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临港产业聚集趋势变化与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区位熵和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

本文基于2011-2021年河北省唐山、沧州、秦皇岛10个临港产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区位熵对临港产业聚集时间趋势变化进行测算,并结合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河北省临港产业聚集与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河北省临港产业聚集在不同阶段存在波动特征,但整体聚集效应显著,产业聚集优势明显;港口吞吐量对临港产业聚集存在正向显著影响,泊位数量有显著负效应,产业扶持与港口设施建设存在相互挤出现象,同时,河北省内三港口区域临港产业聚集具有显著区域异质性。因此,应科学协调临港产业与港口设施投入,完善跨区资源协调机制,加强错位发展,并积极寻求腹地经济对接,推动临港产业带状集群形成。

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聚集路径--基于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检验

推动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是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三大产业聚集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产业聚集会抑制商贸流通业发展,而工业与服务业的大规模聚集,会促进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第二、三产业聚集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呈“U”型,在产业聚集低水平区域,表现为抑制效应,而在产业聚集高水平区域,呈现促进效应;产业聚集对商贸流通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渠道,加速知识、技术的传播与溢出,提升技术创新水平,提高商贸流通业生产效率。最后文章从加强产业政策引导、完善技术创新制度等方面给出相关建议。

市场分割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产业聚集和技术变革视角

基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背景,从理论上探析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进程中出现的市场分割扭曲现象与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系,并实证检验国内市场分割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国内市场分割显著抑制了中国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且不同时间阶段、不同地理区位,市场分割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有所不同;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市场分割主要通过阻碍产业聚集和技术变革进程两种渠道抑制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跨越一定的门槛后,市场分割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负面影响会边际递减;考虑空间溢出效应后,市场分割对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打破市场分割不仅是促进“制造强国”目标实现的国内市场保障,而且是对中国式现代化方法统筹“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所进行的积极探索。

市场一体化对京津冀城市群消费水平影响效应研究——基于产业聚集的中介效应

本文基于2011-2021年京津冀地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市场一体化对京津冀城市群消费水平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市场一体化可以显著促进京津冀城市群消费水平的提升,且这一促进作用在环京城市表现较为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市场一体化通过加快产业聚集,从而进一步促进京津冀城市群消费水平的提升。最后,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平台经济发展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兼论产业聚集与资源配置的作用机制

本文采用我国2011-2021年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平台经济发展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发展对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且这一结论经过了内生性和稳健性分析。从地区禀赋异质性来看,平台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作用机制结果来看,平台经济发展可以通过提升产业聚集和资源配置效率间接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据此,为多措并举推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本文提出加强政策引导、优化产业布局、加大人才培养、加强监管和规范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文化产业价值链视角文化产业聚集区建设模式探究

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各种生产力要素在世界范围内高速流动,在各地区文化元素碰撞、交融下,为文化产业聚集区建设创造了理想的外部环境。因此,文章以文化产业价值链视角研究文化产业聚集区建设模式,针对文化产业聚集区建设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借助这种方式对文化产业聚集区建设模式进行优化升级,以期充分发挥文化产业聚集区文化价值、经济价值以及社会价值,将其打造为当地文化产业新名片,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产业聚集与企业规模对我国工业能源效率的影响

随着我国工业发展与能源消耗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有效提高工业能源效率成了未来我国发展中的重要工作。基于2011—2019年我国工业面板数据,利用Super-SBM模型对工业能源效率进行了评价,构建了Tobit模型和面板阈值模型,分别分析了产业聚集和企业规模对于工业能源效率的线性和非线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能源效率整体水平较低,且呈现下降的趋势;无论是产业聚集还是企业规模都可以有效促进工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分区域来看,三大区域都可以通过工业产业聚集来促进能源效率的提升,但只有东部地区可以充分利用企业规模扩大所产生的优势来提高能源效率;产业聚集对于工业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单阈值效应,当聚集程度超过阈值,产业聚集对于工业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可以得到进一步加强,企业规模对能源效率并没有明显的阈值效应。

