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者的态度”到“何谓海派”——多重论争中的“京海之争”及被误解的沈从文

将“京海之争”放回20世纪30年代纷繁复杂的沪上论争中,并且重新细读沈从文在前后时期的系列言论,可以澄清两方面的误解:“京海之争”对沈从文的误解与文学史对沈从文的误解。“京海之争”的演进过程本身就是对沈从文初衷的偏离,“海派”问题在成为显性问题的同时却让沈从文最在意的新文学的症结问题被忽略,文学史也往往关注他所指证的“商业竞卖”,而忽略了他对“名士才情”的隐含指示(周氏兄弟等)。沈从文之批评“海派”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指向那个“新/旧海派”本身,他所在意的是那些“新文学之旧作家”们的“变”以及由此引发的“人生文学”的变质。但他的矛盾之处在于:他一方面批判沪上商业化对文学造成的恶劣影响,另一方面却无比坚定地信奉自己这样一个在商业化模式下被训练出来的职业作家所操持的对文学的态度和使用方式。他是以一种对于文学的近乎功利主义式的信仰,反驳那些他所认为的文学上的“游戏”“趣味”之态度。

鲁迅与“京海之争”文学史叙述的生成

鲁迅对“京海之争”来龙去脉的叙述,对“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忙”性质的评定,已经成为今天文学史论著对这场论争叙述的一个重要依据。然而作为“京海之争”的重要在场者和参与者,鲁迅的叙述和评价其实有着鲜明的左翼立场,他对论争双方的描述和界定,客观上起到了将左翼文人从“海派”的暧昧概念中划分出去的作用,而鲁迅对京海两派看似各有抨击的态度,也暗含了“宁海毋京”的立场。当下多种文学史论著将鲁迅作为这场论争的局外人,并将其叙述和评价作为“京海之争”的重要注脚,虽有力地推进了这场论争的经典化,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京海之争”本身的复杂面向,鲁迅对于京海两派的真实态度也在这一过程中被简化甚至改变了。

文学论争与沈从文的“自我经典化”——兼及“京海之争”与“反差不多”论争的重审

1930年代,沈从文先后发起了“京海之争”“反差不多”等一系列文学论争。当我们重返论争所发生的历史现场,将两次论争结合起来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京海之争”并非“京派”与“海派”这两大文学流派之间的正面交锋,而是由沈从文独自代表北方作家群体(京派),与居于上海的作家群体(主要是左翼作家)展开的一场关于政治、商业与文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也不是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而是他的另一篇文章《论“海派”》;同时,沈从文发起“反差不多”论争的真正意图与“京海之争”一脉相承,都是旨在通过批判文坛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凸显以自己为代表的“京派”文学之独特价值。藉由系列文学论争,“京派”这一“作家群体”正式浮出历史地表,而沈从文作为后期“京派”文学的代言人,其创作观念和文学理想也日益凸显,并逐步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文学论争显然是沈从文主动选择的一种“自我经典化”的媒介策略,无论是在“京海之争”中强烈批判“海派”作家“玩票白相”的创作态度和“商业竞卖”的恶劣风气,还是在“反差不多”论争中激烈指责以左翼文学阵营为代表的公式化、概念化创作倾向,其背后潜藏的都是沈从文强烈的“自我经典化”意识,他实际上是想要借助群体的力量,让自己代表和引领的自由主义文学理念脱颖而出,以完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场中的站位,进而为自己念兹在兹的“伟大中国文学作品”指明创作方向。

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媒介策略——以“京海之争”为例

本文以报刊媒介与文学活动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对1930年代的"京海之争"进行考察,探讨报刊媒介在这场文学论争中所发挥的作用,分析左翼文学介入这场论争的根本目的以及为了赢得文学话语权所采取的媒介策略。同时,探讨左翼文学运动的媒介策略是如何营造1930年代的革命文学氛围并最终树立话语权威的。

“海派”的历史多面性研究——以“京海之争”为核心

本文以"海派"为关键词,通过对"京海之争"的历史考古,发现了诸多被忽略或有意改写的历史面向:"海派"的贬义色彩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文学研究中被不断修正;对日常生活或个人情欲的书写意义被重新发掘;上海作家的艰难生存被优渥的物质生活描述取代;左翼文人对京海之争的发言被形容为情绪化的意气之争。这些修正与当代海派文学研究的"物质文化-思想文化"的范式有关,该范式的"预定论"色彩值得反思。

