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觉空间改变到意义生成再造:剧场、视听与社交媒体中的京剧传播

不同的媒介形态并非中立、被动的媒体技术,而是主体知觉空间转换的必要条件,是京剧具身与情境意义生成的差异中介。在以戏院为代表的剧场传播中,演员与观众之间"三维空间"的存在导向了观众个体和群体对京剧表演的"共在",与京剧的程式化特性相对接,最终形成剧场传播中京剧意义的强表演效果;在以电视为代表的视听传播中,京剧表演与视听传播"互嵌",最终生成一种强叙事特性的京剧文本;而在以弹幕视频网站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传播中,"三维空间"重新归来,"共振"生成一种注重话题性、参与感和无限延伸可能的强社交特性京剧文本。在未来实践面向上,京剧的传承必须破除"单一文本"和"经典意义"的迷思,在技术和文化的关联中对不同媒介形态的京剧进行差异化的"文本再造",方能击活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艺术表达。

试论我国电视媒介下京剧传播的问题及新思路

京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但是当前京剧艺术的发展日渐式微,这与京剧艺术本身的特质有关,同时也和京剧的传播方式关系密切。在京剧传播中,电视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它为京剧开辟了新的传播渠道,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给这个传统艺术带来了新的问题,如收视份额小、剧场转播缺乏感染力、京剧节目的娱乐性误区等等。鉴于此,就在电视这种传统大众传媒下传播中的种种问题,提出电视京剧传播的新思路。

京剧传播的视听空间重塑

京剧是一种依托于传统文化,以虚拟写意为特征的表演艺术。随着京剧生存样态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其视听空间不断被重塑。京剧的视听空间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指人在物理空间中的的“存在空间”;而媒介技术作为一种物质性要素,是促成这种空间的转向的重要结构性力量。京剧的视听空间转变以其艺术传播规律为基础,而这种重塑也让其传播产生了新的作用和意义。

晚清民国时期的京剧传播与地方剧种接受

晚清民国时期京剧传播大致分为两个阶段:道光、同治为传播初期阶段,光绪至民国是传播的鼎盛阶段。京剧的广泛传播及其影响力,提升了社会对京剧艺术个性、美学风格等的认知,在传播中京剧确立了其舞台主体地位,并且为众多地方剧种学习、接受提供了艺术典范和资源。而这一时期地方剧种的京剧接受也逐渐盛行,从表演、剧目到音乐、舞美,地方剧种几乎形成全方位的认同、接受。一定意义上在近代戏曲历史发展过程中,京剧传播与地方剧种的京剧接受蕴含了近代戏曲丰富的文化信息。

数字技术推动京剧传播方式新发展

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蓬勃兴起,给包括京剧艺术在内的各艺术门类带来机遇和挑战。深入了解信息技术发展的态势,找到信息技术与京剧艺术的结合点,努力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便可在新时代推动京剧艺术传播方式高质量发展。

梅兰芳与京剧的传播——2013年第五届京剧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梅兰芳先生是我国优秀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也是京剧对外传播的开拓者。深入解读梅兰芳、梅兰芳艺术及其美学精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传承与传播京剧。同时,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也使得海内外的学者对京剧的研究和传播呈现多元化。而京剧的美学精神则更需要传承者身体力行、心领神会,将这种"美感"与"体验"融入自己的艺术创作。

京剧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融合与传播

京剧文化作为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在当下社会面临着保护、传承和创新的挑战。在新媒体发展的背景下,文化的传播方式正经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京剧传播方式难以满足当代观众的需求。面对年轻观众数量的减少和传统传播方式的局限,京剧文化开始与时代融合。

别样梅香：京剧梅派艺术在日据台湾

在京剧诸多流派中,以梅兰芳为典范的梅派艺术流传最广、传人最盛,甚至首传至海外。目前学界主要关注梅派艺术在日本、美国、苏联的流播,而鲜见有关梅派艺术在日据时期我国台湾地区传播方面的研究。梅兰芳是日据时期台湾知名度最高的大陆旦角演员。透过京伶演出、剧目移植、唱片传唱等方式,梅派艺术传播至台湾并深刻地影响台湾旦行艺术的发展,确定了台湾京剧界以梅派为旦角正宗的传统。

