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转移污染的法律应对问题探讨

本文针对当前产业污染向农村转移的现象进行分析,阐述法律方面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从立法、执法、司法三个角度出发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力求通过加大环境污染处罚力度、健全执法管理制度、完善司法救济程序等方式,使法律缺陷得到有效弥补,污染企业得到严惩,有效遏制污染向农村转移的势头,促进农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基于公众参与的污染产业转移演化博弈分析

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在市场机制调节作用下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市场失灵的存在为政府环境规制提供了理由。但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竞相放松环境规制,甚至实行零规制,使得政府环境规制也出现了失灵,而公众作为环境利益的相关者积极参与环境监督和管理,于是公众与污染产业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也就产生。本文运用演化博弈方法对公众与污染产业之间相互作用时的策略选择行为进行分析,以揭示污染产业转移的深层次原因。

环境规制视角下污染产业转移的实证研究

采用我国1991—2009年的年度数据,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分析,对环境规制、污染产业转移及国内工业企业生产与我国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污染产业转移与我国的环境污染具有长期唯一的协整关系和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严格来说,我国的环境污染是由污染产业转移和国内工业企业生产造成的;但是整体来说,污染产业转移并不是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其数量的增加反而有利于我国环境条件的改善;相比之下,国内工业企业生产给环境带来的污染更为严重。

污染产业转移能够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吗?——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

环境压力的与日俱增使得产业转移效应理应同时考虑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那么,污染产业转移究竟能否兼顾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为此,采用产业转移相对量指标以及粘性指标对广东省2000～2014年污染密集产业的转入和转出情况进行了测度,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污染产业转移对转入地、转出地及全省的环境经济综合效应。结果发现：（1）广东省污染产业转移无法兼顾转入地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却可以兼顾转出地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2）工业二氧化硫和烟尘重污染行业在各地级市的转移无法兼顾全省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但工业废水重污染行业在各地市的转移可以兼顾全省的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3）工业经济规模与环境污染呈现＂倒N型关系＂,并且技术进步可以显著抑制环境污染。

对我国招商引资中污染产业转移问题应予关注

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来我国参与经济建设,但同时也面临着外商向我国转移污染密集型产业的问题。在总结外资污染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的现状及分析转移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双边环境规制对中国污染产业区际转移的影响

污染产业的有序转移关系到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环境压力的缓解。笔者将双边环境规制纳入拓展引力模型,对中国区域间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动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治污绩效型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抑制污染产业的转入,而治污投资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则相反;污染产业转出地的正式环境规制和污染产业承接地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区际转移的影响显著;需求因素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不容忽视,双边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相近的地理位置显著地增加了污染品区际贸易,决定了污染产业转移的粘性特征。

污染产业转移对于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为了研究污染产业转移与中国西部地区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文章首先基于考虑环境因素的Malmquist-Luenberger（ML）指数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西部11个省份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变化情况,随后运用Tobit模型分析了污染产业转移以及其他因素对于西部地区工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中国西部地区工业行业全要素增长率呈现递增趋势,但各个省份工业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技术进步是推动工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忽视环境因素低估了西部地区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增长率。另外,污染产业转移促进了西部地区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增长,环境治理投资、研发投入与西部地区工业生产率显著正相关,对外直接投资、国有企业占比与西部地区工业生产率显著负相关。

污染产业转移视角下FDI环境外部性的跨界效应

通过FDI方式的污染产业转移会产生环境负外部性,在空间上存在跨界效应。这体现在承接污染产业会直接带来环境污染,从而引起居民福利的大量损失,而且还会因为自然因素导致跨界污染。目前,FDI的环境影响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许多地方政府为吸引FDI而进行的环境竞争,对这种跨界效应会起到相当的放大作用。因而需要采取调整政府人员业绩考核机制、鼓励地方政府增加环境投资、中西部地区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要求制定分类的FDI环境管理政策、实行跨区域联合治理等措施,尽可能减少甚至消除FDI环境外部性的跨界效应。

京津冀地区污染产业转移可行性评价

以京津冀地区污染产业为研究对象,从产业对环境的污染强度、在京津冀地区的经济地位以及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3个方面,选取污染密集指数、经济地位指数、中间需求率、中间投入率、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6个评价指标,基于改进的TOPSIS法构建污染产业转移可行性评价体系。并运用该体系,对近年来京津冀地区十大污染产业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一个产业在地区的经济地位以及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对其是否能够转移起着决定作用,京津冀地区转移可行性最大的4个污染产业分别是纺织业、金属矿采矿业、石油及炼焦产业以及核燃料加工、食品及烟草产业。最后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管制水平区域性差异与污染产业区际转移的效应研究

环境管制水平区域性差异是污染型产业发生区际转移的重要因素。污染型产业若不能"趋利避害",将导致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进一步加大。根据2000—2013年中国30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结果表明:东中西部地区环境管制和环境经济措施对污染企业数量的抑制效应强弱不一。东部地区环境管制水平较高,有效抑制污染产业企业数的增加;中部地区环境经济措施对污染产业企业数增加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西部地区环境管制水平整体较为薄弱。据此,基于合理一致的环境标准,根据区域差异性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以环境管理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并减少污染排放。

