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技能排斥”下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产出效应与收入分配

在中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过程中,地方政府针对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制定了差异化的就业政策,不少地区基于缓解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等方面的考虑,对低技能劳动力采取了排斥的态度。本文在量化空间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刻画了高、低技能劳动力差异化的流动特征,使用2005年、2015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定量分析了“低技能排斥”下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产出效应。研究发现,第一,与高技能劳动力相比,低技能劳动力流动所面临的阻碍更大,使得低技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成本高于高技能劳动力。第二,“低技能排斥”下的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技能互补,造成GDP损失。第三,全面破除“低技能排斥”,充分发挥高、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技能互补性,将显著缩小地区之间劳动力的收入差距。因此,打破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中的技能歧视,引导高、低技能劳动力畅通有序流动,优化劳动力配置效率的同时还有助于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实现。

我国火炬计划软件产业资金与政策的产出效应研究

产业政策在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上发挥积极作用,其政策效力问题值得研究。基于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样本,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产业资金和政策的产出效应,以及不同层级政府资金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资金和税收优惠对软件基地经济产出具有明显提升作用,而企业自有资金和政府资金则对基地的科技产出水平提高效果显著。相比之下,其他资金和政策支持作用并不显著,因此要考虑到不同产业资金和政策的效果差异,从而调整优化政策内容结构,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

教育支出的产出效应研究——基于空间Panel Data与菲德模型的数量分析

考虑到我国省际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性和空间相关性,将空间Panel Data模型和菲德模型结合起来研究教育支出的产出效应,这种方法能在考虑空间相关性的基础上研究教育支出的部门溢出,从而对教育支出的产出效应得到更准确的估计。研究结果显示省际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而空间Panel Data模型的实证结果也表明,如果不考虑空间相关性会夸大教育支出的部门溢出。

财政科技投入产出效应研究

本文揭示了财政科技投入效应与财政科技产出效应的关联性,对于财政科技投入效应的潜变量及观察变量、财政科技产出效应的潜变量及观察变量分别进行了设置,建立了财政科技投入产出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得出了财政科技投入的触发效应、波及效应、风险效应与财政科技产出的滞后效应、乘数效应与挤出效应之间的路径系数。

国内R&D支出、国际R&D溢出的产出效应与技术进步效应

基于我国1981~2015年的经济数据,通过构建扩展的生产函数模型和技术溢出模型,对我国R&D支出、FDI、OFDI的产出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R&D支出的产出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均有所减弱,其技术进步效应甚至转为负向;2003年之后,FDI渠道的国际R&D溢出对我国产出和技术进步并没有单独的正向效应,而OFDI渠道的国际R&D溢出对我国产出和技术进步始终有显著的正向效应;FDI和OFDI正向的产出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显现需要国内R&D的承接吸收。

创新主体要素投入产出效应及区域差异研究

将经济发展水平引入变系数模型,讨论了经济发展影响下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三大主体创新要素的投入产出效应,然后根据当前中国30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现阶段各主体要素的投入产出效应,最后进行地区差异比较。结果显示,随着经济的发展,高校R&D经费产出效应先增加后减少,科研机构R&D经费产出效应总体呈上升趋势,而企业R&D经费产出效应总体呈下降趋势;高校和科研机构R&D人员产出效应总体趋势表现为下降,而企业R&D人员产出效应呈上升趋势;现阶段中国各地区三大主体不同类型要素的投入产出效应差异明显。

氮肥和磷肥的施用量对杂交水稻产出效应的影响

对湖北省谷城县中稻主产区之一的盛康镇96户农民2005年杂交水稻大田氮肥、磷肥及钾肥施用量和水稻产量进行了抽样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杂交水稻产量与土壤有机质、全N、速效磷和速效钾含量均呈正相关。其中产量对土壤磷含量高低的反应最为敏感。配方施肥能提高杂交水稻产量,N施用量以150 kg/hm2,P2O5施用量以75 kg/hm2以上为宜。杂交水稻大田每增施一个单位的纯N和P2O5,其相应的增产幅度比为1∶1.37,增收幅度比为1∶1.43,因此,稳氮增磷是盛康镇杂交水稻施肥增产的主攻方向。

我国货币供给的产出效应及其传导路径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1999年第1季度至2009年第1季度的季度数据,通过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我国货币供给的产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货币供给具有较显著的产出效应,说明我国现阶段重视货币政策的作用,选择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基于需求角度对我国货币供给产出效应的三条传导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结论为:"投资路径"和"消费路径"有效,但在不同传导环节上的传导效果存在差异。从总体上看,"投资路径"的传导效果较"消费路径"更为显著。"净出口路径"发生阻滞和逆转。基于此,本文探究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疏通传导路径、增强我国货币供给产出效应的政策建议。

1994-2007年中国主要城市的规模产出效应实证研究：一个面板模型

建立柯布道格拉斯城市规模产出效应面板模型,对1994—2007年全国30个主要城市的规模产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城市规模对产出有显著性影响,城市规模产出效应中包含显著的时间影响和地区影响。包含时间影响的变截距模型显示,城市规模产出弹性为0.128,时间影响系数由1994年的-0.652单调增加到2007年的0.615,说明城市规模产出效应、资源使用效率和城市化质量逐步提高;包含地区影响的变系数模型表明,城市规模对产出影响中存在显著的固定水平效应和增长效应,水平效应在-13.569和17.140之间,增长效应在0.438和5.0之间。研究结果同时显示,规模越大的城市通常具有更高的水平效应,但是增长效应却越低,这表明可能存在适度的最优城市规模。

