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报》对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介绍

《京报》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刊物之一,其显著特色是:将马克思的生平与著作一起介绍,凸显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角度介绍唯物史观,彻底批判和防止了伦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政治经济学发展史角度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创立过程,凸显了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等方面的独特贡献,并对《资本论》第一卷进行了整体性描述。特别是最后一点,凸显了《京报》当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特殊贡献。

谈谈《京报》“贺岁版”

从1923年开始,《京报》进入鼎盛期后,在版面的处理方法上发生了一些革新性变化,其中,改革"贺岁版"即是一项重要举措,且意义不凡,影响深远。本文从"贺岁版"的开辟、跨年度用头版、恪守本位突出、载录《京报》同人及社会关系详情几个角度研究报刊史上的这一特殊现象。最后,介绍《京报》"贺岁版"与"京报同人"吴鼎相关的信息。

读中国书——《京报副刊》“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求书目分析

1925年初,《京报副刊》举行了一次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活动,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参与的学者之众,推荐的书目之多,远非一般性个人荐书所能比拟,它包含着大量的历史信息作为一种社会的要求,“读中国书”表现出不同的取向;时人著述的影响明显上升,“中国书”不再是个笼统的概念。这次书目征求活动,对于认识当时的思想、学术和社会,有重要意义。

京报体育:媒体融合的新尝试

在融媒体时代,京报体育不断更新观念以直面融合转型的时代诉求,精耕细作以促成"报纸+新媒体"的深层推进,群策群力、取长补短,实现"纸端经典、指端精彩"。京报体育的实践,为媒体融合改革提供了有效示范,启示我们遵循以受众为本的价值取向,重构传播格局,再造生产关系,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进程。

民国文艺副刊合订本的出现及其文化意义——以《京报副刊》为例

民国时期文艺副刊合订本在五四时期就受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高度关注,它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媒介属性,完成了向杂志化、书籍化发展的转变,从而在副刊内容上具有了更大的包容性;而且通过自身的广告宣传,尤其是通过与现代书局的合作并借助其完善的销售网络,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化运动的覆盖面和影响范围。基于此,孙伏园在编辑《晨报副镌》和《京报副刊》过程中,始终大力推动副刊合订本的发行与营销,尤其是通过《京报副刊》合订本与北新书局的业务合作,在扩大副刊影响的同时,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范围的深入开展。

现代学术与大众传媒的互动——以《京报副刊》广告栏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例

20世纪20年代大学学术与现代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一直是副刊研究的一个热点。大众传媒如何参与并推动大学学术的开展,以及大学学术精神对大众传媒文化品格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在深入历史语境的前提下,通过《京报副刊》广告栏来透视这一独特的双向文化交流活动,探究《京报副刊》广告栏对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术活动的媒体支持,阐明现代大众传媒的学术动员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反过来对《京报副刊》自身文化品格与学术风貌的定型作用。

北京报业的奠基石——《京报》

说起报刊发展史,人们往往想到上海。其实上海只是新闻报纸的发祥地,真正的历史传统报纸,却源于北京,《京报》就是老北京报业的奠基石。

关于明代的“京报”问题

明代是否存在"京报"以及"京报"的性质问题,一直是新闻史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此前,作为文献史料,仅限于清人俞正燮《癸巳存稿》中的一则材料。当代新闻史学者对史料的发掘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如方汉奇、姚福申等先生的考察,但也多限于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描述。根据元明时期文献中关于"京报"的若干材料,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认为"京报"一词最早产生于元代;作为报纸的形态,明代的"京报"已经存在,而且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一类是封建政府的官报——邸报,一类是民间报房的私报——小报。明代"京报"具有的双重称谓,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阅读者的"误读"造成的。

晚清京报未转变成近代报刊的原因

近代报刊出现后,在某些方面具有近代报刊特点的清末京报仍按自身原有模式发展、兴盛,并没有在新思潮的熏陶下走上近代报刊之路。本文拟在梳理京报发展概况的基础上,从京报本身特点、清廷的舆论控制和京报人的素养及办报目的三个方面探讨京报没有走上近代报刊之路的原因。

