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规制——以涉外知识产权诉讼为切入点

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应予以规制。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我国司法机关可通过管辖权异议案件的快速审理对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予以训诫,甚至可以在管辖权异议未决时通过实体审理等方式遏制滥用管辖权异议行为。建议《民事诉讼法》明确滥用管辖权异议的行为构成妨碍民事诉讼行为,依法应予以惩罚;同时规定受诉法院在案件管辖权异议争议未决的情形下,对是否继续进行实体审理享有自由裁量权。

知识产权诉讼中非讼法理的适用

随着知识产权法院的全面建设,知识产权案件与普通民事案件分流处理已成定局,对知识产权诉讼的程序法理适用进行重新审视变得尤为重要。知识产权诉讼在当事人取证能力、诉讼需求、诉讼功能等方面都有别于普通民事诉讼。若继续适用与普通民事诉讼相同的传统诉讼法理,知识产权诉讼将无法实现克服证据偏在、追求诉讼时效、维护公共利益的多元价值追求。为了妥当地处理知识产权案件,就要跳出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二元分离适用论的藩篱,在坚持辩论主义、处分主义等程序法理的基础之上,适时且适当地适用职权探知主义、职权进行主义、职权干预主义等非讼法理。

知识产权诉讼中时间戳取证认证问题研究

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将时间戳概念载于司法文件以来,时间戳在性质上究竟是一种证据还是真实性认定工具就存在较大争议。本质上讲,时间戳只是一种取证认证的辅助技术手段。数字经济背景下时间戳取证认证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地位愈发凸显,针对电子证据原件的理论诟病以及单方取证对于证据效力认证的影响等问题亟待作出司法解释。时间戳作为电子证据取证认证的辅助技术,其功能属性应以诉讼目的为导向。为实现技术发展与制度规制的衔接,应在选择“混合标准”理论接入的基础上将时间戳取证纳入《公证法》规制,给予其法律“正名”。也有必要从规范效力审查以及权利滥用等方面进行证据效力“监督”。

知识产权诉讼中“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若干问题研究——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94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知识产权诉讼中“有专门知识的人”在法律法规的沿革中不断完善。虽有制度基础,但在司法实践中,仍易将其与“专家证人”“专家辅助人”等概念混淆,导致证据定性不清晰,同时未有明确适用规定造成运行机制不完善。据此,对中国裁判文书网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中“有专门知识的人”适用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就健全知识产权案件中“有专门知识的人”的工作机制提出相应建议,以充分发挥“有专门知识的人”对维护知识产权案件审判公正性的积极作用。

论涉外知识产权诉讼管辖权之协调

知识产权自产生以来一直坚持其严格的地域性原则 ,有关知识产权诉讼只能在其权利有效的国家和地域内提起。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各国知识产权的迅猛发展 ,知识产权严格的地域性特征遇到了挑战。本文对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知识产权诉讼管辖权原则进行了比较研究 ,并对如何进一步完善我国有关涉外知识产权诉讼管辖权的立法提出了见解。

应诉或和解——成本收益视角下知识产权诉讼策略博弈分析

知识产权诉讼已成为许多跨国公司获得相对竞争优势的一种企业战略。从成本收益角度构建知识产权企业与潜在侵权企业之间两阶段且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模型,利用逆向归纳法求解推导出博弈均衡解,结果表明:企业自主研发收益与成本、剽窃收益与成本决定着知识产权企业保护知识产权的积极性和潜在侵权人剽窃的可能性;和解赔偿金越大,知识产权企业坚持起诉与潜在侵权企业选择应诉的可能性越大;律师费用越高,知识产权企业选择撤诉与潜在侵权企业选择和解的可能性越大;知识产权企业胜诉的期望收益越大,知识产权企业坚持起诉与潜在侵权企业选择和解的可能性越大。其次,选择三星公司与苹果公司之间知识产权诉讼博弈案例,通过相关数据计算得出这两家公司之间应诉或和解的诉讼策略,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最后,得出我国政府与企业应对知识产权诉讼的几点启示。

知识产权诉讼中诉前禁令的适用

一、我国诉前禁令制度的建立 知识产权中的诉前禁令是为及时制止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的侵害权利人知识产权或有侵害之虞的行为,而在当事人起诉前根据其申请发布的一种禁止行为人从事某种行为的强制性命令.

知识产权诉讼中的技术事实认定——兼论我国知识产权诉讼技术调查官制度

技术事实审查与认定是知识产权诉讼案件裁判之关键。域外知识产权诉讼技术事实认定采用技术法官模式、技术调查官与专家委员会并存模式、普通法官与技术审查官协同模式、专业法官与技术助理协同模式和技术陪审员模式等。我国知识产权诉讼技术事实认定综合采用技术陪审员参审制度、鉴定制度、专家辅助人出庭质证、技术专家咨询制度,近期初创之技术调查官制度填补了现有技术事实认定制度之不足。但现有各类技术事实认定制度仍存在一定不足,应统合各类制度之关系,进一步完善技术陪审员参审制度,在立法上确立技术专家咨询制度,通过明确技术调查官选任资格、允许技术调查官参与调解程序、保障技术事实认定中当事人程序保障权等途径完善技术调查官制度。

