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市域经济数据分析

文章以国家统计局的指标体系为依托,构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的城市数据,测算了样本城市的全面小康程度。另外,结合2019年年底和2020年年初的疫情影响,探讨全面小康程度对城市经济恢复程度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面小康程度越高的城市会在疫情冲击下更快恢复经济增长;创新力度越强的城市在疫情冲击下经济恢复越快。

京津冀与珠三角协同创新比较分析

围绕着以“研发—中介—应用”为核心群落的创新生态系统,依次构建了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协同创新网络,比较分析了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在协同创新方面的特征与差异,结果显示:除中介群落外,京津冀创新群落并不具有规模优势;京津冀和珠三角均呈现创新核心城市和腹地城市的地位差距明显缩小、创新关联程度明显加强、腹地城市创新外向活跃度明显上升的趋势;但珠三角协同创新水平领先于京津冀。通过与珠三角的对比,总结了京津冀协同创新中存在的短板与问题,并从创新人才管理体制创新、推行新型科研模式、培育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构建承载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园区共同体、探索建设产业创新合作“双向飞地”等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主要城市群水土资源条件与限制研究——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例

建立水土资源限制度模型,定量评价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基于人口分布的水土资源限制度及其空间格局,揭示三大城市群的水土资源限制度的差异。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京津冀城市群受水土资源限制最高;(2)限制类型方面,京津冀城市群以水资源限制为主;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均以土地资源限制为主;(3)京津冀城市群水限制度的人口、面积比例匹配显著偏离,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则是土地限制度偏离程度较高;(4)空间自相关表明,三大城市群水、土地、水土资源限制度均显著集聚,且以长三角城市群土地限制度最为显著,京津冀城市群受土地资源限制度影响较大,长三角城市群受水资源限制度影响较大,珠三角城市群受二者综合影响。

城市群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的 机理、绩效与路径--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的比较分析

城市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空间形式,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城市群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有助于发挥集聚作用和辐射作用,其功能价值体现在优化供给侧、拉动需求侧、推动科技成果共享、促进文化创意人才流动等方面。从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三个城市群的比较分析来看,我国城市群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态势良好,但也存在诸多问题。珠三角文化产业综合实力最强,长三角紧随其后,京津冀最弱;长三角在文化市场竞争力上表现最强,京津冀次之,珠三角最弱。推动城市群文化产业一体化发展需要明确城市分工,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探索差异化发展路径,构建现代统一文化市场,优化资源配置。

基于产业空间联系的“大都市阴影区”形成机制解析——长三角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的比较研究

通过引入感应度系数和影响力系数,构建产业联系强度测度模型,探讨了当前长江三角洲与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空间联系特征,研究了两大城市群空间经济差异,基于产业空间联系视野对"大都市阴影区"的形成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①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产业联系强度越高,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就越好;②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与其他各城市产业联系强度越高,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就越好、越趋于均衡;③从产业空间联系来看,中心城市与其邻近的外围地区的产业联系强度弱化是造成"大都市阴影区"形成的关键因素。

1961-2014年中国不同城市化地区暴雨时空格局变化——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为例

采用多种统计方法对比1961-2014年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地区的暴雨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961-2014年京津冀地区年际单站暴雨雨量、雨日和雨强呈减少趋势,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年际单站暴雨雨量、雨日和雨强呈增加趋势,且年代际暴雨也有类似变化特征。三大城市群暴雨雨量、雨日和雨强均存在3、6、15和30年左右的周期波动特征,但基本均未通过0.0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京津冀地区的暴雨雨量和雨日分别在1967和1965年发生突变;长三角地区的暴雨雨量、雨日和雨强分别在1983、1983和2013年发生突变;珠三角地区的暴雨雨量和雨强分别在2011和2012年发生突变,且均通过了0.0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在空间分布上,1961-2014年京津冀地区的暴雨雨量、雨日和雨强以减少趋势为主,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暴雨雨量、雨日和雨强则以增加趋势为主。最后对三大城市群防洪减灾提出了政策建议。

城市群区域人口城市化的空间路径——基于长三角和京津冀ROXY指数方法的分析

文章从城市化空间路径理论出发,运用全国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数据以及ROXY指数方法,分析人口在区域空间的增长变动对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及其核心城市上海和北京的城市化空间路径发展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三角城市群处于人口加速集中的城市化阶段,京津冀城市群已进入人口减速集中的城市化与郊区化之间的过渡阶段;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上海和北京分别处于人口逆城市化至再城市化之间的过渡以及人口郊区化与逆城市化之间的过渡阶段,其城市化的空间发展较城市群区域整体更为快速和成熟;上海人口城市化的空间发展超前于产业结构升级,北京则与产业结构演进较为匹配。

