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视域下亲属身份权之重塑

婚姻家庭法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亲属身份性是婚姻家庭法调整的亲属关系的共同特征,身份性是婚姻家庭法的灵魂。我国现行亲属身份权民事立法的伦理性有待强化,设计体系有待完善,立法内容有待健全,因此,在民法典视域下,需要在统一法律体系的前提下,重新厘定亲属身份权,以配偶权、亲权、亲属权三类亲属身份权为主线,重塑亲属身份权制度。

论《民法总则》对亲属身份行为的调整——兼评我国《民法总则》相关之规定

亲属身份行为是表意行为,潘德克吞范式民法总则未能实质性解决亲属身份行为得否适用法律行为的一般规则问题,学说上亦存在"适用说""不适用说"以及"区别适用说"等三种立场。亲属身份行为作为法律行为的下位概念,当家庭法对其无具体规定时自当适用法律行为制度的一般规则。但基于亲属身份共同生活关系的事实先在性、伦理性以及法效的既定性、安定性等品格,我国民法典总则上法律行为制度的设计应为亲属身份行为的调整预留适度空间。瑕疵亲属身份行为的效力认定规则应区别于财产行为,其被认定无效或撤销后的法律效果应不具有溯及力为宜。同时还应制定亲属身份行为瑕疵治愈规则,以尊重和保护身份关系的安定性以及家庭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利益。

论亲属身份权

为厘清身份权利体系,宜将亲属法上的身份权统称为亲属身份权,以区别于身份权、亲属权等称谓。亲属身份权是以义务为中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是具有相对性的绝对权,表现为对外的绝对性与对内的相对性。以此理论为基础,我国法律应明确规定配偶权概念,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定性为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追究第三人侵犯他人配偶权的民事责任。

论亲属身份权的侵权法保护

亲属身份权是自然人基于婚姻、血缘等亲属关系而依法享有的民事权利。"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促使亲属身份权的性质发生根本意义上的改变:从对人的支配权转变为平等人格所派生的权利。亲属身份权主要包括配偶权、亲权以及其他亲属身份权。由于亲属身份权兼具绝对权与相对权的双重特征,因此其侵权法的保护具有特殊性。依据亲属身份权的价值与立法目的,亲权属于侵权法的保护范围,但配偶权并非侵权法的保护对象,其他亲属身份权原则上不受侵权法的保护。我国民法上的亲属身份权及其保护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论侵权责任减免中的亲属身份考量

在亲属之间侵权、第三人侵害亲属一方和亲属一方侵害第三人等情形下,亲属身份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责任减免事由。亲属身份主要通过阻却违法性、损害、过错(注意义务)等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来减免责任,以及通过综合考量情谊因素、亲疏有别、和谐安宁的家庭整体利益、家庭的人类繁衍功能等政策性因素来阻却责任。亲属身份的责任减免功能主要通过立法、构成要件理论等理论运用、法律解释等法学方法论和法官自由裁量权四种途径来实现。

亲属身份行为的立法构造——兼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继承编草案之完善

亲属身份行为应当成为身份法的核心概念之一。由于各种原因,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与民法其他各编之间的不协调现象依然存在,婚姻家庭编、继承编草案在亲属身份行为方面也存在不少疏漏。只有在勘定亲属身份行为边界的基础上,把握亲属身份行为的成立状态、效力性能和生效样态等动态特征,才可以为婚姻家庭编、继承编草案提出合理的修改建议。

亲属身份权的民法保护

亲属身份权是基于亲属身份关系所产生的各种人身权,它不同与亲属人格权、亲属身份财产权,具有专属性、非财产性、支配性,相对性的绝对权。根据不同的标准,亲属身份权可分为亲属基本身份权和亲属派生身份权;亲属身份形成权、请求权和支配权;亲属身份利益和亲属人格利益;亲属对世权和亲属对人权;相对亲属身份权和绝对亲属身份权。分析亲属身份权性质、特征、分类,了解亲属身份权法律保护的历史与现状,提出完善我国亲属身份权民法保护体系。

侵权责任法关于亲属身份权的立法考量

侵权责任法用概括式加列举式的立法技术界定其保护范围是不成功的,貌似纯粹的财产权保护方案。亲属身份权事关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和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立法政策对亲属身份权的保护问题未加考量,有失妥当。作为民事基本法的侵权责任法宜将亲属法与财产法领域的民事权益通盘考虑,结合离婚法中的离因损害赔偿制度,共同保护亲属身份权,实现侵权行为法与亲属法在保护亲属身份权方面的互动。

