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权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分析

在梳理亲属权与身份权关系基础上，笔者认为亲属权属于身份权中一种。目前大部分学者将身份权不加分析的看作绝对权。这种观点忽视了对亲属权具体内容的研究。通过对亲属权具体内容的分析，笔者认为亲属权具有双重属性，即绝对性和相对性。

遗体捐赠与亲属权的保护

亲属权是人身权的一种, 它既是一种相对权, 又是绝对权。遗体从法律上讲, 也是亲属权的客体。死者或者亲属将死者的遗体捐献给医疗机构作科学研究或者是直接献给患者。以此来使自己的价值得到更大体现。但是当死者遗体被非法用于商业目的时亲属如何行使权利以保护自己的亲属的遗体。本文试从保护亲属权的角度对此予以阐述。

民法典视域下亲属身份权之重塑

婚姻家庭法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亲属身份性是婚姻家庭法调整的亲属关系的共同特征,身份性是婚姻家庭法的灵魂。我国现行亲属身份权民事立法的伦理性有待强化,设计体系有待完善,立法内容有待健全,因此,在民法典视域下,需要在统一法律体系的前提下,重新厘定亲属身份权,以配偶权、亲权、亲属权三类亲属身份权为主线,重塑亲属身份权制度。

被打折的权利——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现状与反思

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权是一项基本的诉讼权利,赋予并保障会见权是人道主义的要求,同时也是对羁押场所进行有效监督的手段,而且不会影响诉讼进行。国际准则和域外规则关于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的内容较为丰富,能够给我国提供借鉴。目前,我国亲属会见权只有行政法规和最高检的司法解释予以规范;在司法实践中,成年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权基本没有落实,未成年未决在押人员的亲属会见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将来应当以正式立法明确赋予未决在押人员亲属会见权,通过《刑事诉讼法》或《看守所法》的方式,把亲属会见权上升为一种法定权利,并对这种权利的行使进行必要的限制。

亲属免证权制度及其法律效益价值探微

亲属免证权制度是西方法治国家诉讼程序法中的一项重要证据规则,也是法律赋予特定证人的一项特殊权利。在我国古代有关亲属容隐的法律规定中也能略见其影子,然而在现代中国的诉讼立法中却难觅踪影。亲属免证权制度具有明显的法律效益,该制度应该在现行中国法律体系中占有一席之位,以实现法律的多元价值。

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拒证权问题研究

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在一定条件下的拒证权,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的证据制度,也是立法对人权保障等法律多元价值的追求。现代法律的制定离不开社会的历史文化背景,鉴于我国存在"亲亲相隐"的立法传统和亲情伦理观,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近亲属拒证权。但对于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重大利益的犯罪如恐怖犯罪、毒品犯罪以及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可以不适用近亲属拒证权制度。

刑事诉讼中的亲属拒证权制度研究

亲属拒绝作证权制度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证据制度,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刑事证据立法中都有明确规定。我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亲亲相隐"制度规定。确立亲属拒证权制度,对于弘扬传统的伦理道德,充分保护公民人权,提高法律效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推动我国法治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亲属拒证权的中国模式与反思

亲属拒证权在法治发达国家早已不是新鲜事物,在我国当下却无疑是一项新兴权利。"亲亲相隐"和亲属拒证权都是要实现对人伦亲情的优先保护,但二者在具体制度上存在重大差异。我国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出庭豁免"模式的亲属拒证权,不仅无法实现保护人伦亲情的立法目标,还会损害被告人的正当程序权利。采取"证言豁免"模式的亲属拒证权制度,赋予亲属证人拒绝陈述对被告人不利证言的权利,但仍应承担出庭义务是比较合理的选择。被害人亦应成为亲属拒证权的主体,但对亲属范围需予以合理界定。对侵害亲属拒证权的违法行为,需通过程序性制裁的方式予以相应救济。

从“亲亲相隐”的人性论谈“亲属拒绝作证权”的立法思考

现代西方各国多赋予了亲属拒绝作证的权利,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也规定了具有亲属关系的证人互相容隐的义务。但是现行诉讼法规定公民具有出庭作证的义务。而强制亲属证人出庭作证引发了许多问题,究其原因是忽视了人性的道德要求。因此,以人性为基点,讨论亲属拒绝作证的权利,传承"亲亲相隐"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亲属免证权及其制度构建——以新刑诉法的修改为视角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多对亲属免证权作出了相关规定,我国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亦是如此。我国刑诉法从1979年立法至今经过了1996年和2012年两次较大修订,均未对亲属免证制度进行明确规定,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在明确证人强制出庭制度的同时,赋予了被追诉人的配偶、父母、子女不被强制出庭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免证特权的色彩,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免证特权。通过对亲属免证权的考察,指出亲属免证权的必要性,在比较借鉴域外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关于亲属免证的相关规定基础上,对我国亲属免证制度的构建提出见解。

