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柏拉图与孔子的“亲亲互隐”及家庭伦常观

孔子明确主张"亲亲互隐",但它本身即包含有"亲亲互谏"之义。"亲亲互隐"有一定范围,在公共事务领域,孔子又主张"不隐于亲"。"亲亲互隐"不是不要公义是非。孔子只是不鼓励因私人领域中的问题,亲人间相互告发,而主张以宗教伦理精神,通过感化来协调家庭、社会关系。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非常重视家庭伦常,尤其强调孝敬父母。在柏拉图所构建的新神观念体系中,敬畏神灵即要求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是神为人类制定的最为普遍的律法。在此整体思想框架中,苏格拉底非难游叙弗伦"子告父罪"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孔子与苏格拉底、柏拉图都重视家庭伦常和孝道,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都认同"亲亲互隐"的价值观念。

“亲亲互隐”是伦理原则吗

最近十年,哲学界关于儒家"亲亲互隐"的争论涉及的问题日渐深入,大多将"亲亲互隐"视为义务性的伦理原则,"子为父隐"与"直在其中矣"的"直"结合起来解读非常必要,而割裂"隐"与"直"的关系阐述文本,并不能反映孔子的真实思想。文中在详细阐述"直"的基础上,以证明孔子并非将"亲亲互隐"视为一个绝对化、普遍化的原则,而是表达了一个具体情境中他认同的特殊关系人——儿子——的选择。

“亲亲互隐”的迷局

父亲违了法，儿子该怎样做？或者，儿子犯了罪，父亲又当如何？这问题很早就在困扰着人们。《论语·子路》篇的一条记载就是好例：

“亲亲互隐”与代际公正

“亲亲互隐”是中国古代儒家的重要伦理主张。深厚的孝亲血缘根基、维护人伦纲常的政治需要为“亲亲互隐”提供了道德“合法性”根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中西方“亲隐”制度具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当情、法、德发生冲突时,德、法至上是现代社会代际公正的根本要求。

孝道与“亲亲互隐”:德性伦理学视野下的诠释——兼与邓晓芒先生商榷

在邓晓芒先生看来,"亲亲互隐"与等差之爱是腐败的毒瘤。而儒家认为"亲亲互隐"和儒家孝道并不完全一致,作为出自儒家孝道的"亲亲互隐"是具体情境下的选择。"亲亲互隐"与社会公正呈现出了张力,儒家伦理主张"义"是合理判断的依据。社会容忍制度的合理性,也正是由于它在探求这种张力过程中体现的合宜性和平衡性。儒家孝道与仁、义的契合,是儒家孝道德性合理性的深层根基。基于这一论述,可以有力地回应邓晓芒先生有关"腐败毒瘤"的诘难。

公德缺弱:一个透析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的新视角——以“亲亲互隐”文本解读为切入

公德缺弱在当今中国已成不争事实,究其原因乃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道德伦理重私德、轻公德,主张个体本位之故。"亲亲互隐"是儒学中一著名命题,集中体现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这一特点。

“亲亲互隐”的迷局

父亲违了法，儿子该怎样做？或者，儿子犯了罪，父亲又当如何？这问题很早就在困扰着人们。《论语·子路》篇的一条记载就是好例：

“亲亲互隐”乎? “大义灭亲”乎?(一)——浅议法与情的博弈

重新审视处于一片讨伐声中的容隐制度,全面地考量其利弊,就会发现中国古代及西方容隐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当今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完善,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承认儒家强调亲情、强调社会和谐的价值观念,有助于在情与法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批判地肯定、改造古已有之的维护家庭伦理亲属的容隐制度,有助于辩证地处理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的对立统一关系:不因亲情而废法度,不因法度而毁亲情使我国立法朝着法制化、人性化健康轨道迈进。

