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尊尊视域下的“四法”流转——董仲舒《三代改制质文》篇历史哲学演绎

从儒家亲亲尊尊原则切入,聚焦《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可以揭示天、地、质、文四法循环的学理脉络和丰富内容。天道阴阳之气的不同运行轨迹,对应了人世王政、官制、礼法不同面向,追溯天授圣王的异象,能够使“四法”流转获得可靠根据。殷质、周文及其分别与亲亲、尊尊相结合,建构出王权继承的基本秩序。牟宗三《历史哲学》中对尊尊超越亲亲,进而提升为国族客观精神的阐发极具启迪意义,但也割裂了亲亲与尊尊的有机关系。

兩漢入繼帝王追尊私親述論

兩漢皇帝没有子嗣的情况頻繁發生,皇位繼承人多從宗親藩王中擇選。外藩入繼不僅關係到禮法的依據和施行,還牽動著當朝的政治神經。由於漢初禮法多未定型,有關外藩入繼以及入繼者如何尊封本生父母,没有明確固定的禮法規範。在入繼皇帝的尊親問題上,論者各執一詞,引發數次禮制論爭,甚至造成政治動盪,西漢政權的覆亡亦與此有所關聯;外藩入繼的禮法規範在光武帝劉秀的處理中才形成範式,在東漢後期逐漸定型。本文將就兩漢外藩入繼的情况加以論述,並聯繫政治角力和禮法爭議兩方面,就兩漢歷次外藩入繼事件的前因後果和複雜情况加以分析。

早期中国嫡庶之分与宗法制度形成--基于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哲学反思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指出,立子立嫡之制是周人对殷商“兄终弟及”王位继承制度的突破和创新。天子在众多公子中选拔接班人,难免任意性、随机性,容易导致祸乱事变。周政的特点是让政治道德化,让道德政治化,使血亲社会化,使社会宗法化。血缘关系是生来如此而并非后天人力所为。把血缘关系上升到一种天定法则的高度予以确认,等于在为“亲亲”之制建构可靠根基。以嫡系长房、长孙为大宗,血缘正统可靠,是“百世不迁之宗”,秉承先祖恩德最隆最多;而以庶子系统、旁支所出为小宗,是先祖余泽播撒。“五世而迁之宗”要求小宗超过五世则剔出丧服范围。“大宗维翰”而具有核心地位,“宗子维城”则能够起到拱卫、守护作用。对别子小宗和别子大宗强调尊过去的祖,无疑是变相要求他们尊现在的王。依据亲亲尊尊法则所建构出的宗法社会,以一种向内挖掘亲和力而不是向外诉诸神力的形上方式,来实现一种具有儒家鲜明特色的王道普遍性。

两晋为人后议题中的“亲亲”“尊尊”之辨

两晋支庶立为天子者对本亲不行追尊之礼,这显示出皇朝维护尊尊礼秩的意图。对于一般的宗族问题,礼家多持小宗不可绝的观念,这反映了宗法观念中亲亲精神彰显。尊尊亲亲之辨体现了两晋礼家在宗法礼秩重整的过程中,认识到"亲亲"、"尊尊"伸屈状态应依"时"、"势"与"情"而做出裁断。两晋尊尊亲亲之辨对于揭示传统礼秩的内在结构具有促进作用。

“哀敬折狱”对中国传统司法的影响

“哀敬折狱”语出《尚书·吕刑》,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司法理念。“哀”有怜悯之意,“敬”有敬慎之意,“折狱”指断案,即司法官断案要心怀悲悯之心。其产生最早可以追溯至西周初年,当时的“明德慎罚”思想中已经蕴含了“哀敬折狱”的主要内容。在一些地方出土的青铜器铭文记载的案例中经常有审判者以各种情由宽宥犯罪者、为其减轻处罚的现象出现,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哀敬折狱”影响的结果。春秋战国之际,法家登上历史舞台,并主导制定了所谓“一断于法”“使亲亲尊尊之恩绝矣”的成文法典。

论周礼的制度根基与精神基础

周礼的制度基础在于嫡庶之制,西周几乎所有重要制度例如宗法、丧服、封建、继统法等都以嫡庶之制为基础,或由嫡庶之制而产生。西周王制正是通过嫡庶之制客观地为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奠定了最高权力的传承制度。西周王制的精神基础则在亲亲、尊尊,亲亲的原则在于通过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加强宗族集团的内部团结,纳天下于一家;尊尊原则通过突出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大夫、宗子对庶子、贤者对庶人的统领作用而建构差等秩序。亲亲尊尊作为精神原则不是表达于观念世界,而是内寓于礼乐制度与伦理生活中,这正是周礼至文的原因。

法家“刻薄寡恩”笃论——从“刻薄寡恩”看法家的治理理论

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开始,法家在中国就背上了"刻薄寡恩"的骂名。《论六家要旨》:"(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日‘严而少恩’。

中国传统宗族伦理与古代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国古代创造了长期悠久的光辉历史文化,是和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和谐、稳定、凝聚、统一的条件分不开的。宗法制度和宗族伦理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文章论述传统宗族的孝友礼义、亲亲尊尊等伦理在构建古代和谐社会中的作用、特点和影响,并探讨对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借鉴意义。

儒学礼义与角色伦理

儒学的礼义思想阐释了新的角色伦理，规范了角色伦理的新原则，在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传统原则J基础上，强化了五伦双向关系伦理，并超越传统提出了忠恕之道的普适伦理。

“双边”的仁学内涵——“唐虞之道”与“孔孟之道”

