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浪子”反抗的“浪子之王”——论鲁迅与亭子间文化

亭子间文化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带有边缘性、激进性和波希米亚气质的青年亚文化。鲁迅认同左翼青年的基本文化精神而成为亭子间文化人的“浪子之王”,却又因其“权威”地位而不能摆脱被“浪子”们反抗的命运。

亭子间:都市蜗居的思想史——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中心

上海亭子间是旧上海记忆的经典元素之一,在都市思想史视野里其内涵有四:其一,地域风情和建筑层面上的亭子间,本是旧上海底层居民逼仄无奈的居住景况的历史写照;其二,生存环境意味上的亭子间,是以文谋生的一群异乡人应对现代社会冲击的城市生存扎根策略;其三,在上海左翼革命氛围中,这群身体和精神都处于蜗居状态的现代平民知识分子从亭子间走向激进。其四,亭子间文人和延安"山顶上的人"结合起来并获得历史重新书写的权力后,亭子间开始成为革命的空间政治符号。

从城市边缘走向文坛中心——“亭子间作家”及其文化释义

亭子间之被作为上海城市的一个符号得以流传，是因为在20世纪20-40年代，它接纳了一大批后来在文学史留名的作家，“亭子间作家”由此被演绎为七海作家的代名词。但在当时，许多“典型上海作家”与亭子间并无直接关系，把“亭子间作家”作为上海作家的一种群体象征，反映了我们以往文学史的贫乏。居住亭子间的作家大多数是外来的寻梦者，当他们走到文坛中心，并取得了话语权后，一段以他们的生活和创作来定义的文学史就产生了。因此，亭子间无论是作为一个实体空间抑或一种文化隐喻，都有其特殊的涵义，它是初出茅庐的外来作家进入城市社会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是他们走向文坛中心的第一级台阶。

从“亭子间作家”与“封建小市民”的关系谈起——读《霓虹灯外——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有感

精英作家因市民阶层不热衷于新文学作品,却对通俗小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而感到失望与焦躁,于是斥责这一读者群体为"封建小市民"。"小市民"这一颇为模糊的概念可以被重新界定。"亭子间作家"与"小市民"产生隔阂有其深层原因。"为人生"与"为生活"虽仅一字之差,但却分出了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的读者群的不同需求。就文化的多元格局而言,这种"对峙"并非是"僵局",反而因两者的"韧性"与"互补"显示了大都市的多样化和无穷魅力。

论30年代“亭子间”青年文化与上海文化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从上海"亭子间"的恶劣物质生存环境中产生了左翼文化人群体的青年文化,即带有边缘性和激进性的"亭子间文化"。亭子间文化相对上海文化既具有接受性、继承性因素,又具有反抗性、冲突性因素,并通过30年代左翼青年文化人的社会交往的两面性体现出来。亭子间文化在上海城市生活语境中产生、发展,又与上海城市气氛融为一体,它有着以上海文化为背景和参照系的一面,从特定角度反映了它在上海文化系统中的青年亚文化属性。

都市文化与空间正义——以亭子间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空间正义是都市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以追求社会正义为旨归的上海亭子间文化一度成为左翼文化运动的代名词,它是马克思主义与激进人文地理学在中国历史性互动的产物。亭子间的文化飞地特质兼具包容性和异质性,孕育出了独特的都市青年亚文化———"薄海民文化"。货币、出版和身体的解放力量在文学空间聚合,空间正义成为文学实践无意识层面的一种重要推动力量。亭子间亚文化从边缘到中心的演进历程则折射出一种更为深刻的空间权力的转移。

都市空间与现代激进文学地理的建构——以亭子间文化为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运动是"都市空间"与"激进人文地理学"在中国历史性互动的产物。亭子间是这一互动的核心场域之一,亭子间文人一度成为上海文人的代名词。本文取历史-空间-社会多元研究向度,以亭子间文人社群从边缘到中心的崛起轨迹为中心,系统考察了都市空间与现代中国激进人文地理学演进之间的深刻联系。本文对两条演进脉络做了重点探讨:(一)空间正义与左翼文化运动兴起之间的交错互生关系;(二)都市文学空间的激进化及其内生的分歧。

“亭子间”里隐藏的“信息密码”——周立波20世纪30年代外国文学译介活动的社会学考察

周立波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影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本文认为,置身于上海"亭子间"的周立波,能以外国文学译介名世,既因为他拥有翻译外国文学的外语能力,更是为了谋生的需要,从而在社会学的视野中重新解读了周立波从事外国文学译介的缘由和动机。

《亭子间嫂嫂》的社会文化指照

以《亭子间嫂嫂》一书为主要研究对象,从社会环境、人文意识影响及作家创作开拓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从文化与作家、文化与读者、文化与作品的相互联系着手,思索各种因素在创作、再创作、审美和人类自省中的功能,激发人们主动全面地关注和理解文学,力求对作品有一个全方位的新认识;并从文化角度对“妓女”现象作了较详细的阐述,站在全局观念上加以研讨和分析,从中挖掘出人们对于这一社会现象的认识和对女性生存理解的误区。

从“亭子间”到“土窑洞”——前期延安文学生态的内在规定性

学界普遍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延安文学生态是宽松自由的,之后则高度一体化。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前期延安文学生态的内在规定性已经客观存在,它主要来自延安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方式,延安知识分子政策,以及陕甘宁边区特殊的地理与人文环境,这些因素或隐或显地制约着延安文学的发展路向与本质特征。探究前期延安文学生态的内在规定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后期延安文学体制生成与确立的内在机制。

