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区块链的远洋捕捞产品新鲜度评价与可信追溯模型研究

针对远洋捕捞追溯流程缺少产品新鲜度定量分析,分析结果可信度差等问题,以三文鱼为例,详细分析远洋捕捞追溯流程,基于层次分析法建立了远洋捕捞产品新鲜度指标评价体系,提出新鲜度得分公式,实现了标准统一的产品新鲜度评价。结合ECDSA签名技术与智能合约实现了追溯责任的精准定位,通过引入信誉积分数据,建立了奖励、惩罚、补偿机制三位一体的企业双向信誉评价模型,保障了信誉评价主体的积极性及新鲜度得分数据的真实性,实现了产品新鲜度的可信追溯。安全性分析表明信誉积分的攻击难度等价于ECDSA私钥的破解难度,证明了信誉评价模型可信、安全及不可篡改的特性。性能测试结果显示,追溯数据读写吞吐量保持在500笔/s与150笔/s以上,读写成功率分别为100%与98%,数据写入平均耗时为0.416 s,数据查询平均耗时为0.142 s,相比基于可靠企业信誉评估机制的区块链农产品可信追溯模型,存储与查询效率分别提升55.8%与63.4%,基本满足产品实际追溯业务需求。

行刑交叉类案刑法谦抑性理念的实证研究——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为例

行政从属性是环境刑法重要特性之一,在刑法前置化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环境违法行为被归置为犯罪行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即为其中之一。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作为行政规制手段,但刑法相关立案标准中将部分仅属于前置性危害行为纳入其立案范围,使得一些符合形式标准,但实际危害可能极其微小的行为,受到刑罚的惩戒,其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背道而驰。本文以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的个案为切入点,分析具体案件涉及行刑交叉时,如何体现刑法谦抑性;以类案分析为抓手,解析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罪责刑不相适应的现象;并尝试通过抽象危险模式、具体危险模式、严重污染环境模式等分级惩罚模式的手段,解决行刑交叉时更好地落实刑法谦抑性原则的问题。

孟某某违法捕捞案

【基本案情】2021年8月23日21时许,贵州省平塘县苗二河乡孟某某携带电鱼工具开始在平塘县金盆街道办事处苗二河村一带河道内电鱼,于2021年8月23日22时许被平塘县公安局民警巡逻发现后当场抓获,现场缴获鲜鱼0.4kg(61条)。2021年11月25日,平塘县公安局以孟某某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移送平塘县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福建省中北部海域捕捞水产品中4种重金属含量与风险评价

为了解福建省中北部海域捕捞水产品的重金属污染现状及摄入风险,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采集了该区域的鱼类和甲壳类,共18种160个主要水产品,调查研究了铅、镉、总汞和无机砷4种重金属的含量,并采用单因子污染指数(P_i)、重金属污染指数(MPI)、每周可耐受摄入量(PTWI)和致癌、非致癌年风险(R_(ig)~c、R_(ig)~n)指标分别评价捕捞水产品的污染程度、食用安全性和健康风险。研究结果表明,目前福建中北部海域捕捞水产品中铅、总汞和无机砷都符合国家标准规定,但重金属镉存在污染,超标率为9. 4%; P_i结果显示,鱼类受重金属污染影响不显著,基本上处于正常范围内,甲壳类中口虾蛄和梭子蟹中镉含量达到重污染水平,其他重金属含量处于正常范围内; MPI结果显示,甲壳类重金属污染高于鱼类;食用安全评价表明,通过食用捕捞水产品摄入的4种重金属平均含量均低于每周可耐受摄入量,但个别甲壳类(梭子蟹和口虾蛄)的镉摄入量超过了PTWI (成人)值,存在较高风险;健康风险模型结果显示,所有样品均未超过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水平(5. 0×10^(-5)a^(-1))。总体上看,当前,福建省捕捞水产品可放心食用,但是重金属镉的潜在食用安全风险需引起重视。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司法认定的法教义学研究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保护客体应从保护水产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法益高度来掌握。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作为本罪犯罪对象的"水产品"应该在相关行政法律规范中予以明确规定,而且这里的水产品不包括人工养殖的水产品。"禁渔期"这一客观要素应从广义上来理解,即"休渔期"也属于"禁渔期"的一种形式。本罪中的限制构成要件"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主要包括"组织、领导或聚众非法捕捞水产品"等四种行为。

