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死亡器官捐献供肾与亲属活体捐献供肾的移植效果

目的 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肾与亲属活体捐献(livingdonor,LD)供肾移植术后短期效果的差异,评估DCD供肾移植的可行性及安全性,以便更好地利用DCD来源供肾。方法 选取2017年12月至2023年1月在临沂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行肾脏移植术后患者,根据供者的来源分为DCD组和LD组。收集两组的临床资料,并比较两组术后不同时间血肌酐变化及术后并发症等发生情况。结果 共纳入患者70例,其中DCD为50例,LD为20例。两组均恢复顺利,术后2周内血肌酐均降至200μmol/L以下,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DCD组术后2周内血肌酐水平要高于LD组,其中第1~7天及第9天两组血肌酐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DCD肾移植效果确切,但在术后短期肾功能恢复与LD供肾存在一定的差异,需要加强术前评估。

非商业性的利他与非诱骗强迫性的自主——论非亲属活体器官捐献的伦理向度及道德基础

关于活体器官移植的争议主要集中在非亲属活体器官捐献。反对者主以供者风险大于收益、导致器官买卖、有失公正等理由,呼吁严格禁止非亲属间活体器官移植。然而与受者不具有任何道德义务关系的非亲属活体器官供者的无私捐献是一种宝贵的纯粹利他性行为,供者自主的意愿应受到尊重,同时在捐献过程中供者与受者的总体收益并不一定小于风险,对供者的合理补偿与器官买卖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非亲属活体器官捐献具有其道德合法性,但要确保非亲属活体器官捐献健康发展,需要严格执行独立的针对供者的心理社会综合评估,保证知情同意的有效性和对供者高质量的医疗照护,使捐献活动在公正透明的捐献机制和健全的法律保障内进行。

机器人辅助肾移植术单中心初步经验

目的 探索机器人辅助肾移植(RAKT)的安全性、有效性及可行性。方法 收集行肾移植术的16例患者资料,其中8例采用RAKT(RAKT组),接受同一供者对侧肾脏的8例患者采用开放肾移植术(OKT组)。对比两组受者围手术期结果及移植肾功能恢复情况。结果 所有患者均成功完成手术,RAKT组无患者在术中转开放手术。RAKT组手术时间长于OKT组(P=0.015)。两组受者术前血清肌酐及出院时血清肌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OKT组1例受者出现移植物功能延迟恢复(DGF),其余患者均未出现围手术期并发症。两组术后短期肾功能恢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RAKT术后恢复与OKT相当,对于肾移植手术经验丰富的团队而言,RAKT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可以尝试开展。

儿童肝移植术后门静脉狭窄的超声评估价值

目的探讨儿童肝移植术后门静脉狭窄(PVS)的超声特征及其诊断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肝移植术后门诊常规超声随访的84例儿童肝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超声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术(DSA)检查结果将受者分为正常组(57例)和PVS组(27例)。采用超声监测门静脉是否狭窄,测量指标包括门静脉吻合口直径、吻合口流速、肝动脉流速、肝动脉阻力指数(RI)及脾脏长径等。比较PVS组和正常组受者的超声参数;分析超声参数在儿童肝移植术后PVS中的诊断价值。结果正常组门静脉吻合口直径大于PVS组[(0.44±0.08)cm比(0.27±0.10)cm];正常组门静脉吻合口流速低于PVS组[(43±12)cm/s比(119±58)cm/s],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1)。两组肝动脉流速、肝动脉RI及脾脏长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5)。儿童肝移植、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儿童肝移植及亲属活体器官捐献儿童肝移植中最佳诊断PVS的门静脉吻合口直径分别为0.35、0.35、0.33 cm,对应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06、0.916、0.906,灵敏度为0.947、0.951、0.938,特异度为0.852、0.833、0.889;最佳诊断PVS的门静脉吻合口流速分别为62.7、69.6、61.2 cm/s时,AUC为0.990、0.993、1.000,灵敏度为1.000、1.000、1.000,特异度为0.930、0.951、1.000。结论儿童肝移植术后PVS受者的超声检查表现为门静脉吻合口直径缩小、吻合口流速变快,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