“京海之争”起始考辨

以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作为"京海之争"的起始标志几乎成为目前学界的普遍共识,本文对此提出质疑。一方面通过对于既往"京海之争"文学史叙述的辨识,否定沈从文作为这场论争肇事者的身份;另一方面经过文本分析对苏汶《文人在上海》的写作意图及其产生效果进行探讨,进而证实苏汶虽然在主观上并非是为了挑起"京海之争",但是客观上却促成了这场论争的形成,因此苏汶应当被视为"京海之争"的真正肇始者。"京海之争"的发生确实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不过这种偶然性又恰恰体现了新文学运动中南北文学之间地域对立的必然结果,而对于史实的廓清还可以使我们发现"海派"一词作为一种各方文学势力均可利用的话语资源实质上导致了这场论争内涵的多样与冲突。

左翼作家在“京海之争”中的角色与作用

长期以来左翼作家被视为"京海之争"中的旁观者,鲁迅"官的帮闲"和"商的帮忙"的观点更是长期被看作对京海各有批判的经典论述。但是本论文通过梳理鲁迅、徐懋庸、胡风、姚雪垠等左翼作家在"京海之争"中的言论,认为左翼作家不仅是这场论争的主要力量,"与其京派也,宁海派"的态度也折射了1930年代左翼文学与海派商业文化某种程度上的融合与共振。

鸳鸯蝴蝶派:新文学建构中的他者——“京海之争”的一个补注

20世纪30年代初,沈从文提出了新旧海派的概念,虽然京海之争一致确认了鸳鸯蝴蝶派的旧海派身份,而对于新海派却意见不一。鸳鸯蝴蝶派作为旧文学的代表,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初的新旧文学之争,对它的批判则构成了新文学自我建设的逻辑起点;而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新文学内部的急剧分化中,沈从文为批判当时文坛严重的"左倾"现象,以"海派"这一模糊的概念将鸳鸯蝴蝶派和部分左翼作家联系在一起,从而对后者主张文艺依附于政治的创作态度展开尖锐的批评。这两场论战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断续,而沈从文对"海派"的阐释则进一步确认了鸳鸯蝴蝶派在整个新文学建构过程中的"他者"地位。

沈从文在“京海之争”中的真实意图重辨

作为“京海之争”的发起者,沈从文曾表示这场论争是令他“极失望的”。这不仅是因为他在这场讨论中没有获得“理性诚实”的反馈,而且随着议论的焦点在南北地域之辨、京海官商之争等问题上愈演愈烈,沈从文的初衷和真实意图也被模糊甚至转移了。事实上,沈从文发表《文学者的态度》的动机并非是挑起京海两地的争端,而是体现了他对当时文坛始终没有出现“伟大文学作品”的一种焦虑和号召,这既是沈从文对“五四”反思的结果,也是连接他1940年代“重造民族”理想的重要起点。通过对沈从文在京海之争中“失声”原因的考察,我们也可以获得对沈从文1940年代创作上陷入“失声”原因的一次新的理解。

“京派”“海派”“谪京派”之争考辨

1934年前后发生的“京海之争”,是1930年代的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论争之一。此次论争看起来热闹非凡、涉及面广,实际上参与论战的各方立场皆有不同,他们对于“京派”“海派”的定义可谓言人人殊,意见并不统一。然而在后来的研究中,对“京派”“海派”概念的界定及其成员的划分多沿用在1930年代论争之初就模糊不清的说法,以致众说纷纭,甚而有盲目扩大各派阵营、夸大其对立之势。细析萧乾的原文,“谪京派”极可能是“嫡京派”一词之误排,故与“谪京派”相关的论说不能成立。

海派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纵观海派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从京派海派之争的情绪化 ,到对于京派海派研究的冷静分析 ,到新时期以来研究的多元化色彩 ,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海派文学的态度有着一个逐渐客观化评价的过程。新时期以来 ,海派文学的研究虽然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