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军诸卫制度下的梁唐侍卫亲军——关于五代新旧禁军制度结合与消长的考察

五代后梁、后唐两代设置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管理禁军,这代表了新的禁军管理制度,但代表新制度的梁唐侍卫亲军仍然明显受到旧有六军诸卫制度的影响,在新旧结合的制度下运转。新旧制度的结合主要体现在:第一,在管军将帅方面,后梁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往往由左、右龙虎统军充任,而后唐时期,六军副使与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交替设置,总掌禁军;第二,在侍卫亲军与六军的关系方面,梁唐六军属于侍卫亲军;第三,侍卫亲军将校担任阶官化的六军诸卫职事官。后唐时期,禁军制度发生显著的去六军诸卫化,同时,新的侍卫亲军制度已经基本成型。在此消彼长之下,至后晋,侍卫亲军制度最终取代了六军诸卫制度,这也是中晚唐以来禁军管理制度变革的总结与归宿。

北方草原民族侍卫亲军制探析

侍卫亲军是北方草原统治者的具有私人武装性质的军队,它的存在促进了草原贵族的产生。然而,当北方草原民族建立政权后,侍卫亲军又具备了国家常备军的性质,成为统治者必须倚重的"居重驭轻"的常备精锐部队。数千年间,侍卫亲军始终护卫在北方草原各族统治者身边,或冲锋陷阵,或执掌宫廷要务,成为北方草原民族军制的重要特色之一。

辽朝侍卫亲军体制新探——兼析《辽史·百官志》“黄龙府侍卫亲军”诸问题

辽太宗在灭晋之前已经仿效五代军制创立侍卫亲军之制。根据史源辨析,可知《辽史·百官志》所谓"黄龙府侍卫亲军"的记载实属错谬,辽朝侍卫亲军仅置于南京(燕京)一地,统领本处汉军,而结合正史记载与石刻材料,考察所见诸厢军职名号,则知辽朝侍卫亲军长期沿用着五代禁军番号。总体来说,辽朝侍卫亲军在地位职权方面与统御天下禁军的宋朝侍卫亲军存有根本不同,但透过此制,实质上可以看出五代旧制在中原汉地之外的另一条演进轨迹。

明代亲军卫初步研究

亲军卫,全称为亲军指挥使司。它是明朝皇帝的侍卫部队,建立在卫所制度的基础之上。亲军卫在元末农民战争中萌芽,在洪武时期被正式设立,之后又经历了永乐和宣德两朝的调整与增设,最终确立为二十六卫,并成为定制。与一般军卫相比,亲军卫地位尊贵,职能繁复,人数众多,具有自身鲜明的特性。

辽太祖与元太祖侍卫亲军比较分析

辽太祖的腹心部(皮室军)和元太祖的怯薛军在契丹政权和蒙古政权形成及其帝国发展中的重要性是草原侍卫亲军所共有的特质。由于职掌差异、侍卫高官与君主不同的主仆从属关系导致两者于君于国的重要性渐有不同,职能亦异;在帝国形成和发展中的不同作用直接影响到皮室军和怯薛军的发展道路和吸纳精英能力。最终皮室军逐渐退出权力核心成为比较纯粹的军事组织,怯薛成为政治活动中的中枢组织。

元代侍卫亲军屯田论议

军屯在元代的屯田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而在军屯中,侍卫亲军的屯田则尤为重要,一方面它是枢密院直接控制的中央禁卫军;另一方面它的屯驻地在两都之间的京畿地区。统治者给予了相当重视,它也呈现出自己的特点。但是侍卫亲军的屯田效益并不理想。现从屯田的基本状况、管理以及制约因素等方面探析侍卫亲军的屯田状况。

游牧文明因子与明朝卫所体系中的亲军卫——以锦衣卫为中心的考察

游牧经济形态孕育出来的政治制度强调军事首领的地位,亲兵制度及其背后的主从(主奴)关系是重要的表现形式.随着游牧文明全面深入中原地带,怯薛及侍卫亲军制度成为元朝政治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很大程度上被后世继承,演化为明代军事体系中独特的亲军卫制度.明代的亲军卫不仅继承了中军功能,且在护卫皇室、培养后备力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在其中的锦衣卫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五代宋初侍卫亲军制度相关问题探讨

