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亲属作证特免权在我国的建立

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在证据法中的普遍规定,而我国对此制度却长期被忽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为了促进家庭的和睦,社会的和谐,我国应在立法中确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

刑事诉讼之亲属作证特免权的价值分析

亲属作证特免权是指具有证人资格的人因为与被告或者犯罪嫌疑人存在法定亲属关系而享有的选择拒绝作证行为的权利。此制度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有利于促进法律的社会认同,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有利于促进民主政治,更有利于对于人权的维护。

论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的修正

在保障公正效率的同时,现代刑事诉讼立足于对维系伦理道德的追求,产生了“证人拒证权”的概念,并在诸多国家立法中有所体现。新《刑事诉讼法》突破了拒证权在旧法中零的规定,明确赋予部分亲属以出庭作证特免权,但在证人均有作证义务的法定原则下,亲属证人仍有作证义务,且可能存在被要求庭外作证的弊端。同时,亲属范围过窄也不利于家庭伦理的维系。亲属作证特免权的完善有其文化基础和立法基础,并有利于人权的保障、伦理的维系及价值的平衡,可从排除亲属证明能力、拓宽亲属范围和适当限制拒证权行使等方面对亲属作证特免制度作出进一步修正。

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建构思考--以证据法的“求真”与“求善”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第188条赋予法院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权的同时,为被告人的特定亲属人员设置了例外。但该条并非亲属作证特免权的确立,其实质是对被告人近亲属"强制出庭"的豁免。虽然此项规定的人本精神和人文关怀值得肯定,但"作证却免于出庭"的设计使其维护家庭关系的作用受限,并在实质上剥夺了被告人的当庭质证权,既不利于庭审实质化,也不利于准确判断证言的可信性。要化解这种被动的局面,需要破除对该条的误读,以证据法"求真"与"求善"的双重价值导向为指导,探究该立法的实质和内在缺陷,从准确价值与和谐价值两个方面阐释构建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为完善我国亲属作证问题的立法规制提出设想。

亲属作证特免权与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是人类社会生活追求的崇高目标，刑事司法是人类社会的组成，因此，走向和谐也应该是刑事司法的自然发展趋势。和谐社会中的法律要求法律与道德等其他社会规范和谐，也要求法律与人和谐。亲属作证特免权是道德等社会规范的要求，有利于法律与其他社会系统的和谐，同时其是体现人的内在需求的法律，也有利于法律与人的和谐。

我国亲属作证特免权的反思与设想——基于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建立了强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同时作为例外,也对我国的亲属作证特免权作了相关的规定。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对于保护证人权利、完善我国证人作证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但新《刑事诉讼法》对这项制度的规定还存在不完善之处,对亲属作证特免权的适用范围、与庭前书面证言的效力等问题还需通过立法予以明确。基于亲属作证特免权的立法思想、权利属性及其与庭前书面证言效力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应建立覆盖整个刑事诉讼环节的亲属作证特免权规则,明确特定亲属作证特免权与庭前书面证言的效力关系。

刑事诉讼中亲属容隐制度之重构

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已经存在了二千余年，它不仅有利于对人权的保护，有利于对亲情的保护，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因此在我国古代伦理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立法便将之视为封建垃圾给予抛弃。然纵观古今中外容隐制度的发展与流变，至今无一例外有关于亲属容隐制度的规定，即赋予亲属作证特免权。笔者认为亲属容隐制度对我国当今的法治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立法应该大胆合理地吸收，在刑事诉讼中重构亲属容隐制度，确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

传承与移植的失却——对我国亲属作证义务的反思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实现,离不开对我国本土资源的充分利用,离不开对外国法治经验的大胆借鉴,尤其是不能丢掉我们传统中固有的、优秀的法文化财富。本文仅就亲属作证的规则为例,从宏观的比较、分析中,揭示我国立法中存在的偏差,以期引起学界和立法者的注意。 作为制度的法律体系,世界各国不可能完全相同。我同意苏力先生的观点:有关法治的知识体系具有地方性。但也正因为如此,跨越时代、跨越国度的法律规定的趋同性才更显珍贵。比较中国古代的亲亲相隐与现代西方国家的亲属作证特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