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代孕中的亲子关系认定问题研究

跨国代孕所面临的法律问题纷繁复杂,其有关代孕的身份诉讼管辖权,亲子关系认定的法律适用以及外国判决文书的承认与执行等问题,均极具现实挑战性,其中亲子关系的认定对于代孕儿童的国籍、身份、抚养和继承皆意义重大;关于代孕和父母身份的国内法的冲突,使伴随代孕协议降生的孩子面临着无父母和无国籍的风险,故国家法律的差异性是意向父母在寻求跨境代孕安排时面临诸多挑战的主要原因。本文通过比较代孕合法化国家与禁止代孕国家以及我国在亲子关系认定上的法律规定差异,总结提出了我国在跨国代孕下亲子关系认定的基础设想:应以儿童最大化利益原则为基础,结合本国国情限制公共秩序保留的适用;充分肯定事实抚养关系在亲子关系认定中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加入跨国代孕国际公约的制定。

代孕生育亲子关系认定问题探析

代孕子女亲子关系的确定,是代孕生育中的核心问题。无论立法者对于代孕的态度如何,民法均应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回答。应当在充分认识现有各种学说优点和不足的基础上,跳出传统亲子关系认定规则的窠臼,回应当代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按照代孕协议确定代孕子女的亲子关系,同时对代孕协议订立和履行中的一些特殊情况给予充分考虑。

代孕背景下的亲子关系认定——基于意思自治的理论视角

现代生殖医学技术快速发展,虽有助于破除特殊群体在传统自然生殖方式下无法实现生育目标的障碍,但也不断挑战传统生育语境中亲子关系认定原则。通过梳理传统亲子关系认定原则在代孕问题上的局限和矛盾,并比较域外典型代孕政策中亲子关系认定相关内容,剖析其立法表达可被我国现实需求所摄取之部分。同时,在功能实效中探究代孕行为中“意思自治”这一民法基本原则表达的代孕协议这一关键内容之实态,以及其对亲子关系推定及否认的影响,以期构建在该原则前提下对传统亲子关系认定原则矫正后的,更加完善且具有相当适用性的代孕背景下亲子关系认定应然原则体系。

代孕子女的亲子关系认定的法律进步空间

代孕行为在社会现实中的确存在,一方面,我们要加大力度禁止这一违法行为,但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发生的代孕行为所带来的种种间题不能够置之不理.其中,亲子身份关系到父母子女之间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履行,因此,代孕子女亲子关系认定问题是代孕中最需要得到重视的核心问题之一,迫切需要民法提供能够定纷止争的法律规则.

跨境代孕亲子关系认定所涉及的若干国际私法问题

近年来,跨境代孕亲子关系认定纠纷逐渐增多的问题,已引起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高度重视。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也已向成员国发出了共同协商制定一部有关跨境代孕亲子关系认定公约的呼吁。跨境代孕亲子关系的认定问题本身会受到一国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加之各国对其所作的法律规定又不尽相同,极易导致法律冲突现象的产生,故而亦给国际私法学界提出了一个崭新课题。当前世界上的一些主要国家在解决跨境代孕亲子关系的认定问题上,倾向于适用委托父母的本国法。外国代孕子女身份认定的承认,常被承认地国以违反公共秩序为由而予以拒绝。我国目前没有相关跨境代孕亲子关系认定的立法,但中国籍父母出境寻求代孕服务的情况却时有发生,有必要就跨境代孕亲子关系的认定问题提进一步完善立法。

科技进步拓展意思自治之适用空间——论代孕中亲子关系的认定的规制模式选择

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进步使得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操纵生殖过程的自由。这一自由正在我国被大量利用,以帮助众多家庭克服不孕不育的困境。然而私法规制的缺位导致当事人,尤其是代孕生育子女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在规制代孕中的亲子关系时,"事实行为"模式呆板僵化,无法满足现实需求;"法律行为"模式,立足于科技进步带来的伦理物可支配性,采取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的态度,将科技催生的新生事物纳入社会家庭伦常的轨道,既具有可行性,又具有必要性。

民法典中亲子关系的认定——以代孕为视角

《民法典》1073条吸收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2条,第一次在法律层面确定了亲子关系确定请求权,不再强调亲子鉴定在亲子关系认定中的特殊意义,但该规定仍难以解决代孕带来的亲子关系认定问题。我国采取禁止代孕立场,采用"二分法"原理,将代孕协议效力判断与代孕所生子女亲子关系认定相分离的做法值得肯定,但在对代孕所生子女亲子关系的认定存在立法空白。本文以代孕为视角,比较域外代孕相关立法,认为在我国禁止代孕的大背景下,代孕亲子关系确定还是必须要突破传统的"分娩说"和"基因说",加入委托父母在儿童利益判断标准的位置,认定代孕子女为婚生子女。

