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目标约束、产业纵向关联与企业排污策略

深入分析环境目标约束对纵向产业结构上下游产业的减排差异及关联减排逻辑,对优化上下游产业资源配置,推动我国经济增长与污染协同减排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的环保目标责任制为外生冲击,基于2003—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实证框架,基于产业纵向关联视角探讨了环境目标约束对企业排污策略的影响。基准研究发现,环境目标约束能显著降低上下游产业的污染物排放。机制检验发现,环境目标约束会使企业通过总产值效应和技术效应来应对减排。下游产业主要通过降低产值来应对减排,但对上游产业产值影响不显著。产业关联效应会引发上游产业通过价格调整来应对损失,但下游产业无法后向关联影响上游产业产值。上游产业主要通过末端技术应对减排,下游产业则通过前端技术应对减排。上游产业的前端技术和末端技术可以向下游产业关联溢出,但下游产业的后向关联减排效应主要体现在末端技术。异质性检验发现,上游产业原材料制造业和下游产业非食品行业加工业的减排占主导地位,非国有和重污染企业、产业集聚和市场化程度较高、晋升压力小的地区的企业污染减排效应显著。文章通过一系列稳健性及内生性检验发现结论依旧成立。文章的研究为优化环境目标管理与推动纵向产业结构协同污染减排提供了现实依据与路径渠道,也为未来的政府“减碳”工作目标管理提供了经验启示。

知识资本投入、产业间纵向关联与制造业创新产出

产业间纵向关联是发挥知识溢出效应、推动产业协同创新和提升产业创新产出的重要桥梁。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制造业大中型企业分行业数据,测度上下游产业间的前向关联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并构建空间面板徳宾模型检验知识资本投入和产业间纵向关联对制造业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上下游产业间的创新产出相互促进,而知识资本投入对制造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说明中国制造业上下游产业间的协同创新效果还未得到充分发挥;自主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且技术进步方式的作用效果均受到产业间纵向关联的影响。营造适合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产业配套环境,充分利用基于产业间纵向关联的技术知识溢出,促进产业协同创新,能够提高制造业产业链整体创新能力,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动态跨越。

国企混改、产业关联与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TOE框架的机制分析

在中国企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创建世界一流企业的背景下,以2008—2022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国有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国企混改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以及产业关联形式的异质性。研究发现:国企混改有利于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并且上述结论在纵向产业关联的样本中更显著;基于TOE框架,国企混改主要通过鼓励技术创新、提高风险承担、增强供应链韧性进而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和非国有资本参与度较高的企业中,国企混改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积极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国企混改既能收获正向的市场反应,又能发挥资产保值增值的价值创造功能,显著地促进国企长短期价值增长。本研究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加快培育和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我国猪肉价格非对称性传递实证研究——基于产业链视角的考察

本文分析了我国猪肉价格在纵向关联产业链中的传递情况。结果表明,猪肉零售价格和生猪收购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中价格在纵向关联产业中的传递比较完全;而短期中价格传递表现出了显著的非对称性特征。据此提出应该加强对生猪屠宰加工、批发零售环节的宏观调控力度,创造使生猪养殖环节能够获得产业链平均利润水平的机制,以实现猪肉的稳定供给。

合作社再联合如何改变农业产业链契约治理

合作社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中流砥柱,是打好产业扶贫硬仗、稳步推进脱贫攻坚和农业产业化的重要载体。本文以纵向产业关联理论为基础,分析合作社再联合对农业产业链契约治理以及投机行为的影响,并检验合作社主导地位的调节作用。基于龙头企业与合作社的合作关系,以河南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为调查对象,收集347份有效数据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第一,合作社再联合密度会强化龙头企业与合作社之间的契约治理强度,使双方制订的契约内容更细化;第二,双方制订的契约内容越细化,合作社与龙头企业交易中出现投机行为的概率越小;第三,合作社主导地位会弱化合作社再联合密度对契约治理强度的正向影响,且契约治理强度在合作社再联合密度与投机行为之间具有负向中介作用。因此,合作社再联合使龙头企业对产业链的治理方式发生了改变,由重视违约后的惩罚策略转向交易实施前细化契约内容。

投资建设性支出还是保障性支出——去杠杆背景下的财政政策实施研究

如何在去杠杆的背景下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对中国财政政策的操作带来了较大挑战。本文通过构建包含资本密集度差异、纵向产业关联以及有限竞争金融市场等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政府投资建设性支出扩张时,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快速大幅上升,而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则先大幅下降、后微量上升;政府保障性支出扩张时,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快速大幅上升,而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则表现为温和上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水平整体较高,而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水平整体较低,且民营企业投资需求不振。提高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水平能够促进民营企业投资需求增加,并带动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提高,但不会造成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大幅增长。而且,产能利用率的上涨会提高国有企业的杠杆利用率,从而降低国有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因此,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政府要同时实现"去杠杆"和"稳增长"的政策目标就需要在控制、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水平的基础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施以保障性支出为核心的财政扩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