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部生态环境保护在外部经济条件下的产权损害

西部落后的主要原因,一是自然生态环境恶劣,二是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在众多的负面影响中,西部生态环境的外部性产权损害是因素之一。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外部性产权损害是指外部经济在未得补偿的情况下,引起的西部生态环境利益的扭曲性流动,因而减损了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部门的应得收益,包括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和生产各要素都因此受到了损害。对西部生态环境在外部经济条件下的产权损害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西部生态环境外部性与产权损害之间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高低之辩证分析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高低的判断,首先必须选择参照对象,然后再将损害赔偿数额与其进行比较,才能得出损害赔偿数额高低的结论。以知识产权市场价值或者原告索赔金额为参照标准,损害赔偿数额是偏低的;以国民人均年收入为参照标准,损害赔偿数额是适当的。目前,约98%的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定赔偿。而法定赔偿数额幅度过大,给予了法官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基于此,目前不必盲目地大幅度提高损害赔偿数额上限,而是法定赔偿适用的精细化区分使之更加合理。

从填补损失到市场治理: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司法理念更新

在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领域,填补损失的司法理念因权利人所受损失难以测定,以及不足以应对我国创新市场存在的问题而成为理想主义。司法应更新旧有理念,由理想主义的填补损失迈向实用主义的市场治理。市场治理的司法理念要求司法在难以找寻损害赔偿可供裁判参照的依据时,应客观分析诉讼背后的深层原因,通过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担负司法的社会责任。一方面,通过高额判赔,加大力度保护私权、惩治恶意侵权及损害公共利益的侵权行为;另一方面,通过低额判赔,修复市场,促进市场自主交易。同时,引导权利人源头诉讼,对那些严重威胁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关系的和谐乃至于法律所倡导的正义的行为,发挥司法的矫正功能,实现法律的矫正正义。

知识产权损害的价值基础与法律构造

经济学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价值在法律制度层面表现为市场交易机会。侵害知识产权的直接后果就是对权利人市场交易机会的剥夺,并在因果关系范畴内具象化为知识产权的差额损害与机会损害(纯粹经济损失)。从损害认定的角度看,知识产权的差额损害是一种可得利益损失,其确定性的依据在于市场中侵权产品与合法知识产品之间存在销售数量上的"零和竞争关系";知识产权的机会损害是一种因自身可诉性而衍伸出的规范损害,本质上是因侵害权利人支配知识产品的自由意志而产生的对法秩序的破坏,并以市场获利可能性降低或丧失为损害认定的依据。在损害的计算方面,差额损害以所失利益为基准,并衍伸出销量减少公式,机会损害需要通过分析现实的或虚拟的交易契约进行价格估定,并衍伸出侵权获利赔偿公式与合理许可费赔偿公式。

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市场价值分析:理论、规则与方法

知识产权意义上的损害,实质上是对知识产权所蕴含资产价值的损害。损害赔偿客体的资产价值特征,是关于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观的基本认识;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包括价值判断标准的法理论与价值计算方法的法技术;司法定价的运行模式,即是以知识产权的"合理价值"为基础,计算其收益能力(市场价值)在特定时间的市场条件下的货币表现(市场交易价格)的分析框架。基于此,形成损害赔偿数额计算的"三步观察法",即市场类型分析法、市场占有份额分析法和市场交易机会分析法。

财产权损害的国家赔偿标准

《国家赔偿法》确立的抚慰性赔偿标准不能为财产权受到国家侵权行为损害的受害人提供全面的救济,应当适时修改《国家赔偿法》,确立补偿性原则,增加惩罚性赔偿,并对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以及给付赔偿金等方式的具体适用标准进行修改完善。

浅析知识产权侵权与损害赔偿在社会公共利益中的作用

知识产品不仅是一种个人财富,更是一种社会财富,知识产品的推广和应用关系到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因此,知识产权的民事保护与行政处理无论是启动、程序,还是处理对象上都不一样,有不同的适用范围、对象和要求。这就要求我国在进行知识产权立法时要兼顾知识产权人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达到两者的平衡。

论知识产权损害的确定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的损害赔偿存在司法定价较低的问题。要使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合理化,关键在于正确认识知识产权损害的计算对象,为其设计恰当的计算方法。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作为损害赔偿认定的基础,是知识产权损害的计算对象,损害理论作为损害赔偿认定的价值判断依据,确定了知识产权损害的计算范围。因此,确定知识产权损害,应将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特征作为考量前提,再依据损害理论采取相应的方法进行计算。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证明——以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为视角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但是知识产权保护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时间长、举证难、成本高、赔偿低等问题,而时间长、成本高的原因在于赔偿低,赔偿低的关键在于举证难,举证难是这些问题的核心。据此,需要从程序法角度进行理论纠问,从程序法角度寻求破解之路,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证明制度。其中,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举证难问题,从诉讼法角度而言系源自证明责任分配不合理,使得权利人的举证能力达不到证明标准的要求。解决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举证难"的根本之道是在借鉴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经验的背景下,明确行为意义上和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适度调整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确定方面证明标准与证明责任的适用,在证据基础上对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数额采取司法定价方式。

