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产出-资本比的影响——基于中国经验的研究

在国际学术界,尽管有许多经济学家在宏观经济模型框架下研究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很少有人从理论和实证角度研究政府支出对产出-资本比的影响,而产出-资本比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本文利用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生产函数,分析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增加对税前和税后产出-资本比的影响,认为存在着一个能使产出-资本比最大化的最优政府生产性支出规模。在此基础上,本文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在我国国家财政生产性支出中,财政基本建设支出与产出-资本比弱正相关,而教育支出和科学研究支出与产出-资本比强正相关;(2)在我国地方财政生产性支出中,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和产出-资本比弱负相关,财政教育支出和产出-资本比强正相关,而财政科学研究支出与税后产出-资本比强负相关。

中国分地区资本-产出比实证分析

用一种改进的方法估算了中国不同区域的资本存量和资本产出比(1990—2000年),比较分析了中国东中西 3地的资本产出比及其发展趋势,结果表明:该段时间内,资本产出比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东部最小,西部最高;除 东部地区的变化相对稳定不变外,其他地区的资本产出比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并趋于稳定,西部的下降趋势最大,东 中部地区趋于一致.这种地域性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平衡现象以及发展趋势.

中国人力资本水平再估算:1995-2005

人力资本水平的估算问题已备受关注,本文论证了永续盘存法估算人力资本存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遵循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在估算思路、前提假设、计算依据等方面一致可比的原则,系统讨论了永续盘存法框架下人力资本存量的估算技术,有效解决了人力资本折旧确定问题、人力资本投资价格指数编制问题,从而形成了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估算的整体方案。并讨论了人力资本效率分解的方法。在此基础上,本文就中国1995-2005年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和效率水平做了估算。

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本─产出比分析

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数据对中国的资本─产出比进行了实证计量分析，提出了分段生产函数的看法来解释资本─产出比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出的差异性．

对河南省资本存量的一种估计

资本存量是建立宏观生产函数、进行中长期宏观经济预测等宏观经济研究的一个基础变量。但由于统计体系方面的原因 ,过去没有开展这方面的统计。理论上资本存量为K1=K0 +∑ni =1△Ki-1,需要分别推断两个部分。估算期初 (195 2年 )的资本存量则为较为麻烦 ,用产出 -资本比来估算是个较好的思路。用武断方法、迭代方法和增量方法互相印证 ,估计出 195 2年河南省的产出 -资本比为 0 2 2 。

投资低效与经济增长:对中国资本存量和无效投资的估算

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巨大,但与发达国家的资本产出效率进行比较,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存在着严重的浪费。由于产出中有相当的份额用以弥补无效投资和浪费,我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为了GDP增长速度进行的无效投资违背了发展经济的本来目的。倘若投资和GDP的增长不能带来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相应提高,那么这样的投资和"经济增长"就没有任何意义。

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本深化过程及其就业效应

本文通过对1978-2005年我国资本—劳动比、资本—产出比的实证分析显示,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资本加速深化过程。回归分析和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资本深化对就业具有挤出与补偿的双重效应,一方面资本深化降低了就业的增长率,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另一方面资本深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通过增加劳动者收入,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对就业产生间接补偿效应。

上海市物质资本存量估算:1978～2007

本文考察了当前较多采用的几种代表性的物质资本存量估算方法,讨论了基年资本存量、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当年投资以及折旧等物质资本存量估算四个基本变量的指标选取和计算。根据目前国内已有统计数据,采用不同方法具体估算和比较了上海改革开放开放30年间的总体物质资本存量及分三大产业的资本存量,发现上海总体资本存量、三大产业资本积累及资本-产出比的变动趋势,说明上海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哈罗德-多马模型与索洛模型:一个比较分析

本文基于哈罗德、多马和索洛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经典文献,对哈罗德-多马模型与索洛模型提供一个比较分析。本文的基本结论包括:1、并不像索罗模型宣称的那样,它接受除不变要素比例之外的所有哈罗德-多马假定,而是通过引入新古典生产理论,消除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黄金时代"问题;2、并不像索罗模型宣称的那样,它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刃锋问题"(或称"不稳定性原理"),而是通过引入一种产品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取消投资函数,从而取消了国民收入的会计恒等式和均衡条件式之间的区分,回避而不是解决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中的刃锋问题;3、资本-产出比也不像索洛模型宣称的那样,是生产函数的技术特征,而是关于价格机制的不同假定。