司法实践调研：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构成要件与认定标准

渔业资源是一项重要的自然资源,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渔业资源不断发展的同时,非法捕捞水产品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并成为渔业发展的重要障碍。加强法律法规对渔业资源的保护,使人们合理利用该资源来发展渔业生产活动,进而带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有效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使得社会发展秩序更加稳定。因此,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相关法律条款,制止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完善有效打击非法捕捞的综合布局,强化对关联行业的执法监管,切实维护广大渔民的合法渔权,积极营造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旨在更好地领导、管理和监督渔业生产,并对管理养殖业和捕捞业以及渔业资源的增值保护、违反法律责任作出详细规定,并重点关注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量刑,把非法捕捞水产品、破坏渔业资源的犯罪行为写入《刑法》,规定非法捕捞水产品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并加以处罚。

论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的法律责任及相关法律制度完善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保护水产资源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但层出不穷的非法捕捞现象对水产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较为负面的影响,也给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本研究在阐述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概况的基础上;梳理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的相关法律规定;分析当前非法捕捞行为的处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提出加大行政执法力度,提高渔业资源保护效果、执法效率;完善刑事责任相关规定,依法严惩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行为;加强多方协调配合,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机衔接;提升公众法治素养,筑牢生态文明建设基础等对策建议。

渤海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实证分析

我国海洋经济发展迅速,海上活动日益频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面临挑战。渤海综合治理是全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战役之一,近年来渤海区域海上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呈逐步上升的趋势。经分析辽宁、河北、山东和天津三省一市相关基层法院2015—2021年渤海海域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决,发现此类犯罪从犯罪主体、手段、刑罚多方面特征鲜明。结合司法实践,从违法性认识、单位犯罪、罪责刑均衡等方面分析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实体法律适用问题;结合海警改革背景,归纳取证难点与要点;结合案件特征,提出“一个中心,两种关怀,三个效果,横向内外合作,纵向上下打击”的机制构想。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司法困境分析——基于433件案例的实证研究

水产品是水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人类的生活和生态平衡。通过对433件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分析发现,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法益认定混乱、犯罪对象概念不全、司法解释逻辑不清和生态修复形式单一等困境。为加强对水域生态的保护,提出应将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罪名修改为非法捕捞水生动植物罪,明确本罪保护的法益应是水域生态环境,完善生态修复的法律机制,统一法律适用等建议。

海警体制改革背景下海上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侦办对策研究

打击海上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是保护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和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手段。在中国海警局统一履行海上维权执法职权的新形势下,海洋渔业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由同一机关办理有效提升了执法效能。但海上非法捕捞水产品犯罪案件因其固有特性,在发现犯罪、调查取证等方面仍旧存在难点。为更好地打击此类犯罪,还需要办案机关研究海上刑事案件特点规律,厘清掣肘和瓶颈,借助新体制的新优势,更新办案思维和转变侦查策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海上刑事案件办理模式。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保护刑事司法协作机制的完善——以武汉市江汉区法院143份非法捕捞水产品刑事判决为例

"生态文明共建"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合作行动计划(2017—2020)》中提出的"六大行动"之一,法治协作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文明共建一体化的基础和保障,其中跨区域刑事司法协作是打击破坏长江生态环境犯罪、保护长江中游水资源的有力手段和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武汉市江汉区法院143份非法捕捞水产品生效刑事判决的实证分析,分析了健全长江中游城市群惩治长江生态环境犯罪司法协作机制的必要性,并就构建城市群一体化刑事司法联合惩治协作机制提出建议。

辽宁海域捕捞水产品中无机砷的生物富集现象

辽宁省质检局连续两年对辽宁周围海域5个地区12个种类共194个捕捞水产品进行了7项检测。针对重金属无机砷的检测结果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所有检测样品的无机砷含量都不超出GB 2762-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污染物限量》规定,但无机砷的生物富集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甲壳类。说明甲壳类水产品对无机砷的生物富集作用较鱼类强。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认定与处罚分析