警惕惩罚性赔偿在知识产权法领域的泛用——以商标法及其实践为例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额的确定应当以填平原则为基础,仅对恶意侵权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在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政策背景下,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有失宽泛。我国商标、专利和著作权法允许以侵权人的获利替代权利人的损失来计算赔偿额,而法定赔偿额的确定中也将侵权人的过错程度纳入考量,这都使得知识产权侵权赔偿额具有了一定的惩罚性。2013年《商标法》明确引入了三倍惩罚性赔偿规则,应以此为契机划清惩罚性赔偿与非惩罚性赔偿的界限,在有效打击恶意侵权的同时也应保护非恶意侵权人与商标侵权行为无因果关系的经济利益,避免商标侵权诉讼成为谋取他人正当利益的手段。

知识产权诉讼:恶意、维权怎分辨?

恶意诉讼是当事人利用诉讼为自己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诉讼行为。近年来,国内有关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案件迭现,而我国相关法律中没有关于恶意诉讼的专门规定,使得此类诉讼往往具有很大的隐蔽性,难以认定。文中案件是北京市二中院近期判决的一件以恶意诉讼为由而提起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对于司法机关审理此类案件颇具借鉴意义。

侵害知识产权中返还侵权获利救济的定位及适用

完全赔偿原则及“差额说”是侵权损害赔偿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然而在适用返还侵权获利的知识产权侵权救济时,是否应当证明侵权人的侵权获利与权利人实际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返还侵权获利的适用及其金额是否应当受权利人实际损失的限制,成为了理论上及实践中有待回答的问题。通过比较法考察,以及对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获利救济方式的立法史和现行立法进行考察、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知识产权法中的返还侵权获利宜作为独立的请求权。而无论是将返还侵权获利视为抽象的损失测算方式亦或是将返还侵权获利视为独立的救济方式,其在适用时均不应受限于权利人所受的实际损失,而应关注于侵权人因对他人知识产权的侵害而获得的利润份额。

外部性补偿与西部开发

本文认为我国西部落后于东部，根本的症结是外部性的存在，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使得西部地区得自于全国的收益小于它给予全国的收益。投入资源，但不能取得完全收益，西部产权因此遭受损害。所以，开发西部，有必要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地区的外部性问题，通过把外部性内化为西部地区的要素收入，维护西部产权的完整性，进而为西部开发奠基持续而稳固的根基，把西部开发顺利推向前进。

中国专利保护“双轨制”路径完善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中国专利保护以司法和行政的"双轨制"为特征,具备现实国情适用性和创新激励的内在协调性.本文从理论视角讨论了中国专利保护"双轨制"的发展演化路径,基于2011-2016年中国专利司法和行政保护的微观数据,发现中国专利行政保护中具备裁定结果的案源质量高于司法,借助低质量专利实施的诉讼已经涌入国家司法系统.基于中国省域面板数据,本文进一步发现,司法和行政执法两类保护模式在创新激励过程中总体呈现显著互补效应,当行政执法增长未能实现对于司法保护的有效补充时,双轨制的创新激励作用也将显著降低.本研究既为提升司法损害赔偿金额、加强常态化专利行政执法、解决司法保护逆向选择问题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撑,也为进一步调整专利司法与行政保护的功能定位与程序衔接、科学研判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发展路径提供了经验证据.

解析专利恶意诉讼之司法审查标准

我国目前对于专利恶意诉讼的规定散见于系列规范性文件及司法判例中。各级法院也不断尝试着勾勒专利恶意诉讼的内涵和外延,对于专利恶意诉讼的概念和构成要件等基础问题的认识也逐渐趋于统一。对于专利恶意诉讼,应区分明知没有事实和/或法律依据的实体意义上的专利恶意诉讼以及仅对于程序性诉权的滥用。对于前者,重点考察当事人的“恶意”;对于后者,不能简单地以主观心理状态为据,而要客观上分析当事人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否具有可追责之处。基于此分类,本文对我国法院相关裁判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以期为专利恶意诉讼的司法审查提供客观化的依据,构建统一的标准体系。

顶格判赔 彰显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在“4·26”世界知识产权日来临之际,为进一步彰显人民法院加大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力度、维护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坚定立场,4月15日下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对6起案件进行集中宣判,涉及侵害商标权、不正当竞争等多个案由。从判决结果来看,法院对其中的多起案件均作出顶格判赔或者全额支持原告诉请。比如,“奇伟(KIWI)”“宝岛”等商标权利人均获得顶格判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