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复杂度、制度质量与产业升级

依据产品空间理论,国家经济可视为在集体累积能力的基础上创造产品的系统,产业升级是对经济系统结构发展水平优劣的刻画。以产品空间理论为基础,融入制度理论,构建国家层面产品复杂度、制度质量与产业升级的理论模型,借助120个国家1990-2016年的面板数据,对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的关系以及制度质量如何影响这种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形态上呈现倒U型关系。产品复杂度提升在带来收益报酬的同时也伴随着风险与竞争性反应。国家产品复杂度从低往高提升时,与产业升级显著正相关;当产品复杂度达到偏上水准,则与产业升级显著负相关。第二,制度质量对产品复杂度与产业升级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这意味着制度质量高的国家更容易实现产品复杂度对产业升级的正向效应。相较于经济制度,政治与金融制度质量的影响更为稳健。

全球价值链嵌入、管理效率与出口产品复杂度

本文基于2000~2006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及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采用反射法测算我国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分析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的出口产品复杂度平均值高于未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有显著提升作用,且对一般贸易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PSM-DID)控制自选择效应和内生性问题之后,结果依然稳健。此外,本文尝试从企业管理效率差异的角度,解释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出口产品复杂度的作用渠道,结果表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改进企业管理效率,进而提升出口产品复杂度。

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复杂度影响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出口产品复杂度指标,研究利用外资、出口和进口这三种渠道的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具体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外资对提升行业出口产品复杂度水平没有起到积极作用,而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引发的国际知识溢出对行业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影响是显著和正面的,国际知识溢出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国内行业自身研发水平。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

选取2000—2019年74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引入研发水平和人力资本作为中介变量,利用系统GMM两步法研究了农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前向和后向嵌入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均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水平和人力资本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中存在中介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土地资源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正向影响,而汇率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则对其产生了负向影响。因此,我国农业部门应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加强农业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但也需谨慎应对汇率波动引发的不确定性,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可能导致的“低端锁定”问题。

环境规制、能源结构与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

采用2000—2019年OECD成员国面板数据,本文基于CES生产函数的理论分析和空间估计,研究环境规制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根据空间杜宾模型发现,本国和邻国的环境规制对促进本国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空间中介效应模型进行计量分析发现,能源结构在环境规制对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中具有显著的空间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本国能源结构高,促进本国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提升;邻国能源结构高,抑制本国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提升。

全球价值链嵌入、创新驱动与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

文章选取2011—2020年中国29个省区市面板数据,借助中介模型与门槛模型,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通过促进创新驱动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在创新驱动水平较低地区抑制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提升,在创新驱动水平较高地区则呈现促进作用;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在不同创新驱动水平地区,对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提升均呈现积极作用,但作用强度存在差异。因此,应构建包容性价值链、发挥创新驱动主引擎作用、深化投入产出要素供给,以期切实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

进口产品复杂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来自中国34个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1998-2014年全球贸易数据,采用基于能力理论的适合度法和反射法对中国进口产品复杂度进行测算,并利用中国34个工业行业数据,研究进口产品复杂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通过对中国工业行业分类回归后发现,不同类型行业的进口产品复杂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不尽相同:中高技术行业进口产品复杂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中低技术行业进口产品复杂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相比中高技术行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能源类行业进口产品复杂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并不显著。上述结论对于利用适当贸易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产品复杂度、产品密度与产业升级——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的研究

本文基于产品空间理论研究产品复杂度、产品密度及其二者交互的结构特征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利用1962—2015年148个国家794种产品的全球商品贸易四位码面板数据,分别运用OLS与Probit进行实证检验,计量结果表明:(1)产品复杂度越高,产业升级的难度系数递增,实现产业升级的可能性越低;但是,产品复杂度的增加,抑制优势产业失势的能力提高,对产业失势具有显著阻止作用。(2)产品密度越高,产业跳跃幅度越小,有利于产业升级的实现;同时,产品转换的风险越低,越能够加速落后产业失势,退出市场。(3)产品复杂度与产品密度具有相互促进作用,二者的交互对产业升级与失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因此,产业升级是基于整体能力网络的系统工程,通过同时提升产品复杂度和产品密度,开展前瞻性产品结构顶层设计与能力建构之间的互动,有助于一国谋求全球新地位。

中国制成品出口复杂度分析——基于2009年国家、产业、产品层面的横向比较

随着经济的发展,近年来中国出口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善,有研究称中国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由此产生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利用36个国家SITC Rev.3三位分类码下的166种制成品出口数据,对样本国的产品复杂度、产业复杂度和国家复杂度指标进行测算,探讨国家复杂度与人均GDP的关系、"国家层面—产业层面"非对称出口技术水平排名的原因,以及高、低复杂度产品对国家复杂度的贡献程度等问题,可对中国出口复杂度在世界上的相对水平做比较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国家层面看,中国制成品的出口复杂度偏高,但若从产业层面看,则居于低位。从产品层面看,中国高端产品的贡献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贡献过大。

双循环格局下研发溢出与中国工业产品复杂度

产品复杂度的提升能够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一国生产复杂产品的种类和数量越多,该国在国际经济的竞争中就越能立于不败之地。本文详细论述了双循环格局下研发溢出影响产品复杂度的机制,并利用中国32个工业行业2000—2017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研发溢出对中国工业行业产品复杂度的影响效果。理论机制分析表明,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研发溢出可以通过竞争效应、反馈效应、市场需求引致效应、示范模仿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促进产品复杂度的提高。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产业内的研发可以显著促进产品复杂度的提高,产业间的研发虽然与产品复杂度正相关,但不显著;外国研发通过进口渠道和其他渠道显著促进了中国工业产品复杂度;外商直接投资也对中国工业产品复杂度的提高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行业人力资本是中国工业产品复杂度提高的重要促进因素;产品复杂度具有显著的累积性特征,上一期产品复杂度对当期产品复杂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双循环”与提升产品复杂度