岸知识产权诉讼特别程序制度比较研究

知识产权法院专门法院的定位与"三合一"审理模式,需要在管辖、证据规则等方面有适合其特征与规律的特别诉讼程序。不同于专属管辖,知识产权法院的管辖属于专门管辖,是根据特定事项确定的相对集中的管辖制度。知识产权案件技术事项的司法判断,包括专利有效性、技术秘密、诉前禁令等,均需要特别的程序规则,在平等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前提下,帮助法院公正、及时地做出判断,确保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效。

简易程序与知识产权诉讼之效率进行

现有知识产权诉讼不能满足权利保护的实效性需要,导致三对矛盾的出现。知识产权诉讼简易程序的适用可以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可以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双赢。司法改革的精神指导、知识产权审判经验的积累以及知识产权诉讼规律为构建知识产权诉讼简易程序提供了可能。构建知识产权诉讼简易程序应考虑三方面的问题,简单知识产权案件的区分标准、审理法院以及小额诉讼程序的排斥。

中国清洁能源涉外知识产权诉讼的特点与趋势——兼论美国超导诉中国华锐风电案

国际气候变化法与国际贸易规则之间的碎片化衔接凸显了清洁能源产业竞争中的知识产权议题。通过梳理美国超导公司与中国华锐风电在中国境内外的一系列知识产权诉讼案件,探讨中国清洁能源领域涉外知识产权诉讼的特点与趋势。境外跨国公司擅于运用知识产权诉讼排挤竞争对手,采用专利诉讼、软件著作权诉讼、商业秘密诉讼以及商标诉讼等多管齐下的诉讼策略。反垄断规则尚未成为中国限制知识产权滥诉的关键工具。境外跨国公司采用择地行诉以获取对其有利的司法判决,给中国的知识产权公正司法提出新的挑战。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为清洁能源全球推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在这时代背景下,知识产权的作用不仅在于保护私权,亦应可持续性地促成清洁能源的技术转移。

知识产权诉讼中被告胜诉时应获得律师费赔偿

在侵犯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被指侵权人在胜诉时要主张律师费,这在我国还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这种状况使被控侵权人胜诉时仍难免遭受直接的诉讼成本损失,使双方当事人在诉讼成本负担风险上的差距很大,不符合TRIPs协议的精神。可借鉴美国的做法,规定被控侵权人在胜诉时可以得到律师费赔偿,这不但能够在一定程度减少侵权诉讼,而且有利于更多的律师参与到诉讼中来,平衡当事人的诉讼能力,从而提高审判质量、和解和调解结案的比率。

知识产权诉讼中的证据交换问题研究

证据交换制度对于保障知识产权诉讼公正、提高诉讼效率具有积极意义。在当前司法实践中证据交换制度存在诸多的问题,严重阻碍该制度发挥应有的功效。我国应当完善证据交换法律体系,健全证据失权的法律保障体系,特别是涉及商业秘密类的知识产权案件需要执行例外规定,以保障该制度的高效运行。

权利规范语境下的知识产权诉讼正当性标准

知识产权本身的个体性与社会性,进一步要求知识产权诉讼须通过制度设计,更加有效地维系知识产权私益的司法保障与知识产权公益的司法保障之间的平衡。针对知识产权诉讼本身的特殊性,在民事诉讼诉权制度以及起诉条件的法律规定尚难以系统修改的情形下,构建独立的知识产权诉讼启动标准即建构知识产权诉讼的正当性标准,势在必行。知识产权诉讼正当性标准包括诉讼当事人适格、知识产权诉讼具备诉的利益和诉讼行为符合诚信原则要求。设立知识产权诉讼正当性标准能够实现知识产权诉讼程序及其制度配置的优化完善。

知识产权诉讼中的专家鉴定

现代商业竞争中,技术的保护与争夺日益激烈,由此造成的知识产权纠纷也不断增多.鉴于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强、涉及面广,技术鉴定工作已经成为司法鉴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工作通常需要各行业专业人士的参与,专家鉴定也就成为其中重要的辅助手段.

知识产权诉讼——中国企业的“软肋”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围绕专利、版权、商标等知识产权问题和标准的国际纠纷接连不断,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从海信商标被抢注、台积电起诉中芯国际,到震惊业界的思科起诉华为案,再到被寄予厚望的贵州微硬盘遭到日立起诉,跨国巨头们设下的种种知识产权陷阱让中国企业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并且已经敲响了未来中国经济安全的警钟.如何用知识产权来保护并促进自身的发展,已成为摆在中国企业面前的严峻课题.

司法裁判中的价值衡量——以知识产权诉讼为视角

借助司法者的力量在立法与现实之间构建一座可以通达彼岸的桥梁对知识产权诉讼意义重大。以价值衡量的方法弥补立法缺陷,帮助司法者克服法律模糊性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当两种或两种以上法律利益或法律价值出现冲突时,哪一种价值更值得保护,哪一种利益需要优先考虑,是价值衡量的核心问题。强调价值衡量还要强调法官对法律精神的崇尚以及综合裁判能力的提高。

知识产权诉讼:恶意、维权怎分辨?

恶意诉讼是当事人利用诉讼为自己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诉讼行为。近年来,国内有关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案件迭现,而我国相关法律中没有关于恶意诉讼的专门规定,使得此类诉讼往往具有很大的隐蔽性,难以认定。文中案件是北京市二中院近期判决的一件以恶意诉讼为由而提起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对于司法机关审理此类案件颇具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