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扎巴藏人亲属制度初探

亲属称谓制度是传统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扎巴藏人至今保留着完整的母系制,是迄今为止继泸沽湖摩梭母系制发现后的第二个母系文化区。扎巴藏人的亲属称谓以我为坐标,仅限于上下三代,只有类别式与说明式两种。扎巴藏人语没有产生出单独的亲属制度,反映出母系制婚姻家庭的特点。

7-9世纪回鹘(回纥)人亲属制之研究

图兰尼亚式亲属制曾在回鹘历史上存在过，并在7-9世纪回鹘人的社会生活中依然发挥作用。此时，回鹘人父权制家族的亲属关系虽然已经有了变化，然而却未能建立起一种新的亲属称谓制度。这一时期回鹘人亲属制类型是从二分合并式向二分旁系式发展的一种过渡形态。

家产亲属制:列维—斯特劳斯的maison概念

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亲属制度的研究有两大贡献,一个是早年的《亲属制度的基本结构》,一个是他在晚年从事的家产亲属制(maison)研究。后者从同源不区分系别继嗣(cognatic)社会入手,将政治—经济利益和财产作为亲属制度研究的核心,视家屋为聚合各种矛盾性要素的合众体,考察它最初出现的各种形式以及跨区域结构性关系。他的研究由此离开基本结构,从无文字社会迈向有文字社会,开启了结构人类学的历史研究。英语学界基于翻译想象,提出“家屋社会”概念,基本上终结了maison的理论贡献。本文旨在梳理相关的学术史,并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原意基础上提出重新理解maison这一概念的路径。

维吾尔族及其祖先回鹘人的亲属制演变研究

以语言学和民族学理论为指导,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分析,认为维吾尔人及其祖先回鹘人的亲属制在历史进程中,经历了由9世纪的二分合并型(父=父之兄弟≠母之兄弟;母=母之姊妹≠父之姊妹),至11世纪的二分旁系性(父≠父之兄弟≠母之兄弟;母≠母之姊妹≠父之姊妹),至现代的直系型(父≠[父之兄弟=母之兄弟];母≠[母之姊妹=父之姊妹])的变化。

我国亲属容隐制的历史嬗变

亲属容隐制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制度 ,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被沿用了两千多年 ,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体现出一定的特征 ,但从总体上看则具有一定的发展趋势 ,同时也反映出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村落拟亲属称谓制的历时考察——以霞港行政村为例

从古代传承延续至今的村落拟亲属称谓制,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文化、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其功能逐渐弱化,约束力降低。但拟亲属称谓制作为一种民俗惯制不会很快瓦解。拟亲属称谓语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使用,但有逐渐简化、被现代社会称谓语替代的趋势。

文明“早熟”与中国古代亲属称谓的泛化

中国古代的亲属称谓不仅标识特定的血缘与姻亲关系,同时以多种途径泛化并用于政治及社会领域。泛化的亲属称谓加强了非亲属成员或组织之间的联系,同时在非亲属成员或组织之间构建了等差有序的责权规范和行为准则。泛化的亲属称谓,旨在凭借血缘组织的力量强化政治控制和社会交往,体现了古人以“循名责实”的方式推进政治、社会关系“血缘化”的尝试和结果。在不同文明或民族中,亲属称谓泛化现象的程度和面貌不尽相同,这与血缘组织在该文明或民族在国家产生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尤其是与血缘组织在国家时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高低相关。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独特方式所导致的文明“早熟”,决定了亲属称谓泛化现象在国家时代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

日本企业道歉文化的价值迷失

日本新闻上总能看到各种各样的道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企业的道歉。当违法、违心的事件暴露的时候,企业总裁和相关责任人就会集体现身,通过媒体向所有民众进行道歉。近年来,日本社会的诸多道歉记者会好像统一经过了格式化,形式大同小异。文章拟从文化的视角,考察日本道歉记者会的形式趋同原因,探析日本企业道歉文化的价值迷失所在。

文明的比较

文明的探索是人类学创建以来经久不息的课题,也是21世纪全球化浪潮中国际政治与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一个广泛讨论的问题。本文从中华文明与非洲文明的比较中,以经典和宏观的人类学知识,讨论了文明观在中国与非洲的异同,尤其是亲属制与祖先崇拜对于跨区域文明的构建作用,以及中华文明中内在的身体与自我修行的观念与实践的相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