亲属身份法益损害赔偿制度探析

亲属身份法益是民事主体基于特定亲属身份关系而产生的、与人身不可分离的合法利益。亲属身份法益的专属性、对世性,因其绝对权性质而享有身份法益侵害之请求权。亲属身份法益侵害属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200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肯定了亲属身份法益受到不法侵害时的损害赔偿诉讼请求权、诉讼主体和损害赔偿范围。

我国刑事立法中行为人的亲属身份述评

研究我国刑事立法中行为人的亲属身份,有利于推进对相关行为人正确定罪量刑。这类身份基于婚姻、血缘或法律拟制而生,"家庭成员"和"近亲属"是一种交叉重合关系。《刑法》中虐待、遗弃二罪的行为人与被害人互为家庭成员,其中遗弃罪的主体范围比虐待罪要窄,只是家庭成员的一部分。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近亲属"做最大范围的把握才符合立法者本意,而对近亲属间盗窃、诈骗、敲诈勒索、抢劫等行为中的"近亲属"则界定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较小范围比较合适。

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研究——以亲属身份权为视角

亲属身份权是基于亲属身份关系而享有的基本权利,包含配偶权、亲属权、亲权,这些基本亲属身份权利可派生出诸多具体权利。亲属身份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于理论上争议颇多,相关论述多为举例说明而缺乏全面论述。2017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首次规定了亲属身份权诉讼时效问题,但仍有欠缺。亲属身份权的诉讼时效研究应该以亲属身份权的内涵和外延界定为基础,从其具体权利的角度进行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民法典》视域下亲属身份行为与财产行为的冲突与整合

亲属身份行为作为淡化法律行为通用性的不稳定因素,主要由于身份的“事实先在性”,也与身份作为组织社会的工具功能密切相关。家庭现代化变迁中不平等的身份逐渐被改造为平等的家庭成员角色;婚姻家庭的形式多元化又令身份的改变、转换成为常态,对身份的迷失通常伴随对家庭自治的误解,围绕家庭财产关系爆发众多而集中的冲突,徘徊于适用财产法原理和身份法原理之间。对身份类型进行整合作为解决这类法律纠纷的有益思路,区分家庭中“绝对-真实身份”而限制意思自治的范围,建立“相对-虚假身份”以不同法理交替适用的关联性,从而实现对亲属身份行为认知的多视角结合与规制的多方利益平衡。

何以为“家”:《民法典》视域下家庭成员身份与亲属身份适当分离的逻辑证成

家庭成员身份与亲属身份存在从属关系模式与适当分离模式两种类型。我国《民法典》第1045条第3款采取从属关系模式延续了婚姻家庭立法的传统。但随着个人生活多元化发展以及婚姻家庭法回归民法,从属关系模式既无法满足法典化背景下法的外在体系协调一致的要求,也难以回应老龄社会背景下家庭法与政策对加强家庭抗风险能力的期待,更无法涵摄新型家庭类型。对此,适当分离模式更具有解释力。家庭的演变和社会老龄化是采纳适当分离模式的内因与外力;制定法目的异质的规范需求是适当分离模式的体系价值所在;家庭和家庭成员作为类型化主体,以及围绕情感因素构建的家庭法规则是适当分离模式的实践和制度基础。未来应以适当分离模式解释《民法典》第1045条第3款,围绕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确定家庭成员身份的识别因素,以亲属身份的差序格局梯次配置家庭成员的限定条件,并在司法解释中增加“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适当分离模式下,家庭成员身份与亲属身份的功能定位得以明晰。

第三人侵害亲属身份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以可行性分析为视角

在第三人严重侵害直接受害人人身权益的情形中，对于因加害行为所造成的直接受害人近亲属的严重精神损害，法律和司法实践赋予近亲属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是符合现有法律规则体系并具有现实操作的可行性。直接受害人之近亲属可以基于亲属身份权遭到侵害并以《侵权责任法》第22条和其他专门法规、司法解释为法律依据，在满足精神损害赔偿的严格构成要件条件下获得救济。

