重要成果,制定更好的产业政策,解决好市场失灵情况下的诸多问题;再次,政府要改变行为方式,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增强市场功能、强化竞争方面多下功夫。

产业政策面临的问题:不是存废,而是转型

林毅夫、张维迎2016年关于我国"要还是不要产业政策"的争论,是一个无法证伪的"信念之争"。产业政策有不同的类型,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产业政策,而是更好的产业政策。通过对日本经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历史的分析,阐述了产业政策的两种类型: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和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讨论了我国引进的选择性产业政策的演变轨迹。根据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论说了产业政策转型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政策转型。功能性产业政策的有效实施,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三去一降一补",改善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率。

我国产业政策强化机制的探究与反思——基于稀土产业的案例分析

在产业政策有效性面临诸多非议的背景下,选择性产业政策近年来却被我国政府频繁使用。本研究关注于这一现象,尝试解释产业政策不断被强化的内在机制。基于理论分析、框架建构和以稀土产业为背景的案例研究,认为这一现象是选择性政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选择性政策所存在的内在缺陷以及其资源分配性质所产生的利益冲突使得政策执行者倾向于游说或者选择性执行,但中央出于产业发展的考虑以及政策制定个体"管制偏好"的存在会使产业政策偏离管制初衷,并陷入"强化、失效以及再强化"的恶性循环,而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则是产业政策强化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就产业政策使用和产业发展问题提出相关政策与建议。

中国产业政策的特征及转型分析

产业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而选择性产业政策往往体现出政府过度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政府选择代替市场竞争的特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其激励不足、阻碍创新和维系行政垄断等弊端逐步显现出来,制约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长期增长。因此,适应于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产业政策应该由选择性产业政策向功能性产业政策转型,形成竞争政策优先、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互补的公共政策体系。产业政策的作用范围局限在市场失灵和社会服务领域,政策手段由直接干预向市场监管和间接引导转变。

中国产业政策的反思与转型取向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哪一个国家不使用产业政策,也没有哪一个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国家是不使用产业政策就获得成功的,有效的产业政策对追赶型国家的成功必不可少,更没有哪一个发达国家为了继续巩固甚至进一步强化其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领先与优势地位而不使用产业政策的。在当今世界的发展中,产业政策无处不在已是客观事实。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重视运用产业政策是合乎规律的现象,时下对我国来说,要不要产业政策是个伪问题,要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真问题。正是从这一基点出发,在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实施产业政策的利弊得失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产业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借鉴二战后日韩产业政策转型的成功经验,着力从产业政策目标、模式、手段、绩效评价等方面,分析论证我国产业政策转型取向,并明确指出我国需要强化产业政策,加快推进产业政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