京剧进高校的几点思考

本文重点研究了京剧进高校的目的(传承传统文化)、意义(注入人文精神)、影响(增强民族自尊、传播京剧)和方法(开京剧选修课),意在抛砖引玉。

讲好中国故事 弘扬中国文化——《社会叙述理论与京剧英译和传播》评介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戏曲的外译与传播愈来愈受到关注。北京外国语大学彭萍教授所著的《社会叙述理论与京剧英译和传播》一书,将研究与应用紧密结合,以社会叙述理论为研究视角,结合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等战略,深入探讨了京剧译介和传播中各方参与者的作用以及相关策略,旨在为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出去”提供对策。该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应用资源,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以期提高当下京剧英译与传播的研究成果的水平与质量。

民国时期传媒出版业对戏剧文化的影响

民国时期传媒出版业迅猛发展,促进了京剧艺术更广泛的传播。报纸、期刊、唱片、广播等新型传播媒介取代了传统的梨园花谱,形成了新的舆论场。京剧艺术在此新的传播环境下跃升为更受欢迎的娱乐方式,逐渐被社会认可。新的媒介传播环境下,演员、媒体人和广大受众三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在这些场域中,有“京剧第一科班”之称的富连成社都是梨园行内的标杆,有非常重要的参与。

传承与发展——富连成社的剧目运营

剧目运营是富连成社保持良好运转,取得办学成就的核心。该社的剧目运营,建立在学员基本功过硬、教员具备深厚艺术积累的基础上,体现出利用人才优势、排演传统老戏、编演类型新剧三个特点。富连成社剧目运营的成功,与科班负责人主观运作相关,更与顺应京剧发展需求、当时观剧市场需求相关,同时载体化塑造传承并参与京剧的再构建。

高校民族音乐教育状况调查——以贵州大学为例

十八大明确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标，高校民族音乐教育也因此提上了新的日程。高校京剧艺术教育与在民族音乐教育体系中着重要的角色。本文主要描述贵州大学京剧艺术教育与传播的现状，并结合本校实际提出相应的对策。

探索以民乐传播京剧的新方式

民族器乐的发展源远流长,它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生活和历史之中,反映着中国人民生活的点点滴滴,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中华历史文化长久积淀的精华,是近千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发展的一个缩影。民乐在当今世界音乐舞台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它能跨越时空、超越国度,既有中国传统的地域特色,又极富世界音乐多元化的兼容性。

清末民初京剧名伶与唱片公司的关系研究

清末民初唱片传入中国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京剧名伶们在经济利益、社会名望与艺术追求之间,对于灌制唱片所持各自不同的认知和态度、以及唱片公司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下,与名伶之间基于商业与艺术的矛盾关系,成为20世纪上半叶京剧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20年代上海的支那剧研究会与日本人的京剧研究

20世纪早期旅居中国的日本人当中不仅有人撰文评介京剧,还出现了一些研究京剧的团体。1920年代在上海成立的支那剧研究会就是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团体。他们举行各种观剧会、文艺座谈会,和中国文艺界,特别是和戏剧界广泛接触。此外,还发行会志《支那剧研究》,撰文讨论京剧艺术本质、京剧表演流派、京剧的对外传播等问题。本文将根据目前所掌握的历史文献材料,对以上内容进行梳理,并力图做出完整的描述。

1930年美国华人报纸关于梅兰芳在旧金山演出之旧迹

1930年,美国与加拿大的华人报纸对梅兰芳的访美活动都进行了及时报道。旧金山《中西日报》对其在当地的演出以及与华人社区的互动之报道尤为详细。此段历史资料的发掘不仅于梅兰芳海外访演研究不可或缺,也是20世纪上半叶北美华人社区文化娱乐生活史的补充。

“韧性”王珮瑜:寻找另一个舞台

从18岁“惶惑”的那一天开始,直至今日,王瑜都在尝试京剧传播的新方法,无论是进行全国演讲也好,参加综艺也好,拍京剧电影也好,还是推出与京剧结合的歌曲也好,她都一样样摸索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