五代宋初的禁军制度明显有异于唐代,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即在于侍卫亲军制度的创立与完善。侍卫亲军制度从创设到定型的历程,贯穿于五代各朝。侍卫亲军制度中侍卫马步军的建制、指挥系统中高级军职的层级和侍卫司的设置等,迭经变更,渐致固定。迄至宋初,侍卫亲军制度又颇多厘革,在"两司"向"三衙"的转化中,侍卫司一分为二,即侍卫马军司与侍卫步军司。而侍卫亲军制度的流变,总体上与各时期政治、军事斗争的客观形势相一致。

金朝"侍卫亲军"考

金仿辽宋制度,置侍卫亲军及相关军职与衙署。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总领“亲军”始于熙宗朝中后期。海陵王改组合扎猛安,正式设侍卫亲军与侍卫亲军司。几经变革,世宗以降殿前都点检司独掌亲军成为定制,亲军规模大体维持在数千人。熙宗、海陵朝侍卫亲军官层级较为简单,都指挥使与副都指挥使大致为正三品与从三品,马、步军都指挥使大致为从四品。侍卫亲军官与皇帝关系密切,受到优待。金朝侍卫亲军制度虽承继辽宋,然亦体现本民族特点,是女真旧俗与中原典制结合的产物。

唐五代牙兵与亲军关系再认识——兼论晚唐五代的治军理念

一、“牙兵”与“亲军”概念的学术史一般认为,藩镇军队包括牙兵、亲军、外镇屯军和州兵几个部分,这些军队的特质、来源、相互关系等构成了藩镇军队内部结构研究的主要内容。日本学者日野开三郎的《唐代藩镇的支配体制》将藩镇军队划分为牙军、外镇军和巡属州军三部分,并绘图示意(图1)^([1]);其《唐末混乱史》则主要涉及唐末藩镇的动乱及军队结构崩溃、重组^([2])。堀敏一的《藩镇亲卫军的权力结构》对藩镇的牙兵、亲军及外镇兵等各种军事力量构成及其相互关系、历史作用等进行考证,是研究藩镇军队结构的经典之作^([3])。渡边孝在对河朔三镇进行了细致考证后,注意到不同藩镇的独特军队权力结构^([4])。

论五代马政及其与军事、政治的关系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所致,马匹不仅是重要的军事装备,也是交通、通讯、侦察、运输的最好工具,尤其在古代军事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代曾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马政系统,从而保证了装备和训练骑马的充裕马源,而精锐的骑兵部队在唐王朝开拓疆土、扫平诸雄,建立强大繁荣的封建王朝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自中唐以后,唐代之马政遭到严重破坏,马匹缺乏。

释“背嵬”

“背嵬军”因战斗力强,在宋代名重一时。“背嵬”一词语出党项,用以指“亲军”,西夏从皇帝到部族首领都有自己的背嵬军。西夏背嵬军名号在北宋恢复亲兵制度后,最迟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即已被引进北宋军制。南宋的背嵬军沿袭自北宋,非韩世忠所首创。与西夏不同,宋朝“背嵬”仅指大将的亲军,皇帝的亲军则不见有“背嵬”之称。“背嵬”一词在古代文献中共有三种解释:章渊的“皮牌”说、范成大的“负罍”说和方以智的“背蒐”说。本文同意章渊的“皮牌”说,并把“背嵬”看作喻体,即对由勇健者所组成的亲军的褒称。出于防御、保护的共性,西夏人把亲军比作盾牌,在逻辑上也是说得通的。

锦衣卫形成过程述论

从至正十六年(1356)称吴国公到洪武十五年(1382)锦衣卫成立,朱元璋的禁卫机构经历了一个相对复杂的变化过程。最初,继承于前代的仪鸾司、拱卫司、都镇抚司等机构都承担一部分禁卫职能,但实际履行保卫职责的主要是侍卫亲军都护府。由于君王自领亲军的制度直接来自元朝,为与之切割,朱元璋在1364年废置了亲军都护府,拱卫司的地位逐渐提升,最终演化为明初的亲军都尉府。由于亲军都尉府品级设计存在缺陷以及仪鸾司不便以文职统率隶属军队系统的校尉等原因,在朱元璋于洪武十三年恢复亲军制度之后,锦衣卫很快成为皇帝的唯一禁卫机构。但过于繁复的演化过程使锦衣卫的职能非常庞杂,仍需要不断地调整,十四所与十八所之争,即是一个证明。

