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所得税法的亲属伦理取舍与启示

民国政府在移植推行所得税法之初,为求便于施行而没有考虑纳税人家庭之情事而予以适当减免。社会各界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往复论证,并促使南京国民政府在1946年修正《所得税法》时制定了详细的家庭扶养之减免规定。这些规定探明了在中国这样一个讲求家庭伦常之情的国度里,亲属伦理在所得税法中所应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梳理当时社会各界对此问题的看法及相关的立法实践,探寻其中所体现的亲属伦理取舍之道与利弊得失,可为反省当下中国个人所得税法亲伦缺失之弊及搜求治弊之方提供有益的借鉴。

传统赋役减免制度的亲属伦理旨趣新探——兼论未来中国个人税负法制的亲伦改良

传统中国历代王朝出于对亲属间基本情感和伦理义务的尊重,设计制定了一系列赋役减免制度。这些制度,旨在协助民众履行其对父母妻子的伦理义务,以个人伦理义务的履行为国家秩序之基础。这些制度所蕴含的亲属伦理旨趣,也许可以成为治疗当今中国个人税负法制无视纳税人之家庭伦常责任之弊端的有益借鉴。

我国当代亲属伦理建设的法治化路径

我国具有悠久的重人伦法制传统。对于这一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资源,我们应该实现其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我国当代亲属伦理建设的法治化路径而言,同样应该遵循这样的思路:借鉴注重亲属范围及亲等划分的传统,为当代亲属伦理建设构筑基本前提;借鉴严格结婚禁忌的民法传统,使婚姻的缔结符合伦理的要求;借鉴重人伦的刑法传统,对各种逆亲悖伦行为加重处罚;借鉴亲属相隐的刑法和诉讼法传统,培育尊亲重伦的社会氛围。

清末民国时期刑法典建设中亲属伦理关系的传承与变革

清末民国时期刑法典建设中对于亲属伦理关系的传承与变革主要表现在亲属容隐从宽处理、亲属相奸从严治罪、亲属相害区别对待、亲属侵财宽免处罚等方面。这种传承与变革首先是由巨大的传统惯性和特定的历史境遇造成的,亲属伦理关系的固有特质也预示了这种传承与变革的某种必然性。另外,这种亲属伦理关系在近代刑法中的传承与变革也为当代刑法的完善提供了历史镜鉴。

亲属拒证权制度与亲属伦理结构关系研究

亲属拒证权制度因有助于维护良好的亲属伦理秩序而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可,这一制度与社会亲属伦理结构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亲属拒证权制度是社会主流亲属伦理观在刑事证人制度中的体现;亲属拒证权制度的制度设计对社会伦理结构具有引导作用,二者之间是一种决定与引导的互动关系。应当根据我国当前亲属伦理结构现状完善亲属拒证权制度,亦应当利用亲属拒证权制度确立的契机引导良好亲属伦理结构的巩固与完善。

晚清民国亲属相奸罪存废所体现的亲属法伦理变迁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刑法中亲属相奸罪之变迁,乃亲属法伦理在家族主义与个人主义博弈的结果。清末修律时期"礼法之争"中对"亲属相奸"罪的存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被保留下来。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时期继续延续此罪,但经常出现反复,在进与退之间寻找平衡。司法实践中,各个时期最高审判机关不断弥补与立法之间的断裂,试图实现传统伦理纲常与近代西方法学思潮的融合。纵观当前中国刑法典缺失亲属伦理条款,如尊老爱幼、亲属间互助等,更有甚者当前社会中"亲属相奸"现象没有明文规定,故"亲属相奸"条款应入刑法典,且加重处罚,实现亲属伦理与刑法的完美结合。

我国法治进程中亲属法伦理探析

建设法治国家不仅仅是制定和执行各种各样配套的法律,而且也包括更新或重建我们民族的法伦理。亲属法伦理"爱有差等"及义务本位性,与"自由"、"平等"、"民主"、"权利"的现代法治精神相冲突,亲属法伦理重视亲情、讲求人性则与强调人本、人道的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相契合。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必须对亲属法伦理进行改造和批判继承,把法治理想转化为中国人的精神情感认同,这是实现最高层次的法律秩序——法治的必然选择。

对重建亲属法伦理的几点认识

建设法治国家不仅仅是制定和执行各种各样配套的法律,而且也包括更新或重建我们民族的法伦理。亲属法伦理"爱有差等"及义务本位性,与"自由"、"平等"、"民主"、"权利"的法治精神相冲突,亲属法伦理重视亲情、讲求人性与人本、人道的现代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相契合。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必须对亲属法伦理改造和继承.把法治理想转化为中国人的精神情感认同,这是我们实现最高层次的法律秩序—法治的必然选择。

从晚清民国和奸罪的存废看亲属法伦理变迁

和奸罪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处罚极为严。自秦汉律到大清律都保持了和奸罪。清末修律时期,礼、法两派针对"无夫奸"的存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终"无夫奸"进入了中国近代第一部刑法典——《钦定大清刑律》,一直延续到民国刑法典。当前中国刑法典单方面抛弃中国传统律学或完全继受西方刑法,均不可取,即不能单方面坚持个人本位或家族本位,只有贯通中西,充分融合,方能实现二者有效地结合,为当前中国刑事立法提供参考。

论传统司法对量刑规范化的启示——以刑事被告与被害人的关系为视角

当前,量刑规范化的试点工作已在全国推开。科学确定各种常见量刑情节及其对基准刑的调节幅度,为最高法院补充、完善各种量刑情节的适用提供参考,是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重要责任。本文以刑事被告与被害人的关系为视角,从中国传统司法的成功经验中,梳理出三大原则,即亲属伦理原则、责任分配原则、补偿原则,发现其对合情合理合法地处理各类刑事案件,实现量刑公正,树立司法公信力,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和智慧。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于当代司法的进一步完善,必大有裨益。

晚清民国时期亲属相殴之罪刑变迁

晚清民国时期,由大清律"亲属相殴"律变为近代中国刑法典中的"杀伤罪",后又变为"伤害罪",都仅规定卑幼殴打尊长的行为。可见,亲属相殴的条款没有完全否决,依然保护尊亲属的权利。这说明在刑法近代化过程中,固有伦理与继受法律一直处于博弈之中,可见从身份等差立法向平权立法无限趋近。而我国当前刑法典缺失"亲属相殴"的规定,无法区别亲属相殴与常人相殴的区别,忽视了人类最重要的关系——亲属关系,故亲属相殴应该入律,且加重处罚,将亲属和家庭间的情感作为我国法律所要保护的法益之一。

台湾“所得税法”的家庭维度:历史与启示

台湾"所得税法"家庭维度的建构是法规移植与自主创制相结合的结果,同时也是学理研究与权利诉求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所蕴含的法治精神与亲伦旨趣,对大陆所得税法之家庭维度的制度改良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