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模型平均的中国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密度预测

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是政府宏观调控关注的最重要的两个指标,对二者进行准确预测有利于精准施策.传统预测往往基于点预测,即对经济变量的条件均值展开预测,无法准确刻画预测结果的不确定性,而密度预测提供了未来条件概率分布的预测,有效弥补了点预测的缺陷.本文基于自回归分布滞后(ADL)模型,利用17个预测指标构建了中国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密度预测模型,并采用多种检验方法评估不同模型的可适性.结果发现,基于单个预测变量的自回归分布滞后(ADL)模型大多存在模型误设的问题,而对多个ADL模型进行加权平均得到的组合预测能显著降低模型误设的风险.样本外预测进一步表明,基于OLS参数估计的贝叶斯模型平均(BMA⁃OLS)方法能较准确地预测中国产出增长和通货膨胀的未来分布.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出增长的影响研究

论文以产业集聚的经济外部性模型为基础,利用2010-2020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单位面积的高技术产业产出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考察高技术产业集聚对高技术产业产出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于拥挤效应、资源稀缺以及企业间恶性竞争等问题,高技术产业集聚规模和集聚密度对高技术产业产出在门槛值前后虽均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但二者的影响系数均在单位面积产出超过门槛值后下降;高技术产业就业人数对产出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这一实证结果与理论相符;高技术产业人力资本与政府科技投入对产出的影响系数虽为正,但并不显著。

收入不平等、制造业生产要素结构与产出增长

基于中国2004-2018年20个省份18个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构建省际—行业模型,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取决于行业生产要素结构,即收入不平等对物质资本依赖型行业、人力资本依赖型行业和技术依赖型行业的产出增长产生不同影响。第二,收入不平等对不同生产要素结构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均具有较长的时间滞后性,长期与中期和短期的影响效果不同。第三,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的影响因收入水平而异。低收入水平省份中,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产生负向影响,高收入水平省份中,收入不平等对行业产出增长产生正向影响,且收入不平等对低收入省份的负向影响明显大于对高收入省份的正向影响。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企业产出增长的新动力:服务业开放政策视角

利用2005-2017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上游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和下游企业产出的关系。研究发现,服务业外资开放政策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下游企业产出的增长。这种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处于成长期、雇佣技术人才数量较多、竞争程度较高行业的企业中。细分上游服务行业后发现,流通服务业外资管制放松的产出效应最大。从影响机制看,一方面,服务业开放缓解了下游企业与海外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摩擦,拓展了企业的海外市场,从需求端激励企业生产;另一方面,服务业开放还为下游企业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知识,提升了企业管理能力,从供给端助力企业高效生产。研究结论为中国下一步通过市场化改革来盘活闲置资源、调动经济增长潜能提供了新思路。

农户小麦生产的产出增长与分解——基于河南省农户层面的实证分析

【目的】基于农业部固定观察点河南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对2003—2008年间河南省小麦生产增长的原因进行分析。【方法】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和产出增长分解的方法,测算引起小麦生产增长的各因素贡献率。【结果】2003—2008年小麦产出增长中,3.75%来源于投入要素增长的贡献,96.25%来源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在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中,有61.75%来自于技术进步的贡献,34.5%来自于技术效率提高的贡献。【结论】推动河南农户小麦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以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为核心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技术进步拉动乡镇企业产出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作为技术进步的衡量指标,剔除了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规模损益对乡镇企业产出增长的影响,对技术进步与乡镇企业产出增长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详细的实证分析,分别考察了技术进步对乡镇企业产出增长的绝对拉动作用和相对贡献份额,并提出了加快技术进步速度,保证乡镇企业持续增长的若干政策建议。

通货膨胀率与产出增长率之间趋势性与波动性关联的实证分析

实际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波动性对于各自的水平值存在显著影响,并且通货膨胀率和产出增长率的波动性对作用在水平值上的随机冲击具有非对称反应;通货膨胀率的水平值和波动性对于实际产出的波动性具有显著的Granger影响,可以解释和说明后继的产出波动性;这些实证结论说明,价格水平及其波动性对于保持实际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积极的货币政策仍然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有效政策取向。

中国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波动与产出增长:基于MGARCH模型分析

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波动和产出增长及其波动之间存在复杂的影响关系。基于一种多元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MGARCH模型),采用中国1993-2003年的月度通货膨胀率和产出增长数据检验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波动和产出增长及其波动的关系。结论表明:高通货膨胀水平引起高的通货膨胀波动,而高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波动导致低的产出增长和产出增长波动,结论的政策含义是价格稳定的货币政策有利于经济健康发展。

江西永新县乡镇企业产出增长因素贡献率的测算

乡镇企业生产中的投入要素主要是资本和劳动，两者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可运用生产函数的方法先分别估计出其产出弹性，再分别将其产出弹性和年均投入增长率相乘后与年均产出增长率相比即可求得。科技进步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可以通过考察科技进步前后生产过程中投入和产出...