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产业聚集高地 科技动能摇篮

“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西安,这座享有“十三朝古都”美誉的城市,自古以来便是无数风流人物心驰神往的理想之都、云端之梦。西安曾以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使得这座城市成为历代王朝定都的首选之地。同时,它也成为代表中华历史的显著符号,蕴含着深远的历史价值。正所谓,“一部西安城,半部中华史”。如今,在新时代的引领下,西安依托其千年历史的深厚积淀,不断聚焦城市创新实践,展现出崭新的活力与光辉。

产业聚集、收入差距与环境污染

改革开放后,我国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区吸引了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进入,缩小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同时,人们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度也在增加。为了研究产业聚集、收入差距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是如何影响环境的,现今又会对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采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产业聚集、收入差距及二者交互作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聚集水平提升有助于降低环境污染,收入差距扩大则增加环境污染;产业聚集和收入差距的交互作用为正,说明收入差距的增加削弱了产业聚集对环境污染的改善效果。因此,应该在注重产业聚集区布局合理性、加大环保教育与宣传力度的同时合理缩小收入差距。

陕西省数字金融、高技术产业聚集与经济高质量增长--基于中介效应模型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目标的转变,数字金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合理利用数字金融将有助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实现。选取近十年陕西省十个地市级区域面板数据测度经济高质量增长水平,得出以下结论:陕西省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增长具有正向作用,数字金融能够驱动高技术产业聚集并加强正向作用。分区域来看,关中地区与非关中地区的数字金融均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但前者高技术产业集聚中介效应显著,后者高技术产业聚集中介效应不存在。各地政府部门应当加快完善数字金融体系,但对高技术产业集聚则应当实施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

金融产业聚集助力区域经济增长的表现及辐射建议研究

金融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助推力,区域金融集聚的出现可确保区域范围中的资源得到科学配置,并且持续产生集聚中心与周围城市投资、交易增长效应以及产业发展的支撑效应,创设更多的就业岗位,持续提升政府财政收支,确保区域各城市地位以及功能得到强化。而金融产业集聚在推进区域经济增长中具有哪些表现?还应通过什么样的举措来增加辐射效应呢?本文结合实际提出几点见解。

产业聚集、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国际贸易物流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2012-2019年WTO28个成员国国际贸易物流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聚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国际贸易物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产业聚集水平对国际贸易物流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加入全球价值链嵌入这一中介变量后,产业聚集水平对国际贸易物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有所下降,但总体影响仍为正向。同时,产业聚集水平对国际贸易物流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双门槛效应,即随着产业聚集水平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国际贸易物流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逐渐降低,并呈现非线性。据此,文章提出积极引导产业合理聚集、深化产业集聚政策改革、打破行政辖区束缚、提升产业出口能力、推动跨境物流合作等建议。

产业聚集、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效应研究——以东莞市为例

采用区位熵指标测算东莞整体制造业和20个主要制造行业的产业集聚程度,结果表明:东莞整体制造业具有产业集聚优势,集聚程度较高的4个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产业、纺织服装鞋帽产业和食品饮料产业。并以产业区位熵值为核心解释变量,加入区域创新投入要素,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得出结论:东莞整体制造业和创新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呈现线性促进关系;分行业的区位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各不相同,影响结果与产业区位熵趋势相关。提出东莞应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加大创新要素投入、积极引进人才等建议。

数字经济对产业聚集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作为经济增长新动能,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关键引擎。基于全国31个省区市2011—2020年间的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限模型,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聚集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聚集的影响并非线性,其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均受制于当地产业聚集的历史状态。总的来说,数字经济须达到一定水平才会对产业聚集产生积极作用。当产业的空间聚集程度较高时,数字经济对产业聚集的作用表现为先强后弱的正向激励;当产业空间聚集程度不理想时,数字经济对产业聚集的作用则是负向的。因此,地方政府应当有针对性地加大产业数字化的建设力度,降低产业聚集的数字化成本,以此提高数字经济对产业聚集的内化激励。