儒家的仁学有着“双边”的内涵,“唐虞之道”的仁学内涵所强调的是“爱亲尊贤”而重点在“尊贤”,即选贤让能,“禅而不传”,它所适应的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的需求;“孔孟之道”所强调的则是“亲亲尊尊”而重点在“尊尊”,即树立家长乃至天子的绝对权威,建立从“家”到“国”的伦理秩序,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它所适应的是“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的需求。两种内涵代表了理想与现实的“双边”需要,形成了“双边”合力,共同拉动了中国历史的车轮。

从宗法秩序到伦常秩序--早期中国伦理范式的嬗变

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学所奠定的秩序形态可以称之为伦常秩序,这一秩序的轴心是父子一伦,孝道则是其最核心的层面。此与西周宗法秩序有所不同,后者的轴心是兄弟之道,纵向的父子脉络被退隐为兄弟部族之间团结与凝聚的背景视域。宗法秩序的精神原则是亲亲尊尊,这与早期儒学的仁义之道既有连续性,又有不同。仁义是从亲亲尊尊中提炼出来的,但作为价值原则,具有更高的普遍性;亲亲尊尊是与周礼捆绑在一起的体制性原则,而仁义则是超越了体制的独立的道德原理。

试论礼的形成及其初期的特征和作用

我国素称礼义之邦。数千年来,以亲亲尊尊为特征的礼义始终贯串于我国历代的施政、刑法和教育之中,成为我国历代人们的行为准则。它既是形成我国民族心理素质的因素,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规范;同时它又是我国历史上沉重的包袱,愈到后来愈成为我国社会改革和进步的阻力。但是它在形成之初却是有明显的积极作用的。

试谈儒家怎样改造周礼

对于周代以礼治国的主要思想内涵，《诗经·大雅·卷阿》道破其中奥秘：“有孝有德。”即周礼是从祖孝先王，发展出礼制亲亲尊尊的等级建构，天子、诸侯、大夫等各个阶层等级分明；又从敬天有德保民，为这种等级建构提供了一种正当性的根据，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这样的理论构建，其目的正是为当时的西周统治服务。

初民伦理形式之递演——由春秋以前的“孝观念”视察

孝是中国伦理发展的根据。"孝道"有其相沿的历史背景,孔子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分水岭,其前之"孝观念"也值得探讨。虞舜大孝传说向不被学术界所看重,但它象征天性难舍的亲子孺慕,足征孝道先验性之一面;孝道研究不能也不必刻意回避或放弃这一段。早初先民面对无常的大自然惶不可措,遂转其卑弱感为莫名的敬畏。示现在现实生活上,即为敬拜天地或祭拜鬼神的类宗教情愫及仪式,以祈求庇佑;随着自信渐增,人文渐启,孝的表现由"祭鬼"而"事人",更根据现实因素的迫需,产生因应的伦理制度。但人为的手段有其针对性,顾此则失彼,西周的宗法制度",亲亲""尊尊"比重失调;孔子适时提出"父慈子孝",将"孝概念"提高到人性论的高度,乃成为"孝道"。

春秋决狱主要司法原则的现代思考

"春秋决狱"是指在定罪量刑时,以凝聚儒家思想的《春秋》作为审判依据。这是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法律的一种必要选择。在对《春秋》具体适用过程中,依照这一系列的司法原则,其中"原心定罪"、"亲亲尊尊"、以及"以功覆过"原则是春秋决狱的主要司法原则。通过对春秋决狱的主要司法原则的阐述,从而引发一系列的思考。

诗礼文化视域中的为母之道与坤德化成

就人类而言,一个新生命形成之时便与母亲形成了生命共同体,母土孕育生命之实,这身心生命共同体既要顺性情之正以化育,又要礼合天地之则而充实长养。因此母子身心生命共体既有生命的感通,又是生生之仁的一体流行。它不仅需要如大地般的坤德之厚,更有赖于承乾道而行,乾坤并建以成物。因此,知母之亲亲与知父之尊尊共同构成了人类礼乐文明生活的人伦秩序。

孔子礼学辨(续)——孔孟学说基本倾向探讨之二

孔子礼学产生的社会条件有人认为孔子办学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是因为鲁国当政者的支持,而鲁国当政者之所以支持是怕在外交礼仪上出洋相,因此派人向孔子学礼。这里我想转引《孔子评传》中的一段引文: (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

基于“春秋决狱”的现代考察

"春秋决狱"作为一项独特司法制度,主张以儒家经典指导司法断案,并以"原心定罪"及"亲亲尊尊"作为其适用的基本原则。"春秋决狱"作为一把双刃剑,其所产生的利弊影响对现代刑事活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现代刑事活动应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入罪原则,引入判例法的审判模式,注重厘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界限,并将"亲亲相隐"的原则有效地引入刑事立法之中。

先秦儒家社会思想中的社会稳定论

西方社会学中关于社会稳定的论述如孔德、斯宾塞的社会均衡论,涂尔干的社会连带论,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论以及当代柏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中社会系统论,蔚为大观。 不到一百年的中国社会学,由于历程坎坷,在理论的建树上,尤其是关于社会稳定的理论,能系统而有创见者,却不多见。但是我们回溯到古代的社会思想中。

领导干部如何过好人情关

＂六亲不认＂不是一个褒义词语。对于讲＂亲亲尊尊＂的中国人来说,无论是官场上飞黄腾达,还是经济上腰缠万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都要对亲朋好友伸出援助之手,这也是儒家实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必由之路。＂六亲不认＂有违道义,有违传统伦理道德。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讲人情世故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血缘、地缘结成的关系是人们安身立命的重要纽带,这种纽带实现了某种社会救济功能，即强者富者要给予贫者困者无助者以无私援助，这种帮助对于实现救济贫困，实现社会财富的转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有利必然有弊，其消极的一面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兼顾人情的时候，如果不坚持原则，往往就会把属于社会公众的资源，分摊给自己的亲朋故旧，这样对社会的公平正义来说，无疑就是一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