论我国亲属免证权制度确立的路径选择——兼从程序法与实体法的思考

亲属免证权本应为"亲亲相隐"传统观念在刑事立法中的体现,但现行刑事立法,不仅在程序法中没有确立此原则,而且实体法中个别罪名之设置更为其之确立带来诸多阻碍。亲属免证权对亲情伦理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它的确立必须从程序法与实体法两个方面推进,二者缺一不可。

对法不容情的批判性解读——以容隐制度与亲属拒证权为视角

通过对中国的容隐制度和西方的亲属拒证权进行考察发现,亲属容隐制度与西方大多数国家所规定的亲属拒证权有着共同的价值基础。虽然这项制度在建国后被当作封建消极的东西予以摒弃,但是在当代中国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回归的现实基础,应当在立法中重新设立这一制度。对“法不容情”应作批判性的解读。

孙华东、李爱野诉通化市人民医院侵犯亲权、亲属权精神损害赔偿案

二原告系夫妻。李爱野于1981年10月29日在通化市人民医院分娩一男婴，该婴儿由医护人员在婴儿室看护，三日后由通化市人民医院交予李爱野一同出院。该男婴取名孙超，由孙华东、李爱野夫妇扶养至今。与原告李爱野同住一产房的宫克与李爱野同日分娩一男孩，三日后。

从孟子的“亲亲相隐”看惩治犯罪中的平衡兼顾——从亲属拒证权说起

孟子的"亲亲相隐"和国外法律普遍存在的"亲属拒绝作证制度"都是在惩治犯罪中的平衡兼顾。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考虑并吸收了"亲属拒绝作证制度"的内容,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应当认真研究儒家及孟子的"亲亲相隐"思想,以取得多数人的共同认识,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亲属证言特免权的中国面相与制度构建

《刑事诉讼法》第193条第1款但书仅仅赋予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免于强制到庭的权利,而没有确立亲属证言特免权制度。我国可以借鉴大陆法系的立法例,构建亲属证言特免权制度,制度要点包括:应当同时规定基于特定身份的一般证言特免权与基于特定事项的证言特免权;特免权的主体宜限定为亲属证人,而不包括被告人;“亲属”的范围应在“配偶、父母、子女”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公安司法机关在未告知证言特免权的情况下取得的证言有可能被排除;国事犯原则上不应当成为特免权的适用例外;亲属证人与被告人的共同犯罪案件不应当排除特免权的适用;针对家庭成员的犯罪排除适用特免权,应限于被害人为未成年人的场合;面对威胁他人生命、重大的身体与财产安全的“紧迫”危险时,可以排除适用特免权;为了主张特免权而虚假结婚的情形,应当排除适用特免权。

和谐与秩序:亲属拒证权的理论之维

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属以拒证权是程序正义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法律文化的优良传统与现代世界各国诉讼立法的普遍做法,但由于历史、政治等原因亲属拒证权一直未见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可以通过对东西方容隐法制的比较与分析,抽象出两者共通的和谐与秩序的价值追求,以期为当今中国建立起符合实际的亲属拒证权规则提供可资参评的理论支撑与根本理念。

亲属拒证权与和谐社会之构建

亲属拒证权的确立与和谐社会之构建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亲属拒证权是家庭和谐的基础,社会和谐的保障,也是法治秩序得以形成的内在根基。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近亲属拒证权立法的完善

刑事诉讼中的近亲属拒证权在我国刑诉法学界一直是热门的话题。纵观中国法制史,"亲亲相隐原则"从春秋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但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法律却将其作为封建文化的糟粕而摒弃。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在近亲属拒证方面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补救,其第188条明确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可不对被告人进行出庭作证。但是该原则并没有贯穿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的全过程,所以仍需不断完善。本文比较分析了近亲属拒证权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了近亲属拒证权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应用,提出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的近亲属拒证原则,从而使近亲属拒证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中彰显人性的光辉,促进社会主义道德的升华。

关于我国台湾地区亲属拒证权之探讨

近年来大陆学界关于亲属拒证权之讨论颇为热烈,且多半以伦理与法律传统为视角进行研究,此亦与因历史原因和大陆地区在文化和法律传统上保持较高一致性的台湾地区之研究方向有所契合。由于台湾地区亲属拒证权,分析条文,整理学说,观察实务等,缺乏法理基础见解之统一、权利主体范围尚存争议等问题的存在,亲属拒证权在台湾地区司法实务中难免落入窘境。且通过探究亲属拒证权之于同为中华文化继承者的台湾地区落实情况,为大陆保护亲属容隐之精神价值提供参酌对象。

论亲属拒证权

亲属拒证权是刑事诉讼中一项特殊的证据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很多都以成文法或判例的方式承认了该制度的价值。但因为种种原因,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没有确立证人拒证权制度。进入21世纪,我国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念更多倾向于保障公民权利,以及协调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将亲属拒证权纳入其中就是社会主流观念改变的一个重要体现。然而,新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亲属拒证权"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通过对亲属拒证权概念的厘清,可以对亲属拒证权有进一步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