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的亲属容隐制度

亲属容隐制度是中华法系伦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本文通过对亲属容隐制度内容的论述 ,分析了亲属容隐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家族制度 。

亲属容隐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面对伦理和法律、维护伦理和遵守法律之间的两难,亲属容隐,是中华伦理、中华法系提供的两全之道。其实质的合法性、合理性,不仅在中国古代家庭本位的社会是充足的,而且至今仍然是明显的。

亲属容隐制度非出秦律说

亲属容隐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有学者以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的规定为证,认为“亲亲相隐”的制度起源于秦律,这是对“告”和“听”意思的误解,在理论上混淆了亲属间的法律关系与国家和家庭间的法律关系。现有材料只能证明亲属容隐制度最早出于汉宣帝地节四年。

亲属容隐:比较和启示

亲属容隐,即法律规定对违法犯罪的亲属,依法不仅可豁免告发、作证的义务,并可行使互相保护的权利。亲属容隐是中华法系的传统之一,有其深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因此也成为现代法治国家的立法原则之一。其中的比较对建设现代法治国家有宝贵的启示。

“亲属容隐”的制度张力与适用困境——基于文本和实证的考察

从表面上看,传统"亲属容隐"的立法是完整的、自足的,形成了一种具体、有配套、可操作的制度,但是,将"亲属容隐"置于传统法体系及传统司法的实际过程中,其与他项制度之间的张力、具体适用中的脱节,即昭然可见。这包括:在亲属相犯的案件中,"亲属容隐"过分限制了受害方亲属的告诉权,客观上有放纵乃至鼓励了亲属相犯行为的发生,不利于传统礼法秩序之维续之可能;在连坐亲属的刑事案件中,"亲属容隐"与亲属连坐各自适用,容隐不能免除连坐之责,在司法实践中,亲属连坐的适用客观上削弱了"亲属容隐"对案件处理的实质意义;"容隐亲属相告如罪人自首"的法例理论上看似合天理而顾人情,具体适用时却造成告与不告的两难,以及文本与实践之间的脱节。在传统社会,"亲属容隐"的制度张力与适用困境并非个别与偶然,而是一种规律性现象,反映出传统法制度整体相容的同时彼此间深层次的矛盾与冲突。

亲属容隐根据并确认伦理权利——基于亲属容隐对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之解

亲属容隐作为正式制度,依法追究一定违法犯罪嫌疑人,以维护法律关系和公共秩序;同时自上而下赋予嫌疑人的亲属以豁免权,保证其豁免举证义务,悉心敦睦伦理。从而对伦理和法律关系,解两难,达两全。自上而下赋权,则基于并落实伦理权利,即伦理本体内生的对世权,是从和渗透态伦理对应的实体态伦理内、外不同权利义务分化、转移,自下而上内生并落实的对世权,类似于民法物权,不同于自然权利、法律权利、道德权利。

国家治理中的国家伦理责任——伦理本体中诚信底线上慎对亲属容隐和大义灭亲的对立

国家治理离不开伦理本体、诚信底线。具体从天伦生诚信、诚信结人伦的伦理生态、诚信生态中,须以正式制度优先敦睦伦理尤其天伦,才从源头有诚信底线。亲属容隐就如此护持诚信底线,而须坚持完善;大义灭亲则反之,而须慎对,至少不支持不鼓励。慎对二者对立,慎重选择,就凸显国家伦理责任:以公道而系统化的正式制度,保障人们在常态中,自由地敦睦伦理;伦理和法律关系这一类两难中,行使优先权而敦睦伦理,从而从本根护持诚信底线;顾全法律关系乃至公序良俗美德;保障伦理永恒,因革传统中式信仰,永葆中华文明可久而可大。这是本体性的神圣责任。

我国亲属容隐制的历史嬗变

亲属容隐制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重要的、具有代表性的制度 ,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被沿用了两千多年 ,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体现出一定的特征 ,但从总体上看则具有一定的发展趋势 ,同时也反映出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大义灭亲首用之疑及其亲属容隐萌芽--基于《左传》记石碏杀子及其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之解

"大义灭亲"首见于《左传》隐公四年记石碏杀子,是引用,是先秦仅见。其意义存疑:一是其语义,似委婉询问,实审慎存疑;二是先秦史对石碏杀子再没记载,有关事件虽关乎后世所说大义灭亲,却避用大义灭亲之类评价;三是该语义和有关历史记载互证、互洽中,内生并发育亲属容隐,为其后来制度化、法典化创造条件。如此正本清源则表明,大义灭亲被思想上怀疑,实践中慎对,因对伦理和法律关系两难无解而加剧,而不能是法律规定,不能制度化;充其量只能是危急时在时空、性质、适用范围等方面都有限的特殊救急手段,不宜肯定、提倡。

论我国刑事法律重建“亲属容隐”制度的合理性

建国以前,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建国后,由于我国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出于大局观念的考虑,亲属容隐制度被彻底废除。但重视亲情和人伦的观念深埋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具有深厚的民意基础,在现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亲属容隐"制度显得非常必要。本文从其符合人性发展的要求,保障了亲权,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等方面论述了重建"亲属容隐"制度的合理性。

