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免证司法现状的调查研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93条规定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有权免于强制出庭作证,体现了我国立法对亲属免证权的初步肯定。然而该条实质上规定的是亲属证人强制出庭作证义务的豁免权,不仅与现代意义上的亲属免证权大相径庭,而且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难以发挥其价值,如亲属在庭外作证会侵害被告人的对质权,以及该条本身存在的主体范围狭窄、缺乏例外规定、适用程序不健全等缺陷。因此,应合理界定权利主体范围,基于法益衡量增设限制规定,同时注重对配套程序的完善,在刑事诉讼中合理构建亲属免证权制度。

试论亲属免证权及其制度构建——以新刑诉法的修改为视角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多对亲属免证权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亦是如此。我国刑诉法从1979年立法至今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修订,均未对亲属免证制度进行明确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明确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同时,赋予了被追诉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免证特权的色彩,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免证特权。通过对亲属免证权的考察,指出亲属免证权的必要性,在比较借鉴域外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关于亲属免证的相关规定基础上,对我国亲属免证制度的构建提出见解。

亲属免证权制度及其法律效益价值探微

亲属免证权制度是西方法治国家诉讼程序法中的一项重要证据规则,也是法律赋予特定证人的一项特殊权利。在我国古代有关亲属容隐的法律规定中也能略见其影子,然而在现代中国的诉讼立法中却难觅踪影。亲属免证权制度具有明显的法律效益,该制度应该在现行中国法律体系中占有一席之位,以实现法律的多元价值。

从“亲亲相隐”探析我国亲属免证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法律完全否定了亲亲相隐制度,这与现代法治精神是相悖的,也不利于保护人权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危害日益呈现。以"亲亲相隐"为道德蓝本,构建亲属免证制度,既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尊重,也是对作为社会基本细胞的家庭关系和亲属关系的尊重,避免刑法对个别轻微行为的机械干预而导致社会现实秩序的破坏,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亲属免证权及其构建——以港澳台立法为视角

"亲亲相隐"之传统法制理念本应为当下刑事诉讼立法所继受,但现状是:除港澳台"三地"的相关立法对其予以坚守外,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对此原则加以规定。然而,鉴于亲属免证制度在维护伦理亲情、保障人权方面的重要意义,或出于复归传统,或出于人伦维系,我国均有必要在借鉴港澳台立法经验与特点的前提下,于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亲属免证权制度及其规则。

“亲亲相隐”与现代亲属免证制度的构建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亲亲相隐”持否定态度,但“亲亲相隐”精神并不必然与现代法制相违背。许多现代国家的刑法中存留有“亲亲相隐”的条文,一些国家的刑诉法中也有一些“亲亲相隐”的规定。将我国传统法文化中“亲亲相隐”的有关理念引进现代法律制度中,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亲属免证制度,有益于关照传统,维护亲情,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论我国亲属免证权制度确立的路径选择——兼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思考

亲属免证权本应为"亲亲相隐"传统观念在刑事立法中的体现,但现行刑事立法,不仅在程序法中没有确立此原则,而且实体法中个别罪名之设置更为其之确立带来诸多阻碍。亲属免证权对亲情伦理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它的确立必须从程序法与实体法两个方面推进,二者缺一不可。

从“亲亲相隐”探析我国亲属免证制度的构建——基于新刑诉法的思考

新《刑事诉讼法》初步规定了亲属免证权制度,该制度具有极大的立法价值,其对于维护家庭和谐、人权保障都有积极作用。但是,目前关于亲属免证权的规定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与缺陷,应对其进行修正和完善。本文对"亲亲相隐"的存在价值和亲属免证制度缺失的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以此提出了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亲属免证制度的几点建议,以期裨益于立法。

亲属免证权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确立

亲属免证权含有丰富的法律价值,它不仅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还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基础,但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却是空白。应借鉴我国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和西方国家亲属间拒证特别制度,在我国将来修改的刑事诉讼制度中确立亲属免证权制度,以期发展、完善我国证据制度。