跨境代孕亲子关系的属人法选择

自20世纪70年代始,代孕的出现对生殖传统规则提出了挑战,并引发一系列法学难题,跨境代孕亲子关系确认的法律选择问题便是其中之一。不同法域对代孕子女的亲子关系认定持有不同态度,致使法律冲突产生。由于亲子关系应由法定,纵使代孕协议对其进行约定亦应归于无效,该法律冲突的解决仍应诉诸属人法。由于跨境代孕亲子关系中存在三方当事人,因此逐一对其属人法进行分析非常必要。子女属人法在代孕案件中的连结点难以发挥其作用,代理孕母属人法在理论类比与现实层面中均难言突出,因此对目前争议尚存的委托夫妇属人法应给予重点关注。

亲子关系特殊情形认定民法问题研究

当前人工生殖技术主要指通过人工体内授精或者人工体外授精,然后再将胚胎移植,根据移植的对象来看,分为委托的女方和第三人,本文只讨论分娩者为第三方的亲子关系认定,笔者称之为亲子关系特殊情形的认定,在此种情形下引发的冲突 , 无论是直接提起的亲子关系确认之诉 , 还是抚养权、监督权以及探望权等纠纷,最难解决的是亲子关系的认定,笔者通过梳理近 10 年的判例 ,从诉讼请求、判决结果等内容中分析司法实践认定代孕亲子关系的规则,并研究其中存在的民法问题。笔者认为在现行法的范围内,在分娩者为第三人的情形下,任何人都不应当以人工生殖技术协议作为依据来认定其亲子关系 ,由于影响亲子关系特殊情形认定的因素很多 , 不能一味以 " 分娩者为母 " 原则或者 " 血缘关系 " 作为认定标准 , 应当重视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对亲子关系特殊情形认定的作用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慎重进行认定 ,更好地实现平衡。

司法审判实践中的特殊亲子关系分析报告

近些年,有关的相关社会事件及司法案件不断增加,引发一系列争论,对于有些案件存在的伦理危机以及其的辩证需求展开辩论。而相关亲子关系认定等法律问题也一直是法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我国法律是禁止相关判例涉及问题行径的,但此禁令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对于该问题中的亲子关系更是一重大难点,本文以司法审判文书为基点对司法审判实践中的亲子关系进行分析。

跨国代孕儿童的身份权益保护之困境与破解

各国或各地区法律规定的差异致跨国代孕案件中法律冲突频发、亲子关系认定遭遇种种困境、进而给代孕儿童身份权益保障埋下隐患,鉴此部分欧洲国家在司法实务中采用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代孕儿童身份权益的保护提供了新思路。我国可在继续坚持禁止代孕的前提下,在立法中引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做到区分代孕与代孕儿童,完善我国亲子关系立法和认定规则,限制公共秩序保留的援引,以更好地为跨国代孕儿童的身份权益保护提供法律保障。

浅析代孕的法律关系——以上海首例代孕纠纷案为例

人工生殖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伦理、法律问题,冲击着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和亲子关系,而这其中,代孕所生争议最大。从上海首例代孕案出发,对其中的核心问题,代孕协议效力及亲子关系的界定问题进行的分析。认为对于商业性的代孕行为,应认定其无效,但对于无偿的代孕,则应结合具体案情下当事人具体情况,立足于生育自由的基本原则认定,此种类型代孕不应均认定为无效。在认定代孕下亲子关系时,不应机械地套用"分娩者为母"这一传统的婚姻家庭法原则,而应采取"子女最佳利益"之观点,如此方能真正合乎婚姻家庭法基本原则之旨趣。

辅助生殖技术与亲子认定规则的变化

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动摇了传统的亲子关系认定规则。本文主要介绍因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而产生的亲子关系认定新规则和国外相关法律与司法实践。

跨境代孕中的法律冲突及其解决路径——《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的经验

对于究竟应该如何看待代孕问题,已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道德、伦理、法律等层面上的争论。目前,不同的国家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监管和规制代孕。跨境代孕的出现与发展,除对人类繁衍、保障部分家庭的生育权、促进社会稳定方面有积极的作用之外,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包括人权、代孕合同的效力与执行地国间的法律相冲突,并因此导致部分执行地国法院以违反本国公共秩序为由拒绝承认其效力。确定跨境代孕法定父母与代孕子女的亲子关系、跨境代孕儿童的国籍将直接影响代孕儿童作为公民的基本生活权利。因此,国际社会有必要在借鉴《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的成功经验上,制定跨国代孕的国际条约,规制跨国代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