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理论视域下虞姬形象建构——基于《霸王别姬》戏曲与电影的对比研究

电影《霸王别姬》于1993年被陈凯歌导演搬上银幕,该作品改编自李碧华的同名长篇小说,叙说了程蝶衣与段小楼之间哀艳的悲情故事。当程蝶衣唱出“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时,从此程便已成为虞姬的影子,至此他开始一步步丢弃自己的灵魂,活在戏里。当构建整部电影的核心要素京剧《霸王别姬》以京剧的形式在现实生活中演绎,故事悲剧的发展便由“不疯魔不成活”的虞姬转变为“君王意气尽,妾妃何聊生”的虞姬。对虞姬形象的分析,借用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可窥探中国戏曲与电影中女性角色建构的深层内涵,通过探寻虞姬形象的塑造过程,以此激发对人生意义的重新思考从而超越个人情感的片面性,达成个人与他人、与社会的融会贯通。

戏剧文体要求与京剧《霸王别姬》人物形象塑造

在对《霸王别姬》人物形象的流变研究中,现有研究大都侧重于从性别诗学的角度对文本内容和形象特征进行阐发,而忽略了文体要素对于形象的塑造作用。作为跨文体叙事的代表,"霸王别姬"故事人物形象的成型与丰满都与不同文体本身的特殊要求有着紧密联系。其中,作为"霸王别姬"人物形象链条中的重要一环,京剧《霸王别姬》正是充分利用了戏剧文体的表演性最终完成了项羽和虞姬在文艺叙事中的形象建构,成为"霸王别姬"叙事最成熟、最具内涵且人物形象最圆满的作品,也奠定了其在中国戏曲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诗歌到戏剧——“霸王别姬”故事在中日古典文学艺术中的演绎

“霸王别姬”故事在我国最早出现于史书中,之后,从诗歌、小说再到戏剧,被历代文人所改编和演绎。在日本,“霸王别姬”故事也随《史记》的传入而为人们所熟知,从平安时代的汉诗到《太平记》等军记物语再到室町时代的能乐,日本文人对“霸王别姬”故事同样进行了各种想象与艺术创作。由于中日两国在文学传统、审美习惯、文化心理上的差异,“霸王别姬”故事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也呈现出许多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