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平等保护精神的贯彻与刑法修正——以《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的相关规定为基础的思考

基于平等保护产权的精神,《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调整、提升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刑罚配置,以便与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刑罚配置保持一致或均衡,强化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但是,这"三对六种"腐败犯罪分立的依据是行为主体的不同身份,与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刑法保护这两个问题并不搭界;其刑罚配置的轻重差异不但不涉及违反平等保护产权精神的问题,反而彰显了对公务腐败犯罪和非公务腐败犯罪区别对待的立场。基于此,在未来的刑法修正中,应当继续维持这"三对六种"腐败犯罪分立且刑罚配置轻重有别的现状。平等保护产权精神的贯彻在未来的刑法修正中并非没有用武之地。1997年《刑法》第165条至第169条规定的六种犯罪存在着严重的违反产权平等保护精神的问题。在未来的刑法修正中,应当取消这六种犯罪的主体所依附的单位须为"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限定。

不平等保护产权的危害及其思想根源

不平等保护产权不仅会造成经济危害,同时也会造成政治、文化和社会性危害。消除产权保护的歧视现象,单靠法律法规是不够的,还必须进一步挖掘并清理其产生的错误思想根源。错误思想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现阶段社会形态的定位不正确,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不是高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为了适应这种生产力状况,我们需要各种规模和不同性质的所有制经济。只有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政治上平等对待,才能巩固产权平等思想,因为政治平等才有法律平等和产权平等。二是错误地认为中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但实际上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执政党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解决这一矛盾,这一矛盾的解决有助于夯实党的领导。平等保护产权有助于对这一矛盾的解决,因而平等保护产权有助于夯实党的领导。因此,不平等保护产权是错误的、有害的。

改革开放与民法变迁——以民法观念变迁为主线

以狄骥的私法变迁理论审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法发展的历史,虽然也存在他所提到的意思自治之限制、无过错责任以及对所有权的限制等法与社会现象,然而令世人瞩目的、构成当代中国民法发展主线的,并不是狄骥所说的私法变迁,而是私有财产保护或公私财产权平等保护和意思自治等私法原则在中国民法乃至在整个中国法律制度中的逐步确立与弘扬。引起中国民法变迁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体制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催生了私有财产保护或公私财产平等保护原则;经济运行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催生了意思自治原则。

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对建国以来所有制结构与基本经济制度演进的总结,重点探讨了改革开放以后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系的互动关系,论证了两者对生产力发展的共同促进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这个最大现实。本文指出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的完善,需要从改革国有经济出发,以深化公有制经济为重点,降低非公有产权的非经济性成本,尤其要加强对各类产权的平等保护。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应保证农民作为集体成员对村庄集体土地享有平等的占有权和独立的使用权,促进农村和农民的富裕。

“三权分置”下的农地流转主体:激励约束、利益冲突与行动策略

农地"三权分置"让经营权独立出来上市流转,需要关注的是农地流转主体的最终行动策略。通过大量的实地调研与理论思辨发现,农地"三权分置"下的制度供给对流转双方的激励约束各不相同,双方基于不同利益考量就会出现利益冲突。面临这些利益冲突,农地流转双方也就有不同的行动策略。未来,制度供给要满足流转双方对确定性预期的需求,建立对流转主体双方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引导合作博弈、实行农地功能分区以及集体集中成片流转经营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