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加快建设京畿福地、老有颐养的乐享河北行动方案(2023-2027年)的通知(冀政办字〔2023〕39号)

2023年3月14日各市(含定州、辛集市)人民政府,雄安新区管委会,省政府有关部门:《加快建设京畿福地、老有颐养的乐享河北行动方案(2023-2027年)》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宋代京畿制度变迁论略

宋代京畿制度复杂多变。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称开封府界,仁宗皇、至和之际曾一度改为京畿路,徽宗朝时而置京畿路、时而恢复开封府界;南宋以临安府所辖9县为京畿。北宋对京畿管理体制出现了开封府界路级特区,南宋以临安府长官充任浙西路安抚使兼兵马钤辖,管理京畿、京师和朝廷事务,已形成了路总管府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对元朝"大都路总管府"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文献史料看康熙的救灾措施——以康熙十八年京畿地震为例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发生的京畿地震,规模大,时间长,破坏力强,损失惨重。震后,康熙帝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包括精神抚慰、经济赈恤以及人性化关注等,并发动地方官员和受灾百姓全力抗灾,有效地避免了灾情的进一步扩大,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京畿文化:“大北京”建设的历史文化基础

吴良镛提出的“京津冀北地区城乡空间发展规划”,建议对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保定等城市进行整体的开发建设,除有现实考虑外,也具有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基础。在元、明、清时期,就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畿辅区域体系,在文化上也形成了京城、京郊、京畿三个相互关联的文化圈。在这些文化圈中,宫廷文化、士大夫文化与民俗文化形成多向互动,成为京畿地区的文化特色。无论建设“大北京”,还是研究北京文化,都不应脱离对京畿文化的探讨。

论1917年京畿直隶大水灾

河北省及其近京地区,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自然灾害,曾严重危及当地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尤其是民国六年(1917年)发生的特大水灾,其破坏力相当之大,百姓罹难极其深重。面对这次惨烈的灾情,北洋政府和民间积极行动起来,想方设法地予以应对,并及时开展和进行了种种减灾救灾的相关活动,一些国际友人也参与其间,取得了相应的效果。为后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很值得研究和探讨。

嘉庆六年京畿大水与政府的应对举措

嘉庆六年京畿一带连降暴雨,致使许多州县遭受百年巨灾。这次水灾发生在封建统治的中心地区,因此,统治者对它极为关注,积极采取蠲缓、赈济、调粟、疏通沟渠河道、埋葬尸体、散给棉衣等项措施进行救灾。同时,还采取下诏自省、停止秋?、祈祷禳灾和清理刑狱等消极应对举措。此次救灾活动是清王朝由盛转衰时期,清政府救灾活动中较有成效的一次。但同时,这次救灾活动的特点也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状况紧密相联。由于财政紧张,在救灾的具体措施上,煮赈事例明显增多。以工代赈在这次救灾活动中地位较高,被给予特殊的关注。同时,清政府采取的消极应对举措在稳定灾荒时期的社会秩序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是最高统治者维持对社会控制的重要方式。

唐宋京畿管理制度变迁初探

唐朝京畿管理先后采用雍州、京兆郡、京兆府、京畿道等统领制。宋真宗景德年间设置了开封府界提点司,京畿管理出现了开封府界特别路区。宋仁宗皇祐年间曾一度改开封府界特别路区为京畿路。宋神宗朝设开封府界提举常平司、提举保甲司等机构。宋徽宗朝时而置京畿路、时而恢复开封府界特别路区。南宋京畿管理演变为临安府长官兼任浙西安路抚使的大总管府路管理模式,完成了京畿管理由地方性向中央特区化的演变进程,并对元明清时期的京畿管理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清代京畿社会治理看首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中的作用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京津冀各自的功能与定位已十分明确,但是如何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好北京的独特作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以古鉴今,从清代京畿社会治理的体制出发,对京津冀一体化背景下的北京作用的发挥进行思考和浅析。

唐代京畿乡村人口数量蠡测

首都长安城内的居民结构与户口数目,是几代唐史学者关注与热烈讨论的话题,通过引入计量史学研究法,从不同角度展开的人口数量估算,直观地展示了长安户口辐凑、地狭人稠的社会特质。然而,由于城市容纳力有限,人口、资源的"逸出",作为国家行政中心的长安与郊县紧密连结成为具有高度同质性的京畿区域,此区域在聚落形态上囊括城郭与城外乡、里、村。可另辟蹊径,采用乡坊合计的估算方法,对京畿区乡村的人口数量进行估算:发现唐天宝年间京畿乡村的人口总数多达150万,而乡均户数恰符合唐令"百户为里,五里为乡"的规定;到元和年间,乡村人口总数有所缩减。

清末京畿社会治安问题浅析

清朝末年,京畿一带社会治安问题有日常性、政治性及经济性等表现形式。与广东等地相比,官方尚能将治安问题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而且这些治安事件对当地社会危害程度较轻。