国内与国际已经是一个环。千万不要说国际是一个环,国内是另外一个环,这个时代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产业升级没有提高产品复杂度,国际国内的产业竞争力都会受影响。这是提高中国竞争力的王道,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都必须围绕这个目标来发力。

企业经营策略选择、产品复杂度与出口波动——基于反射法分析的微观证据

企业出口复杂度是影响中国企业出口波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基于模块化分析视角和反射法分析思路,首次从企业出口选择创新度和产品复杂度两个方面全面衡量受企业行为和产品特征影响的中国企业出口的复杂度特征,在供给层面为中国出口波动的深层次原因提供微观解释。实证研究发现:体现企业经营策略的出口选择创新度和体现产品特征的产品复杂度每上升1%,出口波动水平将分别上升0.037%和0.023%。将出口波动分解为内源性波动和外源性波动两部分发现,企业出口选择创新度的提升会同时加剧企业的内源性波动和外源性波动;产品复杂度在加剧外源性波动的同时会缓解内源性波动。上述结论在考虑出口市场需求因素以及内生性问题后仍保持稳健。因此,企业出口波动水平上升的一种可能解释是源于企业生产选择的创新性或产品复杂度的提升。了解企业出口波动的成因有助于正确认识和看待企业出口波动的上升问题。

人口老龄化、教育水平和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来自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人口老龄化作为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对一国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水平提升存在较大影响。本文在测算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基于2007-2016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将受教育水平纳入人口老龄化影响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框架,运用门槛模型,探讨受教育水平的非线性门槛效应。研究表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老龄化与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并非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受到受教育水平的影响;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不利影响逐渐减弱,甚至会产生促进作用。为促进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业共同发展,应该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可能产生的后果,加强人力资本投资,着力提高受教育水平,消除人口老龄化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与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基于面板数据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

在测算分省及分类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构建以劳动生产率为门槛变量的门槛回归模型,探讨劳动力成本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非线性门槛效应。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大幅提高,出口竞争力不断增强,但存在所谓的“Rodrik悖论”;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对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显著负影响,但要受劳动生产率制约,存在门槛效应;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种负影响会不断减弱,直至消失;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耦合协调度高的地区倾向于拥有高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据此,建议为提高农产品出口竞争力,应妥善处理劳动成本刚性增长的挑战,提高劳动生产率,用“生产率红利”代替“人口红利”。

中国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级层面的实证分析

本文对加入WTO以来中国各省份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了测度,并在陈晓华等(2011)3部门模型基础上构建计量模型,采用面板数据对中国及各地区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各细分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差异较大,出口技术复杂度较高的农产品是可可及其制品、糖及糖食、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谷物或乳类的加工品,而出口技术复杂度较低的农产品是烟草、植物和饮料等,中国各省份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均值差异不大,但各地区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不同,一些重要影响因素对各地区农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出口贸易产品复杂度和增长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出口作为"三驾马车"中极为重要的角色,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中国的出口存在着出口增长主要由集约边际驱动的现象,容易遭受需求冲击,同时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相对较低的问题存在已久,能否妥善解决决定着中国能否实现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增长。

产品组合复杂度与组织创新绩效权衡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由于产品组合复杂度的增加给企业创造组织创新绩效,其次分析了其为企业带来了成本,分析得出产品组合复杂度与组织创新绩效之间是倒U型关系,针对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了值得管理者思考的问题:如何有效地管理产品组合复杂度。

经济制度对出口产品制度复杂度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我国各个省份作为研究的截面单元,利用2000~2008年的各省份HS6位码水平上的外贸出口数据组成面板数据,来考察“制度越好,出口产品复杂度是否会制度更密集”,即制度是否也可以成为外贸产品的一个比较优势来源。借鉴产品复杂度的概念,将制度因素融入到出口产品复杂度中,形成了出口产品制度复杂度指标。同时为了更好的测定制度因素的演进效应,将模型设定为动态面板模型。实证的结果表明：第一,好的制度确实可以逐步提升出口产品的复杂度,使得产品的制度密集度更高。第二,制度因素的弹性比较小,说明短时间内对制度密集度并不会有明显的效应。第三,出口产品制度复杂度存在很强的滞后效应,制度在产品复杂度中演进效应明显。

生长型设计中的复杂度设计策略

通过对生物进化复杂性与产品复杂度的对比,提出了生长型设计中的复杂度设计策略,定义了描述产品基因复杂性的分类指标,给出了描述产品基因单元自身约束复杂度的单元复杂度,以及描述进化设计每一阶段产品各组成单元总体复杂度的种群复杂度。应用信息熵,建立了定量评价产品复杂度的数学模型,给出了产品功能信息量、几何结构信息量、装配复杂度、制造复杂度的量化方法。最后,为实现生长过程中的自然选择,通过对产品基因的多级分解,提出了以复杂度为控制因素的产品组成单元的进化策略。

经济复杂度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实证检验

文章将经济复杂度作为生产结构的替代变量,利用1990—2015年79个国家或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复杂度与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经济复杂度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着显著负相关关系。从产品层面进一步研究发现,产品基尼系数与产品复杂度之间也存在着显著负相关关系。由简单产品向复杂产品的生产结构转型,在提高本国经济复杂度的同时,也有助于缩小一国国内收入不平等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