从俄藏黑水城文献看宋代的“背嵬”

一《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收录有一组定名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图版。该组文书共109页,孟列夫、蒋维崧、白滨先生对其进行了初步的整理,撰有"叙录"。对其中第92页文书,"叙录"将其定名为《某年正月统制司吴湛状》,解说、辨识、标点如下:92.某年正月统制司吴湛状。共10行(不含被裱压1行),行13字。楷书。有"统[制]司/契勘第七将所管汉蕃弓箭手,(除)/军马外,见管步人壹阡捌伯人。[前]/乞数内拣选壹贰伯人,充快射[於]/嵬队,准备缓急出入马前使[唤]。/(被裱压1行)/[右]伏乞/指挥下本将拣选施行。谨具,/呈取/裁旨"等字。落款:"

符氏家族与宋初政治

符氏家族通过符存审、符彦卿两代人的奋斗,到了符彦卿之时已经发展成后周宋初一重要的政治力量。后周与宋皇室通过和符氏联姻——周世宗的大、小符后,宋太宗之符后——取得符氏对其夺取政权的支持,本文试图以符彦卿家族为切入点,论述这一联姻对宋初政治格局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朱志悦:阅木人生

＂每一棵看似平凡的树木,都经历了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光阴。历史的沧海桑田,岁月的风云变幻都深深镌刻在它的年轮中。摩挲它的肌理,你会感悟到一种发自心灵的触动,这种体验不是用言语能够表达出来的,它就像是一本厚重的哲学书,需要你去细细地品味和阅读＂朱志悦如是说。

明代通州卫考略

通州卫是一支设立于通州的亲军部队,负责皇城守卫、宫廷侍卫,以及通州城的巡警、驻防等多重工作。它既具有明代军卫的一般特点,又因其亲军卫的身份和所处重要的地理位置而体现出独特之处。通州卫所体现出的这种双重特性,反应了明代军事制度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为明代京卫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本。作为明代北京防务体系中的重要环节,通州卫所反映的军事实践与得失对当今国防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述善集》选注(二篇)

《述善集》是西夏遗民唐兀崇喜编著的文集，真实地记述了唐兀氏先祖随元军征战的战绩和定居濮阳后的功业，是研究元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民族融合的珍贵资料。此书杨氏（唐兀氏）家族珍藏六百余年，从不轻意展示给外人，最近杨氏家族愿意将《述善集》贡献给社会，不久将公开出版。本刊将该书中的两篇重要文献加标点注释提前刊发，并配发朱绍侯教授的《试论（述善集）的学术价值》一文，以飨读者。

元明时期居庸关方位考

如今提起居庸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来中国者必到长城,到长城者必去居庸关,居庸关已经成为了北京文化旅游的金字招牌。居庸关如此受到游客的青睐,得益于其悠久漫长的历史文化。居庸关早在上古时期便是"天下九塞"之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是北京的一道天然军事屏障。元代,北京正式成为了全国的首都,居庸关的军事地位显著上升,驻守了精锐的侍卫亲军。明代,为防止蒙古人南下,屡次修固居庸关,使其成为铁桶山河。清代一统宇内,居庸关军事地位下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最终成为了文化遗产。

夏言之死

一、夏言其人夏言(1482—1548),字公谨,别号桂洲,正德十二年进士,江西贵溪上清人。嘉靖十五年,夏言以礼部尚书兼武英阁大学士衔入阁,未几进为首辅。嘉靖二十七年被冤杀。夏言扼朝政长达十年,观其一生政绩,无大建树,但嫉恶如仇,不失患直。夏早年居言官,直言自负,奏书诤诤,为时人所传诵。七次弹劾中官赵霖和建昌侯张迟龄。他奉召裁汰亲军京卫3200人,“条九事以上,辇下为肃清”,他“出按庄田,悉夺还民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