关于“亲亲互隐”的争论——从《论语·子路十三》与《欧绪弗洛篇》的比较谈起

当前中国的崛起是在西方普世价值的包围下的崛起,并且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的现在性崛起。因此,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争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关于"亲亲互隐"的争论无疑是最关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论语·子路十三》与《欧绪弗洛篇》的争论。本文拟关于这两个文本的比较争论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中国古代“亲亲互隐”问题探讨

新修改的《刑诉法》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拒作证，“亲亲互隐”被重新纳入法制系统。本文通过回顾“亲亲互隐”在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发展过程，对“其父攘羊”“窃负而逃”中“亲亲互隐”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儒家“亲亲互隐”伦理的学理反思与逻辑辩难

儒家伦理的最根基处是“仁”。对于仁的内涵的最通俗的解释是“仁爱”即所谓“仁者爱人”。但儒家的“仁”与墨家的“爱”有很大的区别。墨家讲“兼爱”,儒家讲“差等之爱”、“推己及人”。也就是说“亲疏远近”是仁之大小甚至仁或残酷的最根本的判断原则。由此出发,儒家伦理的“亲亲互隐”到底是美德还是腐败的最大毒瘤引起许多学者的讨论。本文在参考了两派的基本观点的前提下,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简单的梳理,并就儒家伦理的局限问题做简单的讨论。

从“亲亲互隐”看家国关系

如何把握"亲亲互隐"的核心脉络,虽然切入的角度可以多种多样,但家与国的冲突是"亲亲相隐"和"窃负而逃"这类伦理困境的根本问题。儒家认为,"国"建构在"家"之上,所以孔子让父子相"隐",孟子要舜逃"国"护"家"。如果要求人们不顾"家"去检举和举证告发家人,那么这样的"国"法不值得尊敬和遵守。"国"法不当破坏以父子为根基的人伦秩序,所以即使假设舜父杀人,孟子还会提出让舜逃离可能以公正和正义的名义杀死其父亲的"国"。可见,在儒家的家国关系中,家庭意识是立国之本。今天反思这种伦理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家国之间的紧张中寻找一个中道的平衡点。

再论“亲亲互隐”——“直”与“隐”之辨

近来关于"父子互隐"问题的探究,渐渐都聚焦于"直"和"隐"的理解,这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前提,是必须"回到"孔子与叶公对话的情景与状态之中去,仿佛作为理解者的我们本身也是"在场者"。知人论世的传统与老生常谈,仍然有助于我们敲开孔子与叶公对话的大门,合理地理解与解释"直"与"隐"的基本真义,进而解开孔子"父子相隐"的本真之义。这就是:孔子的直或直道,绝非是指父母与子女之间互相隐庇、隐瞒或不称扬对方的过失或罪恶,而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互相规劝(教育)与帮助,旨在"绝恶于未萌,起敬于微眇","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从根源上杜绝、断除或斩除彼此之间的任何一方可能犯有大过或罪行的苗头;旨在从根本上彻底避免引起父母与子女之间互相告发与指证的不幸的人伦悲剧的发生。不能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归结为特殊的道德情感主义所谓的"血缘亲情伦理",但也不能简单地以西方的道德理性主义来规约孔子的伦理思想;依据儒家一贯的"中庸之道",毋宁说,孔子的伦理原则,乃是一种追求与讲究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适中调和的道德"中庸"主义。

政治哲学视域下的“亲亲互隐”——以先秦儒、法思想为考察中心

先秦政治哲学的完备性结构不是"个体—公民社会—国家"三重域,而是"身—家—国—天下"四重域;这一四重域式的完备性结构实乃先秦诸子讨论政治哲学问题的观念前提。与儒家强调四重域的连续性、一贯性不同,法家将四重域通约为"身—国"二维结构,且以国这一维度为终极目的。在法家思想中,"家"并不具备独立的伦理道德属性,而仅仅具有被整合重塑的工具性地位。反对"亲亲互隐"的法家并不是为了维护社会正义,而是为了更好地追求君国的利益。在儒家所强调的四重域的连续体下,"家"不仅是德性主体(身)自我确证的第一场域,更是政治秩序和谐与稳定的基源所在。儒家所主张的"亲亲互隐",在道德与法律的张力之下,实现了道德的可能性与法律的正义性之间的两全。线性地认为"亲亲互隐"危害社会正义,从而强制性普遍规定"大义灭亲"的做法,最终只能是反讽与悖谬地走向其初衷的反面,进而在实际社会效应上妨碍社会正义。

