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野直喜与京都学派中国俗文学研究体系的创建

作为京都学派的开山鼻祖之一,狩野直喜借鉴欧洲汉学的俗文学研究理念,深入细致地爬梳中国戏曲小说的文献资料,创建一个系统完善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体系。他在纯文学观念的基础上充分肯定小说、戏曲等俗文学的价值,运用文学史理念基本澄清中国小说、戏曲的发展源流与文类特征演变。经过狩野直喜与其后辈学者薪火相传的学术推进,形成文学史视野、版本考证、文本细读三个方面密切结合的研究格局,把中国俗文学研究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京都学派与黑格尔美学之间的貌合神离——一种以西田“场所逻辑”为主轴的日本战前美学思想重构方案

日本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场所逻辑",虽在形上学研究领域影响极大,但其对于美学研究的理论支持力却一直没有受到普遍重视。因此有必要重新阐发西田美学、九鬼周造美学以及和辻哲郎美学的微言大义,并由此完成对于战前京都学派美学思想的系统化重构。京都学派哲学之所以并非黑格尔哲学之东亚化版本,原因如下:(1)京都学派哲学的核心观念"绝对无",乃是对于以黑格尔哲学为浓缩性代表的西洋实体中心主义哲思方式的解毒剂;(2)京都学派的美学建树的根基在于日本民族(乃至整个亚细亚区域的各民族)的艺术创制以及审美实践,而这些都不是黑格尔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美学体系所能够消化的内容;(3)京都学派对于东亚审美意识的高扬,并不意味着一种试图对西方中心主义作出简单否定的"东亚至上主义"(即以一种反转的黑格尔主义对抗黑格尔主义),而是体现了在日本这一特殊的文化熔炉汇通东西审美资源,并由此催生现代日本文化的开放心态。

“哲学之道”将走向何处?——京都学派哲学研究的动态与断想

文章通过阐述21世纪以来的日本哲学、尤其是以京都学派为中心的日本哲学研究的新动态,即作为京都学派的历史传承性,作为现代哲学与传统思想的交织,作为日本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对话性,由此来提示今后的日本哲学之研究需要关注"日本哲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避免陷入西方与日本的二元对立框架之困境,强调以双语翻译为突破口来开拓新世纪的多视角、多领域的对话。

从《品梅记》看“京都学派”对京剧认识的改变

《品梅记》是梅兰芳1919年访日首演后由以研究中国文化著称的"京都学派"学者们集体撰文的一本评论中国戏曲和梅兰芳的"论文集"。梅兰芳访日首演改变了"京都学派"对京剧的固有看法,促使他们从关注文本向关注演出转变。但是,我们通过细读《品梅记》原文,可以知晓"京都学派"中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滨田耕作、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等人对京剧艺术和梅兰芳的认知与评价是各不相同的。在今天大力提倡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语境中,重读《品梅记》对于理解20世纪早期京剧东传日本、中国文化如何走向海外有着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滨田耕作和东洋考古学京都学派

滨田耕作是日本考古学京都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日本考古学的创始人。他一生多次来到中国东北地区，从事合法和非法的考古发掘活动。他把西方的考古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引入了日本，也对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关于对红山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但是，也需要看到他的考古行为和理论密切配合并为当时日本政府的侵华政策提供了学术论证。

卞崇道与京都学派哲学研究

京都学派哲学研究是卞崇道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围绕京都学派哲学的定位与评价、京都学派研究的基本特征、京都学派哲学的现代意义等一系列问题,论文通过梳理卞崇道教授针对该学派的学术研究,阐述了其始终致力探讨的"树立他者意识,站在他者立场,客观地认识、研究日本思想文化"的方法论,并高度评价了卞崇道站在"东亚"乃至"全球"的视域来认识日本与中国的思想文化,构建起21世纪的东亚哲学的远大目标。

战时日本京都学派的“道义生命力”论探析

“道义”言论,是日本在1945年战败前为对抗功利强权的西方帝国主义而形成的一种美化战争和自我肯定的意识形态。京都学派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站在“世界史的立场”上,以“道义生命力”为名炮制出一套美化侵略战争的理论,并开辟了一条诠释“大东亚共荣圈”伦理意义和歪曲战争性质的新途。日本战败的事实,印证了京都学派“道义生命力”论所具有的脆弱性和欺骗性,但在应对战败后的困境时,京都学派仍乞灵于“道义”的力量。京都学派的“道义”言论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的暧昧含混及其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追究,更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是,其“道义”论为战后日本社会建设“道义国家”提供了思想土壤。

