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江苗族婚俗仪式与亲属实践

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乡风民俗”是当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训制约着人,也被人所实践。位于武陵山腹地的黔江苗族有着独特的婚俗仪式,主要有红媒牵线、采户籍、走回回、举办婚礼以及回门等仪式;而亲属关系作为人类社会关系的基础,也参与到整个婚礼实践中,男女双方亲属在婚礼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黔江苗族婚俗的某些仪式在时代变迁中发生了改变,但其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符号依旧存在并延续。

盟亲祖先:国家血脉与民间血脉之结合——以韩江上游合姓祠堂的亲属实践为个案

明清时期,地方民众结合国家血脉与民间血脉的亲属实践促使韩江流域上游地区生成了合姓祠堂现象。国家血脉来自因韩江流域贸易引起的地域结盟,表现为合姓祠堂中攀附国家的宗族文化创造;民间血脉来自合姓祠堂中瑶畲族群的母系血缘向父系血缘的转变。两者的结合形成了一种亲属制度下姻亲与血亲融合的“盟亲”祖先,创造出“舅甥合龛”、内祖与外祖,借由两姓祖先的姻亲关系将母系血脉与父系血脉共同保留在表征国家礼仪的宗族祠堂中,形成合姓祠堂共祀异姓祖先的现象。这一现象反映了明清时期瑶畲族群将本地亲属制度中的母系祖先以宗族图式进行再造,以及民间社会能动地以“礼俗互构”内化国家礼制并实现族群身份转变的文化过程。

当代乡村亲属关系的节日实践——以一个鲁西南家庭的春节为例

在现代化进程中,阶层与地域意义上的双重流动性使得过去偏向同质性的乡村亲属关系群体内部日趋走向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深刻影响着当下乡村亲属关系实践。借由自我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从局内人视角深描具体的人及其家庭在春节期间的亲属关系实践,一定程度上可以发现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亲属关系实践的逻辑。整体而言,当下传统亲属关系维系习俗既被执着地固守着,又被快速地改变着。对习俗的固守是因为父辈和子辈仍然分享了一个经由频繁的面对面互动而织就的共同的过去,在这个过去中,父权式的亲属关系实践模式被内化成人们认知的一部分,父辈仍然象征性地实践对子辈的传统权威。改变则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方面,非农化的工作时间约束与生活空间的远隔,使得亲属之间面对面的互动交流频率与时长大为减少,亲属关系网络内部共同的生活经验及蕴含其中的亲密感日趋稀薄,习俗实践的情感动力日趋匮乏;另一方面,子辈日益走进以其自我与核心家庭为中心的个体化进程中。在以自我及其核心家庭为中心的利弊权衡中,亲属关系维系的重要性日趋减弱。在固守与改变两种力量的角力过程中,今天的乡村亲属关系网络日益走向松弛。

人情冷暖与亲属实践:中国乡村婚姻困境的一种解释

既往婚姻困境研究主要着眼于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阶层结构等外生变量,强调乡村婚姻困境是这些结构和制度约束的后果.本文以豫东南一个相对闭塞的村落为个案,聚焦村落内部,探究“同村不同婚”的问题。研究发现,在家庭经济、空间区位、人口分布及信息流通等条件相似的前提下,血缘为依托的宗亲网络、姻亲为纽带的亲缘网络、认干亲达成的拟亲属网络和乡邻互助、礼尚往来为基础的人情网络是影响媒人产生和婚姻缔结的关键变量,四者共同构筑了一种实践性亲属网络。在亲属网络的实践及再生产过程中,宗亲、姻亲、干亲和乡亲关系之“亲不亲”,要看走得近不近,这不单取决于血缘或姻亲关系的亲疏,亦取决于礼物流动、人情往来造就的关系远近。村东荒地转租纠纷、离婚增多、拟亲属关系减少、外来媳妇对既往礼尚往来秩序的破坏引发不同宗姓之间人情淡漠和实践性亲属网收缩,导致无媒人,进而出现婚姻危机。

实践亲属:乡村集市场域中的交换关系

在市场经济制度化过程中,乡村社会集市场域中的关系并不是一种经济交换占支配地位的主导关系。从实践经验来看,无论是互惠交换,还是"经济人"、"道德人"及"社会人"的假设都不能完全从中理解这种复杂的日常生活活动,大多研究陷入一种要么是主观性的理解,要么是一种客观性的把握。因此,解读和解释集市场域中的日常生活关系,必须超越主客观的二元对立状况,更多地关照或着眼于集市场域之中个人的体验及主体性,发展出一套有关乡村交换活动的话语。文章从实践出发,通过对集市中个体经济性行动的考察,揭示了被建构的"实践亲属"主导着场域中的一切活动,处于一种支配性地位。无论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还是在经济交换过程中,实践亲属已成为集市场域中的运作机制,维持着个体的利益及集市的正常运转。

对非常规核心家庭实践的亲属关系的考察——以翟城村为例

以翟城村为例考察华北农村非常规核心家庭的亲属关系,翟城村非常规核心家庭与亲属的交往可以看作是家庭成员,尤其是留守的女性成员策略性地运用关系资源、功利性地建构实践的亲属关系的过程。

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是如何逆转的——实践视角下的妇女家庭纵向地位变迁

本文利用关中平原S村实地调研材料,借助布迪厄"实践亲属关系"的分析视角,通过对农村纯女户生命历程的考察,分析农村纯女户家庭中妇女在个人人生阶段的角色及经历的事件来揭示妇女家庭纵向地位的转变过程。研究发现,在纯女户家庭中妇女的生命历程里,她们既是家庭秩序的接受者,更是家庭秩序的挑战者、再造者,纯女户家庭中的妇女正是在这种个体与环境的拉锯中实现了家庭纵向地位的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