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免证权制度及其法律效益价值探微

亲属免证权制度是西方法治国家诉讼程序法中的一项重要证据规则,也是法律赋予特定证人的一项特殊权利。在我国古代有关亲属容隐的法律规定中也能略见其影子,然而在现代中国的诉讼立法中却难觅踪影。亲属免证权制度具有明显的法律效益,该制度应该在现行中国法律体系中占有一席之位,以实现法律的多元价值。

试论亲属免证权及其制度构建——以新刑诉法的修改为视角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多对亲属免证权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亦是如此。我国刑诉法从1979年立法至今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修订,均未对亲属免证制度进行明确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明确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同时,赋予了被追诉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免证特权的色彩,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免证特权。通过对亲属免证权的考察,指出亲属免证权的必要性,在比较借鉴域外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关于亲属免证的相关规定基础上,对我国亲属免证制度的构建提出见解。

论我国亲属免证权制度确立的路径选择——兼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思考

亲属免证权本应为"亲亲相隐"传统观念在刑事立法中的体现,但现行刑事立法,不仅在程序法中没有确立此原则,而且实体法中个别罪名之设置更为其之确立带来诸多阻碍。亲属免证权对亲情伦理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它的确立必须从程序法与实体法两个方面推进,二者缺一不可。

亲属免证权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确立

亲属免证权含有丰富的法律价值,它不仅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还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基础,但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中却是空白。应借鉴我国传统的“亲亲相隐”制度和西方国家亲属间拒证特别制度,在我国将来修改的刑事诉讼制度中确立亲属免证权制度,以期发展、完善我国证据制度。

亲属免证权浅论

证人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稀缺司法资源。国家为了有效地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一般都要求所有了解案情的人都有义务作证。然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要求亲属作证显得不合情理,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规定亲属免证权。赋予亲属免证权有助于平衡证人的作证义务与作证权利;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合理利用本土法律资源。

亲属免证权制度的合理性分析

亲属免证权含有丰富的法律价值，它不仅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还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基础，然而这一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价值理念，却在当前社会中全无用武之地，且在我国现代刑事法律制度中销声匿迹。本文不但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其产生的渊源，还从利用西方期待可能性分析其存在的合理性。

新刑诉法中亲属免证权合理性分析

西方国家很早就确立有证人免证权,它是在多种利益进行平衡之后的最终抉择。我国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将亲属免证权写入其中,突出了我国对人权的重视,对人最基本人性和伦理道德的遵从。本文中笔者将从亲属免证权的法理层次对其剖析,以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及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方面的促进。

基于人性化视角的亲属免证权设立探索

本文从一则案例带给我们的启示入手,论述了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亲亲相隐"制度回归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对其如何在现实中适用进行了探索。

试论亲属免证权及其制度构建——以新刑诉法的修改为视角

亲属免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亲属关系的证人,基于其特定的亲属身份,依法享有的拒绝承担证明责任的权利,或者免除其作证义务的权利。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多对亲属免证权作出相关规定,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也对刑诉中亲属免证权进行了规定。亲属免证权的制度构建是国家进行多种利益权衡的必然选择,体现了国家对家庭关系维系之重视与刑法的谦抑制品格,彰显了法律的人性化。我国刑事诉讼法从1979年立法至今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的修订,均未对亲属免证制度进行明确、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明确规定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同时,赋予了被追诉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免证特权的色彩,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免证特权。

亲属免证权与亲属伪证罪——以刑事容隐法律体系为分析视角

刑事容隐制度以期待可能性为根据,当享有免证权的亲属证人不拒绝作证而是提供虚假证言时,便已经不再产生期待可能性丧失或减弱的问题,证人须受伪证罪的处罚。即设立免证权是将亲属证人纳入伪证罪之主体范围并施以通常处罚的必要前提;反之,如果诉讼法上不存在亲属免证权,则应当对作伪证的亲属减免处罚。为了在尊重亲属关系的同时充分保障司法活动的顺利进行以查明事实真相,我国法律应明确承认程序性亲属免证权,并在此基础上否定实体法中的亲属伪证减免处罚制度。

亲属证人免证权之解读

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因其规定了刑事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作证,被誉为"中国式亲属免证权",本文试图对该条款分析之。

亲属免证权浅探——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亲属免证权是亲属间享有的免于指征的权利，其根源可追溯至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但是目前我国法律规定对这一思想却是持否定态度，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对证人不加区别，统一规定应承担作证的义务。本文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探讨在新形势下设立亲属免证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从“亲亲相隐”原则看证人免证权在我国的构建

"亲亲相隐"原则作为人伦亲情立法,其发展演变及其所具备的现实基础决定了亲属免证权在我国建构的可能性,更是有利于证人作证权利的保障。我国可通过确立亲属免证权规定来实现"亲亲相隐"原则的活化。

建立刑事诉讼中证人免证特权制度之探微

证人免证特权制度的建立有其利弊。无论我国古代的法律制度还是世界上多数国家均规定有这项制度。出于“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价值权衡,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建立证人免证制度,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司法实践,去其弊、取其利,在追求法律公正的同时,维护社会的平衡和稳定。

强制出庭作证例外之解释

刑事诉讼法第60、188条配偶、父母、子女作证却可以免于强制出庭的规定在实践中是由证人选择是否出庭,无法实现立法意图,现有的解释亦不能提供可操作的方法。症结在于受西方亲属免证权的影响将选择权给予了证人。本文通过对域外亲属免证权的历史和现有规定的研究得出亲属免证权不可以影响被告人的对质权。我国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将特定证人出庭作证的选择权交给被告方能妥帖实现立法意图。

两种刑事容隐制度的辨与思——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双重考察

刑事容隐制度在程序法中体现为亲属免证权,在实体法中体现为亲属相隐减免处罚制度。两种容隐制度在行为方式、法律属性和制度目标上均有明显差异。通常,大陆法系既承认亲属免证权,又承认实体性容隐制度,而英美法系则只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规定了亲属免证权。认识到二者的重大差异,是构建理性、平衡的刑事容隐法律体系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