日本京都学派的代表性人物谷川道雄

谷川道雄先生是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学派代表性人物,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多有建树。他最先提出豪族共同体的概念,1970年又与川胜义雄先生共同系统推出了这一理论,在日本史学界引起了一场大辩论,这一年也被认为是日本学术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谷川先生在史学研究中,继承了京都学派前辈的优良传统,又坚持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验证先辈的理论,坚持研究活生生的人类社会,因而在赋予魏晋南北朝隋唐中世说以新内容的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研究体系,成为一代学术大师。

京都学派汉学家的《史记》研究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自古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巨大。近代日本东洋史学成立之后,《史记》在各方面被重新解读、研究。通过对京都学派汉学家关于《史记》的评议和研究进行梳理,阐明他们的史学观以及司马迁《史记》对近代日本东洋史学的影响。

翻译视角下的昭和哲学——京都学派的书写方式

文章所探讨的是寻找所谓"翻译哲学"的依据。首先阐述了什么是"翻译哲学",进而选择1930年代的京都学派,尤其是以田边元、三木清、西田几多郎为中心,以"翻译哲学"为视角来考察了他们对翻译的见解以及他们的书写方式。

京都学派的遗产——世界史的立场与近代的超克

结束锁国状态的日本,在与西方社会的复杂交往中,不断积累着对西方的两种感情:一种是想要成为西方的欲望,一种是对西洋进行反抗的情感。然而从根本上讲,这种双重情感最终是在西方化框架内产生的,是西方近代世界史普遍主义的应有之义。在这种普遍性中,日本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们试图寻找日本在世界史中的主体性地位。他们构建了一种"精神即文化"的世界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理念作为一种精神的否定性概念,与西方的物质性历史终结概念相对立。而且,精神的否定性因素具有摆脱以普遍性为目的的西方近代思想的某种气质,是一种构建以特殊性为目的的东洋历史哲学的努力。

两个关于“世界史”的哲学论述——京都学派与柄谷行人之间

当日本进入太平洋战争与欧美诸帝国进行一场世纪大战时,以西田几多郎与田边元为首,底下包括务台理作、西谷启治、高坂正显、铃木成高、高山岩男及大岛康正等人在内的京都学派因应现实,在哲学理论的建构上提出"近代超克"论。结果带来的是"世界史的建构如何可能?"的历史哲学问题。事隔七十余年的现在,柄谷行人以《世界史的结构》(2010)一书,思考人类如何克服"国族(nation)、国家(state)、资本"在当代所产生的问题,借以建构新的世界史图像。柄谷在该书中透过贯穿"漂泊者、氏族社会/国家/资本/世界共和国(A/B/C/D)"的"交换模式"理论,来取代马克思的商品交换模式,并援用以康德"永久和平"理念为基础的"世界共和国"概念,来提出现今人类所应朝往的理想境地。此种"世界史"结构的论述,在超越"国族、国家、资本"的问题意识上,与京都学派的"世界史"理论截然不同。柄谷借用弗洛伊德的"被压抑之物的回归"说法,探讨超越国族、国家、资本的可能性,后者以大乘佛教的空或无的思想为基础,探讨超越固执于自我同一性存在的可能性,也因此为国族、国家、资本保留了存续的可能性。虽说如此,两者在建构世界史图像时有个共同点,那便是透过哲学的想象力主张"过去不再只是过去,它会透过现在而在未来中被改变"、"未来的形成是透过现在改变过去才可能"。

“兴亚论”与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中国情结

受明治时代"兴亚论"思潮影响在后来走上中国学研究之路的一批青年,创立了近代日本中国学的京都学派。积极致力于日中学术界的交流,重视对中国的实地考察和实际接触,采取了"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的客观的科学的态度进行中国学研究,在日中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学者桑原骘藏研究

桑原骘藏是日本近代著名的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学者,其研究在学术上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但目前对其研究甚少。本文对桑原骘藏的生平,其主要研究成果,学术界对桑原骘藏的研究情况进行概要介绍,以形成对桑原骘藏最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京都学派东洋史分期问题再认识与批判

