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主为客:1928年京津易帜、国民党政权与北平社会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兵临北京城下,在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张作霖、北京地方士绅等各方努力下,新旧政权基本实现平稳过渡,国民党在北京的统治正式确立。不过,这一过程仍牵扯出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几条矛盾暗线,预示之后的局面不会太平。北京延续数百年的国都身份被剥离,对政治、经济、文化、大众心理等诸多层面产生或显或隐的影响。面对此次变局,旧都各类人群有观望,有淡然处之,更有投机奔走。国民党新政权原本致力于实现北京的“革命化”,然而不久之后却上演革命的“北京化”,彰显出这场“统一”的限度以及北京城强大的历史惯性与同化能力。

1928年京津易帜与国民党人的北京论述

早在清末,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早期国民党人初步形成了一套有关国都北京的论述,并在之后的一段时期内支配了国民党方面对北京的基本认知。1928年6月,京津易帜,北京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版图,“国都”地位不再,南京成为新都。国民党人继续沿用了先前的话语策略,大力抨击北京作为帝制余孽、官僚巢穴、腐败温床的身份与标签,并建立起“国都”与“国运”的逻辑关联,北京被定义为“中华民族衰落的中心场”,南京则是“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地”。国民党人形成的这套北京论述既是一种主观认知,也是一种主动建构,背后具有鲜明的政治意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