从“亲亲互隐”看儒家的家国关系

儒家的家国关系可以从《论语·子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角度加以分析和解读,对这段文本之前业内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如伦理、故事、经学、政治、刑法、律典、生活等角度对其得失做了分析,本文在业内相关讨论的基础上,从家国关系的角度,深入讨论研究'亲亲互隐'的伦理学内涵。本文的结论是,家与国的冲突才是'亲亲相隐'和'窃负而逃'这类伦理困境的根本问题所在,本文从儒家的家国关系角度出发,试图在家国之间的紧张中寻找一个中道的伦理平衡点。

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论孔孟“亲亲互隐”中的权变智慧

"亲亲互隐"是儒家权变智慧与经权观的典型表达。儒家经权观的最大特点是,在遵经不能维护正常人伦关系并体现经(道德规范)应有的道德价值甚至违背仁义本性的特殊情况下,或经不能详尽规定人伦实践中的具体情境时,主体依其仁义本心合宜权度而行事,以确保伦常关系的正常化及各项道德伦常规范的道德效力。同样,"亲亲互隐"中的权变智慧并非展现父子兄弟间的慈孝友悌原则与一般社会交往的行义原则之间存在价值高低或矛盾对立,更不等于利害权衡与主观任意选择,而是在亲人陷入不义的特殊情况下个体依其仁义之心合宜权度与灵活行事,共同维护慈孝友悌原则与"行义"原则的道德效力,展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试论真假亲亲互隐——亲亲互隐行为的逻辑结构浅析

亲亲互隐行为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注的热点,有许多人士都就此著书立作。然而,大多数人的目光都放在亲亲互隐行为的道德层面上,而且常常将法律上的亲亲互隐行为的逻辑结构与道德上的亲亲互隐行为的逻辑结构混为一谈。本文从逻辑结构的角度来分析判定以往法律上的亲亲互隐行为的真假性。

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之一)

2007年,江苏的《学海》杂志第1期发表笔者长文《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批评郭齐勇教授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引来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和胡治洪四位先生的反驳,四篇反驳文章载于《学海》杂志当年第2期;笔者于该杂志当年第4期又发表回应文章《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对四篇文章逐一作答;该杂志于当年第6期又发表四位先生的再反驳。现在这篇文章是对去年《学海》第6期所载四篇针对我的文章的再回应,其中有关儒家"亲亲互隐"问题的争论仍是核心,但扩展到如何解读中西经典、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理解道德和法律、理性和仁德的关系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就“亲亲相隐”问题再答四儒生(之二)

2007年,江苏的《学海》杂志第1期发表笔者长文《再议"亲亲相隐"的腐败倾向》,批评郭齐勇教授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引来陈乔见、丁为祥、龚建平和胡治洪四位先生的反驳,四篇反驳文章载于《学海》杂志当年第2期;笔者于该杂志当年第4期又发表回应文章《就"亲亲互隐"问题答四儒生》,对四篇文章逐一作答;该杂志于当年第6期又发表四位先生的再反驳。现在这篇文章是对去年《学海》第6期所载四篇针对我的文章的再回应,其中有关儒家"亲亲互隐"问题的争论仍是核心,但扩展到如何解读中西经典、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理解道德和法律、理性和仁德的关系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中国古代亲属隐匿原则初探

亲属隐匿原则是中华法系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其肇始于先秦,经过历代统治者的补充与修订,使之不断地完善,历经千年不衰.在自觉的本土情怀与严肃的比较研究中探讨此项原则,于当代中国的法治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