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以及古代社会的性质,例如中国古代有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以及何时进入封建社会,历来在史学界争论不休。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围绕着古史分期问题学界有过学术论战,以“三论五说”最具影响力。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对中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冲击同时,中国史学界也希望将中国史融入世界史领域,与世界史研究相接轨。在以中国为本位东洋史领域,京都学派无疑观点新颖,成果丰硕。但西方和日本汉学研究者对中国史论述时往往带有其政治目的或解读有误,为了避免这些漏洞,我们在对海外汉学进行批判认识后需要构建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

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另类学者——桑原骘藏

桑原骘藏是20世纪日本著名的东洋史学家,其学术研究以严谨著称,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桑原骘藏的历史观、中国观与同时期京都学派的很多学者差异较大,在京都学派中独树一帜,可谓日本东洋史学家中的一个"另类"。

京都学派与虚无主义——以阿部正雄为中心

京都学派与欧洲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讨论,以西谷启治的《虚无主义》一书为代表。阿部正雄接其后,援引海德格尔的尼采论,继续追问尼采虚无主义的问题,并借此开出东西方哲学与宗教对话的平台。阿部的“空-非佛非魔”的宗教哲学,在他自身“人生顿挫→学问知识下的人生省察→宗教知识下的实存重构→宗教体验下的实存显露”的过程中形成。在阿部看来,“意识的转换”已不再是哲学知识与宗教体验的主流,反而是“存在的转换”才能真正带出智与悲的宗教哲学。欧陆哲学从“意识哲学”转向“存在哲学”的发展脉络,以及田边元与西谷启治对此转向的哲学回应,可说是引领阿部建构其哲学体系的重要历史要素。超克尼采的作为魔的虚无主义,成为阿部宗教哲学不断革新自己的重要哲学任务。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不仅是禅宗的空,还有佛陀为众生说法的慈悲。无与悲,可说是该哲学的基调。

京都学派与现象学:以田边元的哲学为例

京都学派创始人西田几多郎(Nishida Kitaro,1870-1945)批判欧洲哲学的心物、主客二元论,提出心物、主客未分的"纯粹经验"与"绝对无的场所"论述,为该学派哲学建基。而批判式继承西田哲学的田边元(Tanabe Hajime,1885-1962)于1922-1924年留德期间,从学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对两者哲学的批判,成为田边哲学体系形成与转变(从战前的"种的逻辑"到战后的"忏悔道哲学"、"死的哲学")的其中一个参考点。田边在批判胡塞尔的纯粹意识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现象学(即存在哲学)后,提出异于两者的新哲学形态,即"绝对无即爱"的实践哲学。此种欧洲哲学与日本哲学,特别是现象学与京都学派哲学的交渉史,是审视近现代东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主轴。从这种交渉史的视野来阐明田边哲学的形成及发展,不仅能够对目前的田边哲学研究或日本哲学研究提供一种新方向,而且能为当代现象学研究或对现象学的批判性研究提供一些可以参考和比较的资源。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简介 “中国情趣”与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知识生产研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情趣’与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知识生产研究”(批准号:18BWWU22)由李勇博士主持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不仅重视对中国文化的实地考察与体验,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及学术方法抱持着浓厚兴趣,逐步形成“把中国作为中国来理解”的学术理念与方法,因而其中国学研究呈现出浓郁的“中国情趣”:对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而言,“中国情趣”既是一种感知中国的传统思维,又是一种认识中国的价值系统,还是一种描述中国的知识形态。

《大乘起信论》与京都学派:回应“批判佛教”的批判

一、前言上智大学名誉教授渡部清在《迈向日本哲学研究的新开始:透过检证'西田哲学'的独特性之尝试》(《国际哲学研究》,第3号,2014年)的序言中语带讽刺地指出,现今的日本哲学研究者(特指狭义的京都学派哲学研究者)只偏于日本哲学家的经典解释,亦即内在性解释,完全没有顾及造就该哲学形成的思想背景,尤其是明治时期哲学家,如井上哲次郎(18561944)、井上圆了( 18581919)、三宅雪岭(18601945)等人的哲学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