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京津泰晤士报》一瞥

在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发展史上 ,外报外刊占据了主要的部分 ,并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进程起过不小的作用。近代天津的《京津泰晤士报》中文版作为一家以外报为后台依托的中文报纸 ,曾在天津的近现代史上发挥过一定的舆论影响力。它的中文报纸形态和华人经营服务对象 ,使其努力贴近读者 ,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外商所办的中文报刊如何在华经营 ,我们可从中文《京津泰晤士》

近代在津英文报纸中的天津形象研究

天津,作为清末直隶总督驻地,成为李鸿章和袁世凯兴办洋务的主要基地,见证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洋务运动的崛起。然而异域文化中的天津形象研究乏善可陈。文章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相关分析方法,探究近代英国在津两份报纸《中国时报》和《京津泰晤士报》中的天津形象,梳理了天津城市风貌和文化生活在西方视野中的呈现。在城市风貌上,报纸对天津的新式火车、船、市内交通报道较多,印证了天津近代交通运输的发展和作为北方交通重镇的功能定位;报纸记述的租界内西式园林和各式建筑的兴起,展现了天津中西合璧的城市样貌。在文化生活方面,研究分析了两份报纸对租界内的娱乐活动、节日庆典等的描绘,得出英国媒体中的天津是西方人思念故土的怀旧乌托邦的结论,而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描述彰显了天津多元文化融合交汇的特征。彼时《中国时报》和《京津泰晤士报》在我国华北地区及英国本土有较大的影响力,是西方人书写中国的窗口。研究提出当代重塑天津形象的方法和途径:北方水陆交通枢纽和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缩影。研究旨在揭示英国媒体中的天津以北方交通重镇、多国建筑、多元文化的形象出现,实则彰显了殖民者的殖民本质和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心理。天津作为英国媒体中的“他者”,完全失去了话语权和表述能力,是西方“注视者”眼中的天津。

“北洋大学堂”若干史实百年新考

以相关史料为依据,研究考证了北洋大学始办校名及开办日期等问题,指出《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一卷)》中有关创办时的校名、更名后的校名的立论论据明显不足,存在推断成分;阐述了"北洋大学堂"就是1895年北洋大学始办时的校名,并无1896年更名之说,并且推断出北洋大学堂的开办日期和开学日期的时间。

爱泼斯坦:笔耕不辍 见证中国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15年生于波兰,1917年随父母来到中国。1931年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奔赴南京、广州、武汉和山东台儿庄前线战场等地采访。在陕北和晋绥抗日根据地,他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也与群众广泛交流。1939年,他撰写的《人民之战》一书在伦敦出版,以亲身见闻讲述中国人民的抗战历程。后来,他离开中国,相继写下《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国劳工札记》等著作,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

近代反缠足话语下的差异视角——以19世纪末天津天足会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拟以19世纪末期由西方传教士在天津创办的一个天足会为切入点,借助《京津泰晤士报》这份珍贵史料,探讨参与这场反缠足运动的各种群体如何凝聚在"放足"这一宏大话语下,借机言说自己的诉求,并强化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其中,西方男性(包括政治家和传教士)、西方女性以及接受新式教育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因国籍、教育背景、性别的不同,对缠足和反缠足的理解和宣传存在很多差异。西方男性更多地从宗教的角度,将缠足视为一个空洞的中国习俗;西方女性传教士则将之视为一场女权主义的斗争,立志与男性霸权奋战到底;而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则将缠足视为家国事务,试图掌控对中国女性的主导权。这个短暂存在的天足会,就好像是一个大世界的小缩影,反映着各种权力关系在其中的磋商。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倾尽一生书写中国故事

1951年,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夫妇收到邀请,希望他们回到中国参与新中国的建设。两人闻讯后,即刻动身,辗转从美国取道波兰,经过49天的海上颠簸,终于抵达天津港。直到2005年去世,爱泼斯坦再未离开过中国的土地。爱泼斯坦,1915年4月20日出生于波兰,1917年随父母移居中国,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6岁时,他从英文报纸《京津泰晤士报》《北平时事日报》起步,开始了新闻记者的生涯。

“卷发爷爷”魏宏运的史学人生

他,把能研究一些问题当做人生最美好、最有趣的生活。年届九旬的他,如今依旧声如洪钟、文思泉涌。一天,南开大学的一个年轻人去天津图书馆翻阅民国时期发行的《京津泰晤士报》。报纸的合订本很厚,上面堆积着灰尘。管理员说,这份报纸除了一个卷发的老爷爷看过一段时间,几乎没有被人翻过。一听到"卷发老爷爷",青年学者心头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