随着生态文明理念日益深入人心,通过刑法手段打击水产品资源犯罪的案件数量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其中最多涉及的罪名就是刑法第三百四十条之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据近年的《中国环境司法发展报告》数据显示,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日益上升,逐渐成为仅次于滥伐林木罪的第二高发案件类型。①一些看似普通的垂钓行为,结果最后锒铛入狱。一些人认为打击面太宽、轻罪重罚,还有人认为该罪的处罚太轻,难以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笔者通过文献梳理结合工作实践,认为有关疑问反映了该罪在认定与处罚方面还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本文将逐一分析,以供讨论。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功能偏差与纠正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功能在于节制地保护渔业资源增殖的法益。司法实务对非法捕捞水产品行为的整治呈现出过度刑罚化的问题。这是因为,当前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行刑界限”并不合理,将大量本可以用行政处罚规制的非法捕捞行为以刑法惩戒,不具有必要性,也难以实现特殊预防。纠正上述功能偏差,需要在实体法上修正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刑行界限,进一步激活相应的行政处罚规范。

水产资源刑法保护的实践面向与规范适用研究

我国行政法和刑法对水产资源双重保护的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水产资源行政保护规范的专门化设置和刑法保护规范的精细化调整对司法实践的理性化规制提出了新要求。水产资源刑法保护司法实践呈现出违法性判断中实质性解释欠缺、罪量要素违法评价机能缺位以及共同责任与上下游责任界定模糊的特征,需要从罪质、罪量和关联责任方面进行完善。水产资源刑法保护的罪质厘定,应在厘清水产资源犯罪双重违法性的评判立场与认定路径的前提下,对水产资源犯罪危害行为的时空要素和手段要素进行实质解释。水产资源犯罪“情节严重”的罪量标准呈现出“以侵害方式为主、犯罪数额为辅”的二元评价模式,宜准确把握犯罪数额要素的多维嬗变,对侵害方式要素进行有限化出罪,明确兜底性规定的一般判断规则和特殊情形中的规范借力。水产资源共同犯罪责任的划定以二元审查机制为基础,具体要依照共同犯罪的组织方式和行为特点进行类型化分析,对水产资源上下游犯罪责任判别的关键词要精准解释。

禁渔期内使用“绝户网”作业 法院: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为拯救濒危鱼类,改善长江鱼类种群大幅减少的现况,我国相继出台法律法规推进长江的保护和发展。农业农村部宣布从2020年1月1日起在长江重点水域开始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也于2021年3月1日起实施,《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和保障长江流域禁捕工作若干问题的决定》于今年4月1日起施行。

检察机关如何准确把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入罪标准?

检察机关如何准确把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入罪标准?如何准确把握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与其他关联犯罪的界限?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案件,如何落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的检察理念?这些问题在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检察机关办理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案件有关法律政策问题的解答》(下称《解答》)中均能找到“标准答案”。

青岛近海主要海捕水产品中金属元素与石油烃含量分析

目的对青岛近海主要海捕水产品开展质量安全与营养评价研究,掌握捕捞水产品的食用安全现状。方法全面分析青岛近海海域主要捕捞水产品中常量元素、微量元素、稀土元素以及石油烃的含量,并进行食用安全评价分析。结果研究表明青岛近海海域水产品中含有丰富的人体必需元素,是补充人体矿物质营养的良好膳食来源。稀土元素总含量为6.08~232μg/kg,且甲壳类高于鱼类。水产品中鱼类的有害微量元素及石油烃含量均符合我国水产品有毒有害物质限量标准,但甲壳类中梭子蟹和虾蛄的镉（Cd）和少数样品中石油烃含量存在超标情况。结论亟需进一步加强水产品中有害元素的形态分析研究,科学开展风险评估。

北京延庆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全市规模最大的非法捕捞水产品系列案件

日前,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延庆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赵某、王某等涉嫌犯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等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该案由延庆法院院长俞里江担任审判长,延庆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出庭支持公诉。延庆法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等分别判处11名刑事被告人有期徒刑2年至拘役5个月不等。

“水中软黄金”遭“绝户式”捕捞

被当地人称为'水中软黄金'的鳗鱼吸引着不法商贩铤而走险,不惜以身试法。近日,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区法院对一起捕捞、收购、贩卖鳗鱼苗案件一审宣判: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对53名被告人定罪量刑。据悉,这是自2016年1月国家调整长江流域禁渔期以来,全国首例从捕捞、收购到贩卖鳗鱼'全链条'打击的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