不确定性、通货膨胀与产出增长

基于中国1952—2004年的数据,通过GARCH-M模型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对不确定性、通货膨胀与产出增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产出增长负相关;产出增长不确定性与产出增长负相关;产出增长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正相关;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与通货膨胀负相关;产出增长冲击和通货膨胀冲击对产出增长不确定性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影响存在滞后性和非对称性;产出增长对产出增长冲击的动态响应最大,通货膨胀对产出增长冲击的动态响应以及产出增长对通货膨胀冲击的动态响应最小,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冲击的动态响应居中。

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与产出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1992～2007年统计数据为基础，对我国企业R＆D投入与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企业研发投入与产出增长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单向因果关系，即企业研发投入增长是引起企业产出增长的重要原因；1992～2007年间，R＆D投入对企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约为56．62％，说明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产出的增长。

财政政策促进产出增长的稳定机制与效应检验

本文首先运用预期效应和供给的正向冲击两种作用机制理论诠释了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然后利用三种财政调整时期定义对1979-2009年间中国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的潜在时期进行划分,并通过建立个体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采用GMM估计方法实证考察了财政政策对产出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收入和支出对产出增长在紧缩时期产生了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而且由于非凯恩斯效应此时处于支配地位,财政政策对产出增长的总效应也表现为非凯恩斯影响;但是在正常时期和扩张时期,财政收入和支出均表现为凯恩斯效应,而且凯恩斯效应在扩张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产出缺口、产出增长率与泰勒规则

传统的泰勒规则是以产出缺口作为反映经济活动的指标,由于产出缺口的不可观测性直接导致了利率反应函数估计精度的下降。以产出增长率缺口替代产出缺口,重新对泰勒规则进行估计,实证结果表明:使用GDP增长率缺口替代产出缺口,显著地改善了利率反应函数的估计效果;从预测误差来看,后顾性利率反应函数的预测结果更接近于实际名义利率,而前瞻性模型的预测能力相对较差。这说明中国利率调整政策更多地依赖于以往的经验而前瞻性预期相对较弱,这也充分表明了中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是谨慎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预见的。

投入要素及其生产率对生猪养殖产出增长的驱动分析

基于2004—2018年生猪养殖的省级宏观数据,使用SFA方法下的三种经典模型和刀切模型平均法对生猪养殖的生产函数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计,并利用增长核算表全面准确地核算了生猪养殖产出增长中各投入要素及其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小。研究发现:在样本考察期内,小规模、中规模、大规模生猪养殖产出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440%、1.437%和1.472%。在3种生猪养殖模式中,投入要素是驱动生猪养殖产出增长的首要因素,其中,尤以饲料投入的贡献最大;而全要素生产率是驱动生猪养殖产出增长的次要因素,且贡献主要来自效率的提升。此外,随着生猪养殖规模的增大,投入要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在逐渐减小,而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在逐渐扩大。

财政支出、信贷支持与产出增长——来自中国36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

信贷约束与财政支出的周期性特征是影响工业产出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政府支出和信贷倾斜也是支撑转型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大关键渠道。本文采用36个大中城市的数据证实,投融资体制的变迁并不是财政主导型投资简单地退让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主导型投资,而是在增长导向目标的硬约束之下,区域政府综合性地平衡协调财政支出与信贷供给两种渠道来支持产出增长;从而使得财政与信贷支持二者关系呈现出阶段性转换特征,总体上是互补的,仅仅在局部周期内呈现出短期的替代性;从区域分布上看,二者的互补特征更为明显。

技术因素对产出增长贡献的计量模式

系统分析技术因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给出了技术因素对工业增加值增长、对新增产值、对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以及对新增劳动生产率贡献的计量模式，为系统分析技术因素变动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提供依据。

资源错配、企业异质性与产出增长潜力

本文将企业要素份额异质性引入Hsieh和Klenow(2009)的理论框架,放松同行业企业要素产出弹性相同的假设,并提出一种可以测度企业层面资源错配水平的核算方法。利用1998-2007年微观企业数据,采用De Loecker和Warzynski(2012)的控制函数法测算了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要素产出弹性,并根据本文的核算框架,测算了中国制造业行业与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以及产出损失。研究结果显示,样本期内中国制造业行业与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明显提升;在控制产出弹性异质性因素后,消除资源错配带来的潜在制造业产出增长为75.4%-91.6%,低于Hsieh和Klenow(2009)的结果,如果忽略企业异质性因素,很可能高估资源重新配置的产出增长潜力。

新旧体制安排下的劳动行为对劳动效率与产出增长的影响分析

一般说来,在不同的体制与制度安排下,作为理性与利己的经济人,劳动者的劳动行为方式与行为效率不仅有着很大的区别,而且也能对劳动效率与产出增长造成巨大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缺乏应有的激励机制与竞争压力,现实中不仅存在着大量的劳动非效率状况,而且产出的增长也不得不企求于耗费更多的其他要素资源。制度创新或说是改革以后,随着激励与监管机制完善而产生的劳动效率系数的提升,在劳动行为系数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的同时,劳动效率与产出增长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与提高。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产出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借鉴C-D生产函数,对中国制造业1995-2008年的行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 I对我国三类制造业产出的增长起着积极的正面作用,但在不同类型制造业中存在差异,其中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上,我国应适度扩大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引资规模,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中,应将规模与效率两方面结合起来考虑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此外,还应当通过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来提高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

关于我国农业产出增长因素的计量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产出逐年增长,但增速起伏非常大。从长期来看,其增长与农业从业人员、化肥施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增长存在协整关系;在短期内,其增速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前推第三年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的变化,而且与自身上一年对长期均衡水平的偏离有关。农作物播种面积和财政农业科技三项费用的农业产出弹性不明显。加快农业富余人员彻底转移、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加强科学种田与合理施肥引导、推动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合理配置农业R&D公共投入,是我国实现农业产出持续、稳定和快速增长的政策必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