试谈“妇女界之喉舌”——邵飘萍的《京报·妇女周刊》

《京报》是我国报业巨子邵飘萍创办的大型日报,也是民国初年北京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其副刊《妇女周刊》为新崛起的知识女性提供了在综合性主流媒体中传播启蒙思想、发挥创作才能的话语空间,更在宣传妇女解放、反对封建思想的斗争中起到了"鼓"与"呼"的"喉舌"作用。文章对《妇女周刊》的创刊背景、目的及其反映妇女运动、主张废娼、提倡女子教育等主要内容进行了介绍。

《京报》鼎盛时期的吴定九

《京报》于1924年进入鼎盛时期,时任报馆经理、总编辑及主要撰稿人之一的吴定九殚精竭虑,事必恭亲,为《京报》事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杰出贡献。本文所述,即为吴定九在这一时期全力协助邵飘萍办报的不凡经历业绩。

内蒙古图书馆馆藏清末黄皮《京报》简述

《京报》是中国古代报纸发展到清代的产物,是民众获取朝政信息的主要渠道,在清代社会生活中曾起到重要作用。介绍内蒙古图书馆藏五千余册清末黄皮《京报》的基本情况,希望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京报副刊》青年题材小说研究

考察文艺副刊对新文学运动的推动作用是近来学界研究的热点。本文通过民国四大副刊之一《京报副刊》有关青年题材的小说来历史地考察文化、文学生态相对于“五四”文化的延续性和异质性,尤其是借助于小说文本的细读来认识发展变化中的青年题材的创作倾向和思想新变。

《京报副刊》读书征文研究

1925年,时任《京报副刊》的主编孙伏园,组织了一场关于"青年爱读书十部"与"青年必读书十部"(以下简称"两大征求")的读书征文活动,面向知名学者和普通青年学生同时征求意见选票。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两大征求活动的结果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经典阅读的理解与看法,对今天的阅读推广工作仍有借鉴意义。本文对"两大征求"书目资料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京报》对于爱读书票的统计结果数量有误;而在阅读内容方面,《史记》、《左传》、《胡适文存》是学者与青年学子的共同选择;对鲁迅选目所引起的论辩资料进行了再次梳理,厘清了学界对于这份书目的一些不准确的看法。

《京报副刊》的媒介性质及文化角色研究

近年来,文艺副刊研究成为现代文学研究中的显学,尤其是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引入对深入研究副刊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在带来深刻洞见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这个理论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语境的特殊性。"公共领域"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在总结欧洲政治文化历史进程之后提出的一个概念,

民国文艺副刊广告栏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关系研究——以《京报副刊》为视角

20世纪20年代的报纸文艺副刊在推动新文化运动深入开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历史作用,扮演了极其重要的文化角色。《京报副刊》作为民国四大文艺副刊之一,它的广告栏在优化文化生态环境、推介进步作家作品、宣传新文学社团等方面起到了令人无法忽视的显著作用,它与《语丝》一起形成的"刊际广告互助网"在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中,起到了特殊的战斗作用。在整体上看,《京报副刊》广告栏与新文化运动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互动促生的良性关系。从文艺副刊广告的视角来进行研究也是近年来宏观的文化研究在民国文化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等细部出现的崭新视角。

舆论传播与五四学生运动——以五四时期《京报》为中心

报刊是社会舆论的重要载体,不仅可以反映舆论,而且能够引导、组织、制造舆论,形成强大的舆论风潮,进而影响社会群体的思想和行动。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群体既富热忱和变革理想,又具有新知,他们最先与舆论媒介结合,唤醒国民,成为民众运动的先导。《京报》创办者邵飘萍与学生群体的交往,造成"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舆论得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舆论引燃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情绪,同时又推动了五四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文本中的文本”:晚清时期新报中的京报

晚清时期京报并没有因新报的出现而趋于消失,反而成为新报中不可或缺的文本,出现了"文本中的文本"的独特现象。从文本理论的视角切入,发现新报之所以文本化京报,有吸引读者、培养读者群体层面的考虑,但京报自身所蕴含的政治权力,及其侧身其中的晚清社会和历史语境或更具决定作用。在华外籍报人将京报视为最权威的消息来源,通过将京报文本化为新报文本,而渐趋建立新报的权威;中国本土报人则通过将京报置于新报报首等方式,表明其中国性与合法性,在办报理念和实践上践行着一套尊王话语。通过与新报之间的互文作用,京报渐趋完成了从官方消息到大众化消息的蜕变,使读者从单一的官方权威解读中解放出来,跳出京报所定义的天下,进入新报所定义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