北魏平城京畿行政区划的演变

北魏平城京畿区域范围,由于史志失载,需要进一步旁推侧考。北魏建都平城,置平城县令;在京城及其周围,因袭西晋封猗卢的代国,也就是前秦的代郡,仍名代郡,置代尹;以代郡及其周围地区为司州,或称京畿,置司隶校尉或司州刺史。考诸史传;北魏前期京畿的地理范围为:北阻阴山、东跨太行、南逾恒山、西沿黄河到达河套。太武以后,“西、北、东南大面积回缩,定型为北邻六镇,东阻太行,南逾恒山(今原平以北),西傍黄河、朔州(治今托克托)。孝文帝太和十年重建司州时,新司州范围缩小至今大同市、朔州市及内蒙古集宁市南部地区。迁洛后,恒州领辖亦然。

北宋京畿地区洪涝的协同治理

北宋京畿地区的洪涝治理是自上而下的行政行为,体现着朝廷和各级政府的组织能力,在实际运作中既需要君主和朝廷的动员,也仰赖开封府、州县以及治水机构和官员的协作。宋初,由于缺少专职的治水机构和职官,君主通过选派武将、宦官及门官员等亲信来开展治水事务。这种君主授权的近臣治理模式,在政令传达上更便捷,行政效率也更高,但这往往取决于君主的个人意志和权威,因而难以长期持续。自宋真宗朝开始,逐渐走向设官分职的制度化模式,先后有多个机构和职官参与京畿地区的洪涝治理。作为专项事务,洪涝治理的开展依托相应的机构,比较简捷的形式是基于既有的行政区划,将洪涝治理的职责划归相应的行政机构。洪涝灾害一般会超出既有行政区划的边界,宋廷因地制宜地设置了跨越行政区划的专职机构或差遣官。

试述北魏宗室担任洛阳京畿长官的情况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旋即以新都洛阳为中心规划京畿,设司州进行管理。司州地位高于其他地方行政单位,因此在人事任命上具有独特之处,与皇帝血脉相连的宗室成员于其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仅以治京城的司州牧、河南尹、洛阳令及藩屏北部的河内太守为例,司州牧几为宗室所垄断,后几项职位也有近三成归属宗室。朝廷特别重视候选宗室的学识、才能和品性等综合素养。洛阳司州各级长官的这种选授特点充分表明朝廷对京畿事务的高度重视,也是北魏后期统治集团利益关系及王朝宗室政策的真实反映。

《热河日记》中的京畿运河文化研究

"京畿",即我们现在所说的"首都圈"。古代的北京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个最华丽、最繁荣的世界大都市,与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运河贯穿中国南北,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动脉,运河的繁荣促进了南北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交流与融合。大运河文化也是京畿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朝鲜朝文人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记载了18世纪清代繁盛的运河文化,在运河漕运、运河城建、运河生态艺术等方面都有体现。

北京政府京畿军政执法处及有关史事述考

民国初年,袁世凯为镇压异己势力,在京城设立京畿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大搞白色恐怖。尽管对于有些重要案件,袁世凯及其属下仍要有所权衡。为加强该机构的军事威慑,袁世凯还让陆氏编成京卫军。1914年春,陆建章将京卫军主力改编成正规陆军,出京镇压白朗起义,处长遗缺由雷震春充任。袁世凯死后,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将京畿军政执法处取消。

清代至民国京畿地区的水利纠纷及其解决措施

清代,京畿地区的水利事业得到了全面发展。受自然、社会与历史因素的制约,京畿地区的水利纠纷较为频繁,并有不同的类型与地域特点。进入民国以后,京畿地区的水利纠纷及其解决亦呈现出典型的"近代"特色。为解决水利纠纷,当地采取了包括立碑刻石、完善管理、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和改变传统用水习俗在内的多种措施。

论明初京畿地区的农业生产

明初京畿地区农业状况，是涉及明朝政治、军事、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明初统治者采取一系列诸如移民垦荒、军事屯田、兴办水利、提倡种植经济作物和减免赋役，实施赈济等一系列措施，使遭受长期战乱而残破的京畿地区农业经济得到了恢复，在耕地面积、人口数目和赋税额数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增加。这为明朝建都北京和北部边境的防御，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为明代中后期及整个清代环渤海地区经济的振兴。

何以善治:唐代京畿县乡的权力结构与社会治理

中国广土众民,对不同区域及基层社会实施有效管理,是历代王朝的统治目标。就大一统的唐代在县以下的行政统治与社会治理而言,以首都长安所在京畿地区为例,唐代国家在此建立起府、县、乡行政层级,通过垂直行政实现皇权下乡与下情上达的同时,越级沟通也时时存在;除各级行政官僚外,影响京畿县乡社会秩序的还有扎根乡土的乡里强干者,以及由长安溢出、在畿内角逐资源的外来强干者;各种势力相互牵制,形成复杂的权力格局。处于权力顶端的皇帝,与官僚制、律令制所代表的行政理性共生,随时关注京畿地方事务,及时遏制不良势力,从而达成善治之局。京畿善治的行政成本巨大,统治者在全国推行简约化分级行政,逐级委任责成;在县以下基层治理中,更多地依赖县级僚佐及地方力量。

山东与韩国京畿道经济园区比较与合作研究

中国山东与韩国京畿道经济园区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在各省道经济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两省道经济园区在投入产出、管理模式、园区环境等方面既存在共性,也存在差异。为了加强双方经济园区的交流与合作、继续担当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必须建立园区合作的政策机制和人才机制,打造园区合作的信息平台及创新模式,优势互补,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经济园区整体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