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城市体系比较研究——基于企业关联网络的分析方法

城市群不仅是地理上的相邻性,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关联性,而企业是城市关联网络的"作用者"。在全球、国家和地区3个空间层面上,采用企业关联网络的分析方法,揭示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城市体系的主要异同所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既是全国的核心城市,也分别是3个地区的"门户城市",发挥向外连接全球经济网络和向内辐射区域腹地的"两个扇面"作用。3个地区的门户城市、主要城市和一般城市在各个层面的关联网络中都形成明显的梯度格局。在地区层面上,珠三角地区的城市体系以两个核心和单一层级(省域)为特征,显然不同于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体系以单一核心和两个层级(区域和省域)为特征。

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联系动态变化对比——基于城市流强度的视角

城市流强度模型反映城市间对外联系的密切程度,是对外服务功能的量化衡量。基于城市流强度的分析方法,对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2004—2013年经济联系进行动态变化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从外向型部门区位熵来看,两大城市群外向型水平总体较高,但长三角城市群区位熵平均水平略高于京津冀城市群;从总外向功能量动态变化来看,两大城市群总外向功能量处于不断增加的趋势,但京津冀城市群的次级区域中心表现不突出,结构上看存在:断层现象;从城市流强度动态空间变化图来看,京津冀城市群的"双引擎"结构明显,天津市城市群强度增加较快,长三角城市群呈现梯次向外围扩散;从城市流强度结构来看,城市群中核心城市均表现为经济实力强于外向服务功能,其城市流倾向度与GDP水平不协调。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金融聚集与经济收敛——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对比分析

利用2000—2014年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的38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从金融聚集和经济收敛的视角,探讨了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和金融发展失衡的深层次原因以及一体化背景下的协同发展路径,并将京津冀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两城市群的经济和金融呈不同的空间辐射模式;具体而言,京津冀城市群的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存在显著的σ收敛和β收敛,但是经济增长的σ收敛和β收敛不仅未呈现出趋同效应,反而表现出发散特征,表明河北在信贷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仍存在严重的金融资源流失现象,金融对当地经济贡献微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长三角城市群的金融效率和金融规模的σ收敛呈发散趋势,但其β收敛和经济增长的σ收敛和β收敛均呈现出趋同效应,表明长三角城市群金融聚集的溢出效应促进了邻近区域的经济增长。

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内在因素比较:京津冀与长三角

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经济领域相互作用、城市群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增强的过程。基于经济联系的视角对京津冀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的比较研究发现,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梯次结构还是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来看,长三角城市群都优于京津冀。立足这一现状,破解京津冀城市群发展中存在的难题,应以雄安新区的规划与建设为契机,改变北京"一城独大"式的发展模式以及带来的负效应,构筑梯次良好、经济互通密切的城市空间布局。

城市群内创新环境差异与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关系探究——基于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城市群实证分析

通过构建计量模型,对2011-2016年城市群创新环境差异和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城市群内创新环境差异与城市群整体高技术产业竞争力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不同高技术产业对创新环境差异的敏感度不同。同时进一步探究创新环境影响因素对各类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具体影响及作用成效发现,创新环境对不同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大气污染治理评价研究——基于PSR评价体系

京津冀和长三角是中国城市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区域,近几年来大气环境污染严重阻碍了两大城市群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该文运用大气环境治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PSR评价体系)对两大城市群大气污染治理绩效进行主成分分析。针对响应指标部分,添加了风电新增装机容量(R3)和光伏新增装机容量(R4)两个分项指标,改进后的指标更能反映现阶段清洁能源的广泛使用成为两大城市群在治理大气污染方面的有效手段。该文旨在通过对两城市群评价结果的比较,为治理大气污染提供政策参考。