产业聚集视角下企业投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产业聚集和外国直接投资(FDI)在城市创新中所带来的区域内和属性的影响,在强调FDI对城市地区创新的外部性的同时,考虑当地产业结构的重要性,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FDI对创新的外部性更取决于城市内部的产业聚集强度,而产业多样性对外国直接投资对创新的外部性的影响较小。

基于修正E-G指数模型的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评价

战略性新兴产业聚集对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国家创新能力提升意义重大。从空间聚集、规模聚集和综合聚集三个角度出发,基于修正E-G指数模型,利用2010-2021年的数据对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聚集水平进行了评价。研究发现,2010-2021年间,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分布状态由均衡向聚集转化,皖南地区的空间集中度较高;规模聚集水平整体上也处于上升状态,皖中地区在规模上的聚集水平较高;综合聚集水平自2010年以来整体上处于上升状态,2015年以后上升趋势更加明显,其中皖中地区最高,上升趋势也更明显,皖南次之,皖北最低。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域文化产业聚集对传媒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研究

加快产业聚集的发展尤其是文化产业聚集的发展有助于提升传媒企业价值,这对于我国实施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基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域传媒A股相关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文化产业聚集对传媒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文化产业聚集对传媒企业高质量发展呈正向促进作用,文化产业聚集提升一个单位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域传媒企业高质量发展提升0.74%。西南地区与西部地区文化产业聚集对传媒企业高质量相关系数差距显著,文化产业聚集越高的地区其传媒企业高质量发展程度越高。最后,本文提出着力发展文化产业聚集发展的外部环境,保持文化产业聚集适度发展,合力推动文化产业聚集传媒企业能力提升相关政策建议,以供参考。

贵州旅游产业聚集度时空演化与影响因素分析

旅游产业聚集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运用区位熵指数法、地理探测器和GIS空间分析法等对2009—2019年贵州省旅游产业聚集的时空演化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贵州旅游产业聚集度处于全国较高水平,整体呈快速上升趋势;贵州呈现出中、北、南部旅游产业聚集程度较高,东、西部较低的空间分异现象,但异质性正逐渐减弱,聚集状态趋于均衡;旅游产业的空间分布差异是诸多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取决于单一影响因素;在研究时段内,贵州旅游产业呈现出以经济、市场条件为主导的聚集特性。贵州可以通过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丰富产业业态、提高产业市场化水平、加强政策引导促进旅游产业聚集,实现高质量发展。

基于产业聚集的军民协同创新研究

军民协同创新发展始终是推动建设航天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如果说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那么军民协同创新可以说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军民协同创新的关键是资本、知识和密集型劳动的整合,军民协同创新的深度发展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对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产业技术学习能力、技术溢出和产业聚集对价值链地位作用机制研究——双循环格局下广州汽车制造业的实证

后疫情时代技术封锁和贸易壁垒等外部不利因素影响加剧,研究产业价值链地位的内在因素驱动机制迫切而必要。本文构建了产业学习能力、技术溢出和产业聚集作用于国内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GMM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技术学习与溢出及产业聚集驱动国内以及全球价值链的路径,并结合广州汽车制造业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广州汽车产业价值链地位持续低于其他汽车生产大国、提升速度并不理想,广州汽车产业在全球和国内价值链地位主要由技术溢出拉动,同时汽车制造业产业聚集及生产服务业协同聚集效应转化为成本优势,进而带动价值链地位提升作用也较为明显,广州汽车制造业累计知识积累在模型中的回归路径估计系数为负,显示广州汽车科研投入与价值链地位呈现反向负相关关系,广州汽车制造业的科研转化效率有待改进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