论亲属身份权对人格权编的“参照适用”——以《民法典》第1001条为中心

《民法典》第1001条关于亲属身份权参照适用人格权编的规范有利于完善对亲属身份权的保护。基于参照适用这一立法技术在法律适用过程中所体现的法定类推特色,需要对参照适用的可能空间以及参照适用的方式、对象和效果等具体规则进行法解释学层面的厘清。亲属身份权与人格权的牵连及差异分别为“适用”的可能和“参照”的限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对侵害亲属身份权中配偶权、亲权和亲属权的行为进行规制即为参照适用的可能空间,兜底性适用和适度性适用则是参照适用的妥善方式。经由规范意旨、相似性和体系性标准的考量,人格权编的规定对于亲属身份权的保护存在可以参照适用、部分参照适用和不能参照适用三种区分。通过参照适用,将产生身份权请求权的法律适用效果。基于亲属身份权的绝对权属性和更好地保护身份法益的需求,身份权请求权并不受限于诉讼时效。

论意思自治在亲属身份行为中的表达及其维度

近几十年来,意思自治所蕴含的个人主义、自由原则从财产法扩张至婚姻家庭法,这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各种自治行为适用总则编奠定了价值基础。意思自治在财产法上呈现强烈的工具主义面向,而家庭法作为“情感-经济共同体”与财产法判然有别,意思自治在其间的贯彻受到亲属伦理、家庭共同体维护以及弱者保护等理念的制约。意思自治在婚姻家庭编中表现为纯粹亲属身份行为与身份财产混合行为,前者参照适用民法典总则编中的法律行为制度时应兼顾家庭法的特殊价值取向;后者兼具家庭法与财产法的双重价值,工具价值逐渐增强而伦理因素渐趋削弱,参照适用合同编与物权编等规范时具有更大的自由度。

辅导员亲属类身份定位现象与分析

新形势下的高校辅导员同时承担着教育者、管理者、服务者、协调者等多重角色和身份。然而,在与学生交流中,辅导员面对具体环境和特定话题,则需要首先明确自己的身份定位,这对学生工作的成效至关重要。以辅导员在与学生交往中的亲属类身份定位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分析,将辅导员和学生群体对此类现象的看法进行对比研究,建议辅导员在工作中恰当、谨慎使用亲属类身份定位。

私法上的“身份”范畴辨析——以私法的社会化为背景

传统民法理论所依据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变迁,民事主体由抽象向具体发展,部分民事主体互换性逐步丧失。私法的社会化随之兴起,针对市场经济交换领域中弱势群体保护之单行立法需要理论体系上的必要诠释。私法身份扩张之主张因其强弱标准难以界定而模糊不清,因其与民法典固有之亲属身份异质而无法统一,因其违背民法之既有调整方式而无法在法典中表达。因此,私法上的身份范畴应固守于亲属身份范围。

司法裁判中亲属间窝藏、包庇罪的轻刑化规范路径研究——基于178份裁判文书的分析

司法裁判中窝藏、包庇罪的犯罪主体与上游犯罪人之间具有亲属身份关系情形较为多见,但我国刑法条文中并未对此做出专门规定。通过对178份裁判文书的梳理发现,亲属间窝藏、包庇罪案件的裁判结果呈现出明显的轻刑化倾向,但却存在着轻刑化量刑缺乏直接立法依据、亲属范围界定混乱、法官自由裁量空间较大等问题。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是传统文化中保护亲情的结果,又是中外法律保护家庭理念在当代刑事司法中的反映,更是维护中国家庭伦理和社会秩序的需要。规范亲属间窝藏、包庇行为的量刑轻刑化裁判路径,在于明确窝藏、包庇罪立法中的亲属身份特殊情形,合理界定窝藏、包庇罪中亲属的范围,并考量犯罪人的犯罪情节以规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而达致法律和亲情、实体和程序的平衡与统一。

论婚姻法的伦理性和传统性

婚姻法是身份法,有别于财产法,这是基于它的调整对象主要是亲属身份关系。与财产关系相比,亲属身份关系是人伦关系,是自然的事实;而财产关系是法律关系,是人为的、创设的事实。人基于出生而最初与父母、继而与其他亲属形成亲属身份关系,他们之间便形成人伦秩序:辈分的确定、两性的禁忌、供养的义务等等,在没有法律规范的情形下,这一自然的人伦秩序即已存在,也是人类得以延续的自然过程,由此决定婚姻法具有伦理性和传统性。其伦理性表现在:婚姻法中的法律规范同时也是道德规范,两者有很大的重叠性;婚姻法在适用中应尊重婚姻道德和家庭伦理。其传统性则表现在:婚姻立法应尊重本民族传统习俗,是本国家的固有法;婚姻立法还应尊重婚姻家庭生活的事实状态,应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不应过于超前。婚姻法的伦理性和传统性对于婚姻立法和司法实践具有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