不同的“轰动”:商业运作视角下副刊与小报连载小说创作差异比较——以《啼笑因缘》和《亭子间嫂嫂》为中心

现代文学史上副刊连载小说与小报连载小说从形式上看非常相似,但二者的差异也非常明显。从商业运作的视角出发,上海追踪《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上的《啼笑因缘》和《东方日报》上的《亭子间嫂嫂》的文本生产过程,可以发现,由于大报副刊在人力、资本、时间、稿源、形式、发行渠道及发行量等方面的优势,使得它可以对附着于其上的长篇连载进行充分的运作,然而,两部文本的"续"的不同处理,又恰恰呈现了市场的双刃剑特质之于作家的种种可能。

上海租界的“亭子间人物”——对周天籁《亭子间嫂嫂》人物群像的解读

亭子间是上海弄堂房子中的一间,在二三十年代,则一度成为文人和下层市民的主要居所。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从妓女与狎客的角度入手,展现了租界文化影响下下等妓女"娜拉"式的生存环境和复杂的上海市民世界,并站在全局观念上加以研讨和分析,从中挖掘出产生如此社会现象的内在社会根源。

1930-1945年都市文学中的亭子间书写

亭子间在上海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居住空间,但在1930年至1945年间的都市文学中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亭子间书写丰富了都市文学,并与同时期摩登建筑文本一起构建出一个耀眼的文学都市——文本上海,底层人物的贫、凡和知识分子的抑、扬都隐藏在亭子间文本中。贫、凡还原了文学的写实功能,抑、扬渲染出文学的浪漫表达,日常生活和精神求索相融合,酸甜苦辣、百味人生都蕴藏在亭子间文本中,使亭子间书写具有深厚的意蕴。

文学／政治：亭子间的双重空间意义

亭子间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这种独特的地理空间，在某种意义上见证了上海在特定时间内的历史轨迹，也成为了一代上海人独有的“上海记忆”。而对于曾长时期停留于“亭子间”的大批作家来说，它更是成为知识分子树立文化立场和思想理念的起源地，成为一代都市人的精神象征地，本文正是从文学和政治双重角度入手，分析“亭子间”其所特有的文化隐喻，以及其背后深刻的阶级意义和政治意义。

亭子间、咯血症与“侠盗”想象——以1940年代孙了红的居室及“侠盗鲁平奇案”系列小说为中心

本文从孙了红1940年代的居住空间入手,揭示作者当时物质生存条件的艰难,并分析作品畅销与作者穷困这一现实情况背后的悖谬之所在。突如其来的咯血症加深了孙了红的生存危机。而这生活上的种种困境,最终都以一种曲折的、以趣味外壳包含反抗内核的形式呈现于“侠盗鲁平奇案”系列小说。

哀艳言情剧 亭子间嫂嫂 根据周天籁同名小说改编

楔子[音乐起。[画外音：《亭子间嫂嫂》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红灯区会乐里一个暗娼的生活。当时，小说《亭子间嫂嫂》刊在《东方日报》上长篇连载，大为轰动!社会上，上中下三等人士，都关心亭子间嫂嫂的遭遇，今天看过，明天非得一早去买报来看不可。该小说作者周天籁，一个通俗小说作家，作为社会平民的一员，写小人物在卑贱和污秽中所闪现出的人性之光，常常是最令人心动的地方。[会乐里七号，墙上写着一个很大的“拆”字。一个男人踏着昏暗的路灯光，一路走来，穿过后院，上楼，开门，入室，点燃一支蜡烛，搬出一只肥皂箱，从里面取出一大叠旧报纸，打开报纸……

隔壁房间的苦乐冷暖 话剧《亭子间嫂嫂》

风尘女子的坎坷命运，一直是海派文学的热门话题。大多数此类作品，都习惯于雕琢一个剥离了生活日常感的特殊生存环境，或者是声色场上的醉生梦死，或者是上流社会的病态情结。总之，看起来像是与普通人保持着某种距离感和疏远感的隔离世界，在风情万种之余，生发出几许宿命的无奈和人生的惆怅。

异质及边缘:“亭子间文人”的生存空间与身份形塑

“亭子间文人”最初由毛泽东提出,但学界对其概念的界定游移于泛化与单向化两端。“亭子间”的空间压迫映射于文人对“近端秩序”与“远端秩序”的感知,前者使其在与棚户区底层工人、上海普通市民的相处中呈现异质性面貌,因此距“大众文艺”亦远,后者在纵向形态上通过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文学场中心的比照中显映“亭子间文人”的边缘性窘境。与此同时,“亭子间”的飞地特质,使得青年文人的聚居生态进一步被塑成,并加强了左联的力量。两代“亭子间文人”沿着文学生产机制的上升途径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位移,但“亭子间文人”中产生的分化亦具有更大的阐释空间。

亭子间的年味儿

等不到天完全暗下,石库门老弄堂二楼的房间便拉上了窗帘。老街太陈旧了,斑驳的老墙,冷峭的门框,走过灶披间,登上“吱嘎嘎”响的木楼梯,上到假三层的阁楼,便是桑姑的闺房了。老姑娘的闺房,摆设都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那些显眼的书,堆得到处都是:桌子上,椅子上,地板上,连床头都三三两两散落着。二楼的厢房,摆了太太的麻将桌,娘姨忙上忙下,不外乎是端茶倒水、收拾瓜子饼食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