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储蓄与劳动就业关系

借鉴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合理因素,将资本-产出比率保持不变状况下的储蓄与劳动增长关系,引入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中,可以看出全社会储蓄率与劳动力增长率之间存在对应函数关系,并且两个部类的结构参数影响着这种函数关系。这种对应函数关系,体现了比在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同类关系远为丰富的内容,更贴近经济现实。

青海新型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用经济增长的相关指标,对青海工业化进程进行分析,认为经过新型工业化改革,青海进入了工业化中级阶段的第二个时期的初期,属于半工业地区;通过分析资本—产出比率,检验青海经济增长,认为青海虽然正在进行新型工业化改革,但仍延续过去的增量改革模式,缺乏实质性的存量改革。要想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不能依靠静态的配置效率,而必须依靠动态的技术效率。

上海不同所有制经济总量及结构调整预测

本文分别从含技术约束的Cobb-Dauglas生产函数,Harrod的资本产出之间比例关系两个角度构建上海市经济总量预测模型,并通过资本形成总量、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以及就业人口等中间变量数据的预算对“十一五”期间上海不同所有制经济总量及其结构调整态势进行测算。

资本深化、人力资本积累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本文针对近年来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呈现资本深化的特征,引入人力资本积累因素进行分析。分析表明:中国的资本-产出比在1978～1994年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1994～1998年呈现上升趋势,1999～2003年出现缓慢下降趋势;1978年以来,中国人力资本存量不断提高,并且由于存在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导致人均物质资本上升,但这种人均物质资本和资本-产出比的上升由于人力资本边际报酬递增的作用,使整个经济具有可持续的增长;物质资本积累是中国过去20多年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缓慢,但在近几年有所改善。

中国农业资本深化对农业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1980—2011年中国农业资本存量的估算及农业劳动力变动的观察发现中国农业存在资本深化的现象。为了探究资本深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本文对1980—2011年中国农业存量资本—产出比率作了计算,对存量资本—产出比率与农业经济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二者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受农业资本形成的"滞后性"、资本投资效率和农工贸易条件差距的影响;通过构建解释农业投资效率的框架并对中国农业边际资本—产出比(ICOR)的测算分析农业投资效率变动的原因表明,农业资本深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特点,与农业补贴政策有互相促进的作用,这也意味着小农经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中国经济高增长还能持续多久——基于拓展的索洛模型的预测

靠长期刺激投资高增长来维持经济增速是不可行的。不断下降的资本利润率最终导致私人部门投资意愿缺乏。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资本将大量外流寻找利润更高的栖息之地。索洛模型未考虑资本跨国境流动对分析对象的影响。在拓展模型中,经济体系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为发达国家,已实现平衡增长,低储蓄率;另一个为后发型国家,处于追赶阶段,高储蓄率。随着"产出—资本比"变化,后发型国家的资本利润率优势将逐渐消失,其追赶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Ⅰ阶段——外资流入;第Ⅱ阶段——资本流出;第Ⅲ阶段——平衡增长。第二阶段起点是人均资本增长路径的转折点,人均资本增速将在该点陡然下降。这势必导致人均产量增速在转折点跌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经济的增长路径为验证理论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基于拓展模型的预测是,中国经济的转折点将在2-3年之内到来,之后经济增速将大幅度下降,进入略高于6%的中速增长阶段。未来中国的增长动力就是在全要素生产率上与发达国家的巨大落差。要将这种动力释放出来,就必须清除制约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推动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再出发"。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

本文针对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变迁 ,在一般均衡框架下构建了一个两期的动态生命周期模拟模型。我们从宏观经济、微观经济生产者、微观经济消费者、经济公平和转轨代价五个方面对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模拟量化分析。分析表明 ,制度变迁将使资本量和产量增加 ,资本 -产出比提高 ,利率下降 ,工资率上升 ;两类劳动者个人效用上升 ,养老金替代率上升 ,收入分配差距缩小 ;同时发生一定转轨代价。总的来看 ,此次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是正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