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京都大赋审美内涵的文化缺失

作为中国古代城市文学成形之作的汉代京都大赋,审美内涵存在明显的文化缺失。作家将城市之美物体化,普遍显示出重物轻人的审美取向,堪称城市灵魂的城市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多被忽略。同时,作家外在于对象、物我分离的现象十分突出。而导致这种缺失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农耕文化精神的影响,汉代作家普遍缺少自觉的城市审美意识。

试论苑猎京都大赋的写作与传播方式

作为一代文学之主体,"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苑猎京都大赋无疑最能够代表和反映汉代雄壮堂皇的时代风气与精神面貌,其主要写作内容则是苑猎与京都。由于国力昌盛,帝王需要宣扬盛世伟业,于是自上而下"命赋"成为苑猎大赋的写作方式,而京都大赋则在"迁都"争议的影响下,以"献赋"为其写作方式,并在宫廷中诵读传播。所以,"命赋"和"献赋"的写作与传播方式使得苑猎京都大赋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帝王喜好、舆论风潮以及时代精神的承载体,达成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汉唐京都大赋都址观及其铺陈表达

汉唐京都大赋如东汉杜笃《论都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以及唐代李庾《两都赋》,均旨在通过铺陈的艺术感染力向当时的君王表达自己的都址观。杜笃以汉室旧都、自然所处的地势险峻为依据主张都长安。班固、张衡则以施行仁政王道作为都址的依据,认为这比地势险要更根本故而主张都洛阳。在铺陈和论证上,张衡对班固有所超越。李庾在铺陈中总结了曾都长安、洛阳的政权最终均亡的教训,得出了君主勤政、施行仁政王道,则"都东都西可"的两可论。

扬雄与司马相如赋风差异之比较

司马相如是汉大赋美学品格的开创者和缔造者,而扬雄在对司马相如大赋创作之法进行全面继承的同时,又大胆创新,因此其赋作在题材内容、谋篇布局和写作手法上都各有独到之处。所以,如果说司马相如的大赋是以流动飘逸见长,而扬雄的大赋则是以古雅深沉胜出,而这些特点是由不同时代赋予赋家不同的观照方式所致。

类别流变:汉赋研究的另一种思路

在一般文学史或赋史研究著作中,对汉赋发展的描述常以骚体赋、大赋和抒情小赋为顺序展开,然而这并不符合汉赋发展的实际。因为东汉末年的抒情小赋与西汉初年的骚体赋可以说是汉代抒情言志赋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态。而与抒发“士不遇”情结的抒情言志赋一样,苑猎京都大赋和咏物赋在汉代也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发展线索。而且赋家常选择不同的体式表达不同的情感需要。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以上三种汉赋体式的类别流变过程逐一进行区分和细究,即以汉赋三种体式的类别流变来描述汉赋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