对外贸易、FDI与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实证研究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推进,污染产业国际转移日益频繁,对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依据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基于M&W污染密集型产业分类方法,利用中国2007-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对外贸易、FDI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出口贸易、进口贸易和FDI与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我国环保政策对于防范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是积极有效的。依据研究结果,从环境规制视角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污染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农村环保制度创新

城乡间产业转移对打破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但是,产业转移尤其是污染产业转移,容易引致农村环境污染,对农民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农村社会和谐以及可持续发展提出严峻挑战。制度缺失和体制机制不健全是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树立整体环保观,从思想理念、投入机制、管理体制、法律制度等方面创新农村环保制度,从而实现农村科学发展。

污染产业转移的动因分析

污染产业转移正成为中国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产业级差、成本-利益差及环境标准差这三个方面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动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在引进外资过程中改善环境污染的措施。

污染密集产业国际转移的时效性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环境意识不断高涨,使得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影响逐渐波及世界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将本国污染密集产业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在污染密集产业转移的相关问题的探讨中,各个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其中最有影响之一的理论是"污染避难所"假说。笔者在本文中分析了不同学者对于该理论提出的不同的观点,并从三个方面对该理论的时效性进行了分析。

垂直型环境规制对污染性产业转移的作用机制——基于地方政府竞争视角分析

以地方政府竞争为视角,梳理了环境规制、地方政府竞争与污染性产业转移之间的理论机制,又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垂直型环境规制对污染性产业转移的影响程度。研究结论表明:环境规制对污染性产业转移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很好地解释了环境规制政策对污染性产业的驱逐现象;地方政府以环境治理目标为竞争方式,环境规制政策明显减少了污染性产业的聚集,起到较好的环境治理效果;环境规制通过地方政府竞争对污染性产业转移的绩效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东部地区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存在明显的环境规制“逐顶竞争”,而西部地区存在较为明显的环境规制“逐底竞争”。

污染密集产业转移原因及对策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将本国污染密集产业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文章从污染密集产业转移的方式和现状出发,分析了其转移的现实原因,同时指出了国际合作在解决全球污染问题上的重要性以及有待解决的问题。

相对环境规制、高污染产业转移与污染集聚

近年来中国高污染产业逐渐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各地区相应进行一定的环境规制,但中西部地区的污染仍急剧上升。探讨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差异和高污染性的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集聚带来的影响,对我国的环境治理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文章利用我国2006—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计算高污染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环境污染集聚指数和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利用GMM广义估计法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子样本回归分析中分别按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组,按我国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进行时期异质性分组,得出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大体上是相吻合的。结果表明:我国相对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集聚呈现"倒U型"关系;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主要是工业废水污染和工业废气污染的集聚程度的加深;由转移所带来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集聚不十分明显;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地区环境污染集聚加剧; EKC曲线在我国确实存在,但并不显著;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会使得环境污染集聚下降。高污染产业转入地在承接转出地产业转移的同时,应该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引进绿色排污工具,从而促进转入地和转出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各地区应依据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和有效利用原则,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逐渐由分散治理向集中控制转化,力求从地区源头解决污染问题,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地方政府应该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要素成本、资源禀赋等因素,通过建立地区之间的产业链,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中国高污染产业转移与整体环境污染——基于区域间相对环境规制门槛模型的实证

首先借鉴Copeland-Taylor模型,引入相对环境规制强度变量,构建了产业转移影响环境污染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2000~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门槛回归方法,以相对环境规制强度作为门槛变量,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和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并以线性回归方法作为对比,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高污染产业转移与环境污染之间呈现逐渐递增的非线性关系,随着相对环境规制强度由低门槛逐渐到高门槛,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愈发严重;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改善作用不大;我国不存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资本存量、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的提升均会加剧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能够改善环境污染.

基于偏离份额法的中国污染产业转移时空演变及其环境效应

以工业SO_2为研究对象,借鉴偏离份额法探究中国污染产业转移的时空特征,运用EVIEWS8.0定量分析污染产业转移对污染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净变化量最大的省份逐渐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且最大值不断降低,2005年以后结构转移增量与相对净变化量反方向说明中国污染产业发展得到了有效控制,竞争力转移增量与相对净变化量同方向的省份变动意味着中国污染产业呈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逐渐转移的演变趋势;相对净变化量、结构转移增量均与污染转移呈正相关关系,而竞争力转移增量与污染转移呈负相关关系。同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环境规制增强均有利于中国污染转移的控制。

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产业转移问题浅析——以江苏省为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关注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污染产业转移的问题。本文以江苏省为例,分析其利用外资中环境污染的总体情况和内外资分布情况,从而得出虽然在江苏外商投资的产业一半以上是污染密集型产业,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污染转移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