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ogistic模型的产业融合动态分析——以四川省第一、三产业为例

产业融合是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趋势。笔者基于Logistic模型建立产业融合动态均衡模型,采用2000年~2015年四川省相关数据运用动态均衡模型,分析了第一、三产业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影响产业融合的各种因素。结果表明：四川省第一、第三产业之间存在较强的正向交互关系,彼此之间能够相互促进发展,但是第三产业对第一产业的正向冲击作用更为显著,加快批发、零售业以及金融业的发展是推进产业融合的重要因素。

基于三链动态模型的我国两化深度融合发展战略体系研究

当前我国两化融合迎来深度融合、全面推进的攻坚阶段。立足产业视角,通过构建我国两化深度融合的三链动态模型,结合两化深度融合的战略方向,深刻阐释并揭示了我国两化深度融合发展内在、本质的三大规律,最后提出了两化深度融合的三大战略举措,构成了我国两化深度融合发展战略体系。该体系动态演示了我国从"产业大国"向"产业强国"迈进的科学规律和生动蓝图,对推动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旅融合的经济增长空间效应研究——基于空间动态面板数据(SDPD)模型的实证分析

随着中国进入经济社会转型期,城旅融合作为现代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共促的产物,有助于实现"产""城""人"之间和谐均衡,进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无法忽视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2004—2015年30个省份的面板统计数据,采用空间动态面板杜宾模型对城旅融合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城旅融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影响机制检验显示,市场化进程对城旅融合影响经济增长具有双重正向调节效应,特别是市场化与城旅融合的空间关联互动能够增强城旅融合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优化是城旅融合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渠道,但此中间机制并不存在空间效应.

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动态测度模型及其实证检验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区域产业层面的协调发展,产业协调是地区发展的核心。基于此,本文借鉴并拓展徐现祥和舒元(2004)所构建的动态协调均衡模型,试图从几何和代数矩阵两个角度构建区域产业协调发展的动态均衡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重点以CAFTA(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前沿中国广东、广西、云南、海南四省区为例进行区域产业动态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全球均衡市场的中国人造板产业动态演化

从全球均衡市场角度，使用GFPM模型对2010-2030年中国人造板演化趋势进行动态模拟，通过引入GFPM约束的GDP增速、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量三个宏观经济外生变量，从产量、消费和进出口三个方面对中国人造板产业的发展趋势进行论述。研究表明：①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宏观环境将降低对传统GDP增长的追逐，人造板产业同样将出现增速放缓的走势；②就人造板产业结构来看，传统原材料和劳动力密集的胶合板比重将下降，资本和技术密集度相对较高的刨花板比重将得以提高；③中国人造板的传统比较优势可能会出现较大下滑，贸易顺差不断收紧，内需驱动将成为人造板产业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④人造板产业尤其是胶合板产业这种对资源和劳动力的高消耗且低附加值的产业转型与升级变得尤为紧迫，加快低附加值部分的国际转移应成为产业战略调整的重要思路。

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对文化消费的影响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创新生产经营机制,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新任务,文化产业部门正在着力推动我国文化产业与国民经济各产业的"跨界融合",从而推动文化业态创新和我国文化消费的转型升级。本文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我国2005-2015年30个省市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度水平,印证我国文化旅游新业态的成长与进步。动态面板模型的拟合结果显示我国文化旅游产业融合与文化消费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产业融合对文化消费水平的提升作用十分显著;文化旅游产业融合为市场提供了更复合、多元的供给品,满足了消费者日益升级的文化消费需求。因此,切实贯彻十九大报告精神,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完善政府职能,培育专业化的文化旅游产业人才,强化文化旅游产业投融资机制,依托文化产业融合带动文化消费的转型升级,是我国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途径。

物流产业融合、制造业产业链升级及政府策略

物流业与制造业的联动融合有利于物流企业的发展和制造业企业的产业链升级,但这种融合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促进和规范限制。在分析物流产业融合对制造业产业链升级的作用及政府影响的基础上,建立政府、物流企业、制造业企业的三方博弈模型,分析政府、物流企业、制造业企业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解,从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抑制机制、降低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两个方面提出政府的策略,以期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基于三部门新凯恩斯模型的分析