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产出效应还是增长效应？

通过验证发现,政府生产性支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只有产出效应,没有增长效应。以基本建设支出、财政科学支出与财政教育支出对产出的影响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1)当只考虑生产性支出的水平影响时,财政科学支出与财政教育支出的正向作用较为明显;而当考虑到生产性支出的滞后项时,三项支出都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2)在静态分析中,教育支出的影响非常大,而引入滞后项后,教育支出的正向影响在当期较弱,到下一期才会大大强化;(3)当考虑到生产性支出的滞后项时,基本建设支出与财政科学支出的下期影响是负向的,只有财政教育支出的下期影响是正向,且影响幅度超过当期,这说明在这三项支出中,教育支出更具有产出效应的持久性。

金融自由化的负产出效应与收益函数分析——基于经济转轨国家的视角

金融自由化问题在西方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论证的。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对此问题重新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自由化是有着明显的机会成本的,必须考虑到综合发展的实际情况作出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选择。而作为一个处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我国实行金融自由化必须慎之又慎。

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产出效应的影响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产出具有重要影响,是制约制造业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文章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和2000~2010年的相关面板数据,从生产性服务业整体行业和具体行业两个角度分析其对中国制造业的产出效应,并着重比较分析生产性服务业贸易自由度的引入对制造业产出的影响。研究得出结论为：整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制造业的产出效应存在着显著的正影响,即生产性服务业投入每增加1%制造业产出增加近0.88%,且生产性服务业的贸易自由度对制造业产出有较为显著的正影响;具体行业而言,金融保险业对制造业的产出效应最大,科技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制造业的产出。生产性服务业具体行业对制造业的产出效应会随着贸易自由度变量的引入而产生波动。

外部经济冲击的实际产出效应和通货膨胀效应检验——基于开放经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分析

通过构建开放经济下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基于统一框架从总需求、总供给和金融等层面出发,研究世界产出、世界贸易、世界技术和汇率等四类外部经济冲击对中国实际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并模拟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四类异质性正向冲击均可以促进我国产出和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且产出效应大于价格效应;世界产出和贸易冲击仅具有短期效应,世界技术冲击的影响具有长期性,汇率冲击短期内表现为正向影响,在长期则转为负向;运用包含汇率因素的泰勒规则可以实现良好的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效果。对此,应当重视并理性看待世界经济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提升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前瞻性。

货币供给与中国经济增长:动态影响与产出效应

中国高货币化之谜一直是国内外主流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然而相关文献表明在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获得实质性的进展。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M2对消费、投资、政府支出、进出口之间的动态影响与产出效应,相关的结果一致支持货币供给是消费、投资、出口增长的原因,并得出了我国货币供给外生性的结论,这与我国货币供给内生性的传统观点相反。

我国商贸流通业外资进入的产出效应分析

我国商贸流通业通过外资的进入引入了竞争机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极大促进了我国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外资进入我国商贸流通业的方式包括合资、委托管理、跨国并购及独资四种方式,其中并购和独资的比例将会逐渐增多。外资进入为国内市场带来了资金;提升了国内企业的管理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加了就业机会;更新了国内商贸流通企业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方式。我国商贸流通企业海外投资并购的发展速度将会逐步超越外资进入中国商贸流通市场的速度,外资在中国的份额会被逐渐挤出市场,这种现象已成新趋势。

DSGE模型中的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研究综述

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直以来深受研究者青睐和政策决策者的重视,研究成果浩如烟海,本文详细综述了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研究方法的演进历程,重点介绍DSGE模型用于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研究的发展过程并对该领域国内外的经典文献进行述评,探讨现阶段该领域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和新趋势,最后论述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希冀为我国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研究提供一些可行的建议。

中国八区域FDI产出效应比较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第二大国,FDI逐步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然而,进入我国各个地区的FDI在数量上存在非均衡性,导致各区域FDI产出效应存在明显差异。根据1994—2010年相关数据,基于C-D生产函数的拓展模型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别对八区域FDI产出效应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FDI在不同经济区域的产出效应差异明显,其产出效应在北部沿海地区最大,东部沿海地区次之,长江中游地区最小。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长期产出效应——基于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长期产出效应。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适度升值虽然在短期内会造成出口和经济增速的下滑,但从长期来看,合理的升值将促进出口贸易结构的优化和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优化。

中国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通过采用统计研究和实证研究等方法,对1990—2011年间我国货币政策产出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高于货币供给合理区间,货币政策会有效推动产出,同时会牺牲物价的稳定;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低于货币供给合理区间,会导致经济增长面临下行风险。总体研究结论是:我国货币供给的GDP产出呈现明显的持续下降趋势,表明伴随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经济货币化程度日益加深,依靠货币供给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已越来越小,中国未来经济增长不能走单纯投资驱动的老路。

经济开放度对中国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影响

近年来,经济开放度对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影响的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但是关于这方面研究的文献并不多。本文利用中国1994年至2006年年度数据对经济开放度与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显示:随着中国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是递减的,这也正好符合大多数经济学者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