亲属免证:究竟是谁的权利——以亲属免证特权权属为基点的展开

亲属免证特权维护的是亲属之间的亲情伦常关系,其权属的设计应当围绕亲情伦常关系的双方主体来进行。在亲属免证特权的权属体系当中,被追诉人享有阻止亲属作证之特免权,属于主权利;亲属证人享有禁止提供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之特免权,属于从权利。当两种权利发生冲突时,采取被追诉人免证特权优先的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仅确立了亲属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权,属于不完整意义上的亲属免证特权。它存在侵犯被告人质证权以及倒置作证义务的风险。为了规避风险,应当从权利定位、权利内容、权利配套以及权利救济等四个方面来对亲属免证特权进行保障。

刑事诉讼中亲属免证之制度设计

亲属免证是指基于证人与刑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关系而免除其证人作证义务,它是证人免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亲属免证制度是中西方共同的法律传统,它的设立是价值权衡的结果。我国亲属免证制度的立法设计应明确亲属免证权的主体范围、免证范围和程序。

亲属免证权浅论

证人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稀缺司法资源。国家为了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一般都要求所有了解案情的人都有义务作证。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要求亲属作证显得不合情理,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规定亲属免证权。赋予亲属免证权有助于平衡证人的作证义务与作证权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合理利用本土法律资源。

亲属免证权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亲属免证权含有丰富的法律价值，它不仅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还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基础，然而这一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价值理念，却在当前社会中全无用武之地，且在我国现代刑事法律制度中销声匿迹。本文不但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其产生的渊源，还从利用西方期待可能性分析其存在的合理性。

新刑诉法中亲属免证权合理性分析

西方国家很早就确立有证人免证权,它是在多种利益进行平衡之后的最终抉择。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将亲属免证权写入其中,突出了我国对人权的重视,对人最基本人性和伦理道德的遵从。本文中笔者将从亲属免证权的法理层次对其剖析,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方面的促进。

基于人性化视角的亲属免证权设立探索

本文从一则案例带给我们的启示入手,论述了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亲亲相隐"制度回归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对其如何在现实中适用进行了探索。

亲属免证特权:究竟谁的权利谁之义务

亲属免证特权是刑事诉讼中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初步确立了亲属免证特权。然而,由于立法规定的模糊性和不完整性,仅强制将亲属免证特权归属于亲属证人,而未对被追诉人的亲属免证特权予以必要的关注。同时,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亲属免证特权与被告人质证权之间的冲突、亲属免证特权的适用主体过于狭窄、立法缺乏例外规定等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和适用《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之规定,在明确权属方面:应当明确规定亲属免证特权的权属、合理定位亲属免证特权的法律性质以及重新划定亲属免证特权的主体范围;在保障权利方面:应当摈弃单一的诉讼目的,树立多元化的诉讼价值观、确立直接言词原则以及设立相应的告知程序。

试论亲属免证权及其制度构建——以新刑诉法的修改为视角

亲属免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亲属关系的证人,基于其特定的亲属身份,依法享有的拒绝承担证明责任的权利,或者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多对亲属免证权作出相关规定,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也对刑诉中亲属免证权进行了规定。亲属免证权的制度构建是国家进行多种利益权衡的必然选择,体现了国家对家庭关系维系之重视与刑法的谦抑制品格,彰显了法律的人性化。我国刑事诉讼法从1979年立法至今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的修订,均未对亲属免证制度进行明确、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明确规定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同时,赋予了被追诉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免证特权的色彩,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免证特权。

亲属免证权与亲属伪证罪——以刑事容隐法律体系为分析视角

刑事容隐制度以期待可能性为根据,当享有免证权的亲属证人不拒绝作证而是提供虚假证言时,便已经不再产生期待可能性丧失或减弱的问题,证人须受伪证罪的处罚。即设立免证权是将亲属证人纳入伪证罪之主体范围并施以通常处罚的必要前提;反之,如果诉讼法上不存在亲属免证权,则应当对作伪证的亲属减免处罚。为了在尊重亲属关系的同时充分保障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以查明事实真相,我国法律应明确承认程序性亲属免证权,并在此基础上否定实体法中的亲属伪证减免处罚制度。

德国刑事诉讼法上的亲属免证特权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规定了：＂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该条被认为是我国关于＂亲属免证特权＂的规定。但是,对于该条的理解尚存较大的争议,部分观点认为,

亲属证人免证权之解读

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因其规定了刑事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作证,被誉为"中国式亲属免证权",本文试图对该条款分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