宏观经济由不同产业构成,其整体波动是不同产业波动的综合效果,蕴含了不同产业自身的波动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文章在考虑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实际状况的基础上构建了三部门的新凯恩斯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熨平经济波动的四种具体机制:粘性价格机制、部门需求转化机制、厂商价格策略互补机制和产业相对规模变动机制。通过数值模拟研究发现:考虑产业结构的三部门新凯恩斯模型明显优于单部门模型,能够较好地再现中国产业波动性大于总产出波动性的特征事实,文章模拟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降低宏观经济波动20%左右。文章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政府要实现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应注重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融合促进了制造业转型升级吗?——基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的视角

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是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从产业发展规模、产业结构、空间集聚和发展速度四个维度构建两业融合指标体系,利用耦合评价模型分别测算2003—2018年中国31个省两业融合水平;从产业结构、质量效益、创新能力、两化融合和环境保护五个维度建立制造业转型升级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并测算2003—2018年31个省制造业转型升级水平;采用面板空间杜宾模型、面板变系数地理加权回归研究两业融合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两业融合程度呈现上升趋势,东部地区处于领先,两业融合发展不均衡现象依然存在,并呈现扩大趋势;制造业转型升级呈现良性趋势,东部地区领先,但各区域差距在缩小;两业融合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直接效应影响大于空间效应;利用局部带宽地理加权发现这种空间效应在不同地区间存在异质性,发达地区两业融合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碳减排方案优化及其在产业升级中的效应研究

构建了包含能源消耗与碳排放的多行业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通过各行业的边际减排成本相等这一总体减排任务的合理分解方式,能够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并激发"创新补偿效应",具有相对较高的增长效应与福利效应.分行业单独制定碳减排约束时的边际减排成本较高,且无法产生行业间减排的联动效应,因而总体减排方案是有效的.碳强度减排方案优化后,其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效应也十分明显.测算结果表明,碳减排对工业结构"重型化"的控制效应明显,还将农业减排的压力转化为"富碳农业"发展的动力,导致经济中农业占比上升.服务业企业通过增大劳动和资本等要素的投入替代产生高碳排放的能源要素,减缓碳减排政策对其生产行为的负向影响并实现了稳定增长.随着减排强度的加大,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程度得到了显著提升.

产业振兴生产效率经济影响研究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以量化估算中国产业振兴中生产率变化的经济影响。主要结论:各产业的TFP的长期增长能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所带来的增长效应都很高。振兴规划中的机电、电力、物流、化学、交通运输产业的TFP增长的乘数效应很大。技术进步对产业振兴规划中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物质要素资本投入替代作用明显。走依靠技术进步的创新发展之路,才能科学有效地实施产业振兴规划,推进"两型社会"的建设和低炭经济发展。

两国产业保护非合作博弈分析

该文在产业保护的研究背景基础上 ,建立了两阶段动态博弈模型 ,用博弈论方法研究两国与两国产业在谈判贸易保护政策中的均衡 .然后 ,分析了关税、补贴手段对产业内销量和出口量 ,以及对市场价格和市场需求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 ,在文中假设条件下 ,产业的内销量与他国的关税无关 ,产业的出口量与本国的关税也无关 .只有当满足某一特殊条件时 ,本国关税才使本国市场需求扩大 .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农业经济适应能力的影响分析

基于系统GMM与动态阈值模型的实证检验,深入分析了数字经济在提升农业经济适应能力中的作用机制与效果.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生产效率,显著增强了农业经济的适应能力,且数字经济对农业经济适应能力的提升具有长期稳定性,并随时间推移影响逐渐增强.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纵向产业结构与杠杆率分化

在政府不断推进去杠杆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出现了国企与非国企杠杆率分化的现象,国企杠杆率降幅显著低于非国企。本文构建融合纵向产业结构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DSGE模型架构来探讨中国国企与非国企杠杆率结构性分化的成因。主要结论为:(1)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是导致中国企业杠杆率结构性分化的重要原因;(2)中国特殊的纵向产业结构以及政府隐性担保能够放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产业关联程度越低或者政府隐形担保比例越高挤出非国企融资,导致非国企杠杆率显著下降;(3)预期管理能够通过合理引导企业对货币政策的预期来抑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在理清中国企业杠杆率结构性分化成因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在去杠杆过程中应当注重硬化国企的预算约束;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纠正银行信贷配置的所有制偏好;加强央行沟通,以便于管理企业对货币政策的预期等。