论我国亲属容隐制度的重构

亲属容隐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代表性制度,也是中华法系伦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它曾伴随中国传统法律发展的全过程。虽被新中国法律所摒弃,但其对人性伦理关怀的价值追求并不必然与现代刑律精神相违背。今天需要我们对这一制度重新认识,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探求分析其重构的法理依据并予以合理构建。

论我国刑事法律应怎样重建“亲属容隐”制度

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存在了几千年,但建国以后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被彻底废除。目前,在我国重建亲属容隐制度已经势在必行。本文论述了在我国重建亲属容隐制度的现实可能性,对重建亲属容隐制度进行了设计,以期对亲属容隐制度的重建提供建议和意见。

论传统法律文化下的亲属容隐制度

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里,亲属容隐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它将伦理道德价值融入法律之中,体现对人性的关怀,极好地维系着家国秩序。本文在考察我国传统法律文化视域下的亲属容隐制度的思想基础、发展历程基础上,分析了其制度的典型特征,最后提炼了古代亲属容隐制度所体现的现代价值功能,建议构建当代法治文化的亲属容隐制度。

我国古代亲属容隐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特点

亲属容隐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制度,是中华法系伦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文章对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的发展历程略作梳理,并就这一制度的发展规律及特点作了初步总结。

浅谈中国亲属容隐制度

中国古代刑法中的亲属容隐制度被称为"亲亲得相首匿"、"同居相为隐"。这项制度本身是儒家的主张,其精神实质是屈法申礼,具体含义是亲属之间对犯罪行为可以相互包庇而不构成犯罪(或可减轻处罚)。通过介绍中国古代亲属容隐的历史演变,分析它在现代司法中的价值,认识它的存在可能给司法实践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同时坚信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一个制度的正价值,其负面影响是可以通过对它的完善规制来减少的,毕竟没有一个制度是有利无弊的。

古代亲属容隐制度对现今立法的启示

在我国,亲属容隐是一项古老的司法原则,新中国建立之后因为其本身所带有的封建性质不再适用。观察国外的司法实践,亲属容隐制度仍存在其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亲属容隐符合人性的基本伦理道德,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亲属容隐制度有其客观必要性。

浅议亲属间犯罪的出罪法理及限制——基于亲属容隐的视角

亲属容隐制度是我国一项传统的法律原则,虽然该原则当前并非我国刑法所确认的出罪原则,其在部分案件中仅作为酌定的责任阻却事由而由法官通过考察案件的具体情形自由裁量。文章认为,具有亲密的特定亲属间实施的符合侵犯单一财产法益、情节较轻微的犯罪可考虑将亲属容隐制度作为其出罪理由,而关于何以通过该理由进行出罪,其法理是基于刑法的谦抑性特征以及特定亲属之间所实施的部分犯罪行为缺乏期待可能性;同时,由于在我国法律中,刑事诉讼法与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更为接近,因此,亲属容隐原则中"亲属"的范围应当采用刑诉法所确定的近亲属范围;对于何种罪名可通过亲属容隐制度出罪,则必须对"亲亲相盗""亲属相隐"作分类讨论。

刑事诉讼中亲属容隐制度之重构

亲属容隐制度在我国已经存在了二千余年，它不仅有利于对人权的保护，有利于对亲情的保护，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因此在我国古代伦理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立法便将之视为封建垃圾给予抛弃。然纵观古今中外容隐制度的发展与流变，至今无一例外有关于亲属容隐制度的规定，即赋予亲属作证特免权。笔者认为亲属容隐制度对我国当今的法治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立法应该大胆合理地吸收，在刑事诉讼中重构亲属容隐制度，确立亲属作证特免权制度。

“亲属容隐”原则与当代中国刑事法制的人伦回归

为将中共十八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的重要精神落实到法制建设领域，以此推进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传承，从而建设“法治中国化”的宏伟蓝图。然而，究竟什么才是传统法律文化，尤其是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却从来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也因此长时期的含糊其辞。特别是新生一代法律人可能很少有人知道传统法律文化为何物。为此，编者试图从当代我国具体法制弊端入手，反省这些弊端产生的各种根源，总结阐发与解决此种弊端有关的中外传统法律智慧，最后据此智慧提出今日除弊或改良的立法司法执法建议方案。此种尊重传统智慧和民族精神的思考，旨在抛砖引玉，引起法学同仁们对传统法律文化中有继承价值的部分能够予以高度重视和关注。

亲属容隐的人性根源

违法犯罪嫌疑人亲属对特定违法犯罪事实有无举证义务?这,单从法律上,似无疑义;但从伦理中,从伦理和法律关系会通中,该义务若履行尤其是被迫履行,势必危及伦理,破坏法律关系,进而危及公序良俗美德,引起一系列难题,埋下系统性危害。为解此难题,避免和防止其危害,亲属容隐2000多年前从中国应运而生——该举证义务经深谋远虑审慎权衡而被豁免,并扩展、深化、提升为对伦理和法律关系间两难的根本性解答和解决,千年一脉、万里友声。亲属容隐之所以发生发育且长久而普适,生命力之一在植根本真、出于人性:发自内心、自然而然,爱亲人、敦亲情、睦伦理,是人性之"素",演化为常态伦理事实;此伦理事实当伦理和法律关系陷入两难的特殊情境中,则演化和建构起亲属容隐甚至伦理豁免这一类制度,解伦理和法律关系间两难而两全,并兼顾公序良俗美德而多全。历史表明:亲属容隐出于人性,寓长治久安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