城市群的层次关系与空间扩展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与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内的城市间存在层次关系,这种层次关系可以跨越行政区划构建。在有行政壁垒的情况下,跨越行政区划构建城市群和实现区域间协同发展就会存在很多障碍因素。在跨越行政区划构建城市群问题上,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是非常典型的例证,前者在广大腹地形成了"群雄并起"的发展格局,而后者还是"唯我独尊"的局面。行政壁垒会使得一个区划存在"超发展"问题的同时,另外一个区划存在"欠发展"问题,区域协同发展是一种帕累托改进。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间的协作机制值得京津冀城市群效仿,以便尽快在"双核+双子"城市格局基础上实现"双核+多子"城市体系的构建,将"环京津贫困带"转化为"环京津城市带",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科技创新辐射空间格局及效应测算

文章基于研究区域各城市的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考虑城市群的科技创新能力快速发展背景,使用Factor Analysis和GWR等方法,对三大城市群科技创新辐射度及效应进行了测算。研究发现:各个城市群科技创新呈现空间分异性,即空间局域异质性以辐射热点为主,以科技创新辐射节点城市(深圳、香港、北京和上海)为中心,向区域内周边城市辐射;核心节点城市科技创新辐射度综合得分较高,创新辐射效应较强;空间分层异质性表征为三大城市群空间交互效应,粤港澳大湾区加强建设"深圳-香港"科技创新发展枢纽,京津冀以北京、天津作为科技创新辐射的关键双城,建设起京津、京保石、京唐秦3个科技创新驱动发展轴,长三角以上海联合5个都市圈科技创新能力同城化发展,打造区域性科技创新创业高地;GWR创新辐射效应分析中,专利是城市科技创新能力的直接体现,是衡量科技创新辐射效应的主要指标,而科技创新的环境主要体现在R&D的资金资源和人力资源上。

京津冀城市群视阈下中等城市发展研究——基于与长三角城市群的比较

京津冀城市群的短板在中等城市,而发展潜力也在中等城市。加快推进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需要增强中心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还需要关注中等城市发展。与长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在中等城市发展上面临经济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中心城市带动力偏低以及公共服务配比不均衡等问题,建议通过提升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强化产业支撑能力、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增强医疗教育资源承载力和加快城镇化建设,提升京津冀中等城市发展能力,促进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

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人口分布的社会经济协调性及区域差异对比研究

作为我国主要的人口集聚地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本文建立人口分布的社会经济协调度模型,从城市群、分地市、分县3个尺度,定量揭示并对比分析了三大城市群人口分布的社会经济协调程度、区域差异与空间格局,研究表明:长三角人口分布的社会经济协调度最高,地市差异最小,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社会经济协调度县域优良率分别为100%、97.92%和87.10%,讨论并提出了其形成机制与政策建议。

会展业与城市协调发展研究--以京津冀与长三角都市圈为例

会展业是当前我国都市发展的新要素和明星产业。利用TOPSIS法从城市规模、外贸经济、对外交通、城市环境、旅游发展和会展业发展6个方面综合评价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都市圈26个成员城市的会展业与城市发展的协调水平,并借助Arc GIS软件分析空间格局,进而探讨影响因素和协调机制。结果显示:(1)等级分布上,京津冀城市协调分布较为均匀,长三角呈现"沙漏状"两极化聚集的层次分布。(2)空间分布上,长三角为"一轴(宁、常、锡、苏、沪)两点(杭、甬)"优良协调、北部和中部失调的空间格局;京津冀为核心(京、津)优质协调、协调度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3)协调机制是会展业子系统与城市系统的同向发展过程,通过会展业子系统与相关子系统进行协调互动。

长三角、珠三角与京津冀的发展比较与思考

通过比较分析表明,中国东部"三极"在基本要素、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文化心理底蕴、区内协同程度等方面各有不同。京津冀经济发展速度近年加快,但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体上不如长三角、珠三角;在发展模式方面,因考察维度不同,"三极"之间各有差异,如长三角是一主多副模式、珠三角是多元中心模式、京津冀是梯度布局模式等。由此启示京津冀在目前加快推进一体化协同发展的进程中,需要因应老工业基础、经济增速加快和高层重视的机遇,真诚合作,合理规划,改变目前重视经济政治、轻视社会建设的局面,逐步实现地区内部从差异化到均衡协同发展、从剥夺式到互惠一体发展转变。

京津冀城镇化及其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比较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三个'增长极'之一所在区域,在全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该区域的国土面积为21.5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7%。2012年常住人口10770万人,占全国大陆总人口的7.95%;地区生产总值57261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1.03%。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和一体化发展一直是学界讨论的议题[1~5],其中关注的重点之一是京津冀地区都市圈和城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