我国经济周期平稳化影响机制研究

自2008年以来,经济周期平稳化是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本文尝试从经济服务化和产业关联的视角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具体而言,本文在工业和服务业两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中间产品使用的产业关联,产业关联的引入使得模型产生了冲击放大机制,而放大机制的大小取决于两部门中间产品投入比例.研究表明,由于工业部门使用更大比例的中间产品,其冲击放大机制更大;而随着经济的服务化,工业部门增加值占比下降则降低了经济整体的冲击放大机制,从而产生了经济波动趋稳的现象.通过两部门中间产品比重的数值模拟,本文证实了冲击放大机制的存在;进而对1995-2007年和2008-2018年之间的模型参数进行校准,并对两个阶段的模型所产生的经济波动性进行分析对比,结论显示,2008年之后服务业对工业的替代导致了更低的经济波动性和更高的宏观经济稳定性.

产业结构与劳动份额的统一性研究——基于要素替代弹性视角的理论模型解释

通过构建两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在要素替代弹性影响下产业结构和劳动份额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对应"工业化—去工业化—产业结构稳定"三个产业结构阶段,劳动份额有"先降—后升—再降"的变化规律,具体表现为:1)要素替代弹性的产业间差异可使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由工业向服务业流动,产业结构转型效应又进一步影响劳动份额,这可以解释我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劳动份额下降和2007年以后的劳动份额上升现象。2)要素替代弹性的增长容易引起资本替代劳动,这可以解释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稳定后的劳动份额下降现象。目前要提高我国劳动份额,应在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同时,通过增加劳动力供给、控制房地产业过热发展等措施,减弱资本对劳动的过度替代。

入世后我国产业政策有效性的CGE分析

通过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CGE),对我国入世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条件对我国的福利水平的提高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但是,在贸易自由化的冲击下,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的生产强化趋势也是存在着的,这一趋势的存在将使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低级化趋势。而通过产业政策干预,不仅可以使我国福利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而且能够保证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的顺利进行。因此,入世以后,我国通过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主导产业进行扶持,不仅有必要,而且是有效的。

财政收支结构变动、产业结构转型与环境质量改善

本文构建了包含财政收支结构、产业结构和环境质量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财政收支结构调整的影响效果进行了模拟研究。结论发现,财政支出结构由生产性支出向消费性和服务性支出的偏向,以及财政收入来源由污染型企业向清洁型企业的倾斜,激发了清洁型产品需求并减缓了公共资本累积,对经济产出具有倒“U”型影响,但会持续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最终改善了环境质量。此外,环境污染程度的增强或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够改变污染型企业的成本收益结构,放大财政收支结构变动对于经济与环境的影响效应。根据环境因素变化进行财政收支结构的动态调整,可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环境质量提升与社会福利增进的多重红利。

数字经济的产业效应——基于数据要素化的理论分析

构建异质性企业动态均衡模型,结合理论研究与量化分析,考察数字经济对产业生产率、产业内资源整合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引入数字经济后,出口临界生产率提升,生产临界生产率和产业平均生产率的变动由相应的生产率提升指数临界值决定,而产业内生产竞争程度缓解,产业内出口竞争程度加剧。数字经济通过改变要素边际产出和产业进入成本两条路径同时作用于产业经济,对产业内资源整合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即存在对应的数据相对价格临界值,在此临界值两侧,数字经济带来的影响截然相反,而这一相对价格临界值的取值大小和变化趋势取决于数据要素密集度、产品差异化程度和产业贸易成本等产业特征。本文研究不仅构建了产业数字化理论分析范式,为今后有关数字经济的产业效应研究打好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中国稳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政府应根据各方面产业特征实施精准的产业引导政策,因地制宜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投资建设性支出还是保障性支出——去杠杆背景下的财政政策实施研究

如何在去杠杆的背景下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对中国财政政策的操作带来了较大挑战。本文通过构建包含资本密集度差异、纵向产业关联以及有限竞争金融市场等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发现,政府投资建设性支出扩张时,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快速大幅上升,而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则先大幅下降、后微量上升;政府保障性支出扩张时,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快速大幅上升,而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则表现为温和上涨。当前,中国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水平整体较高,而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水平整体较低,且民营企业投资需求不振。提高产业链下游的民营企业的杠杆率水平能够促进民营企业投资需求增加,并带动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企业的产能利用率提高,但不会造成国有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大幅增长。而且,产能利用率的上涨会提高国有企业的杠杆利用率,从而降低国有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因此,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政府要同时实现"去杠杆"和"稳增长"的政策目标就需要在控制、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水平的基础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施以保障性支出为核心的财政扩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