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亲征高句丽移民考论

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亲征高句丽,接连攻克十余城,将驻跸山之战中投诚三千五百余高句丽部落首领、贵族子弟,以及在盖牟城、辽东城、白岩城俘获的七万余民户,一共七万三千五百余人迁徙到内地。其中,高句丽贵族移民属于惯性移民,高句丽百姓移民是随战况发展产生的临时性移民。唐太宗亲征移民沉重打击了高句丽农业经济,彰显了唐王朝收复故土的决心,开创了唐丽战争移民的先例,代表着唐王朝征丽攻略的转变,扭转了战争走向,为最终灭亡高句丽奠定了基础。

仓促而未竟:明武宗南下亲征军事部署研究

明代正德末期明武宗平定了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其平叛军事部署以南下亲征为核心,又部署守卫安庆阻敌继续进攻,部署平叛战争可能波及的湖广、浙江、凤阳、河南、山东防御叛军袭扰,加强南幾地区防御,号召江西各地义兵配合亲征军作战。明武宗南下亲征军事部署未完全展开而平叛主要战事已结束。其南下亲征军事部署推动了战争形势迅速向有利于明武宗方向发展。明武宗南下亲征以被中止的南巡为暗线,以擒获朱宸濠建立不世军功为目标,又忽视了以王守仁为首的江西地区士大夫率军剿灭朱宸濠军队的可能性,始于仓促,终于未竟。明武宗南下亲征军事部署虽有种种缺点,却不失为一种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积极作为。该文从史料实证出发,深入考察明武宗南下亲征军事部署,有利于推动明代宸濠之乱研究的拓展。

《亲征朔漠方略》刍议——兼论方略馆的设置时间

清康熙年间,厄鲁特噶尔丹与喀尔喀的战争危及清朝边疆的安定,故康熙帝决定御驾亲征以平定此次边乱,《亲征朔漠方略》详细记载了此次征战的始末。有清一代,此书是继《平定三逆方略》之后的第二本由皇帝钦定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也是有关北方和西北边疆战事的第一本官方史书。本文详细探讨了以下问题,一为康熙帝与《亲征朔漠方略》成书的密切关系,以及在成书过程中对此书内容的指导与修改;二为《亲征朔漠方略》具体的成书时间;此外,方略馆是编写《方略》类史书的机构,但是在康熙年间,史书中对它的叙述甚为模糊,所以本文的第三点着重讨论方略馆的具体成立时间。

《绍兴辛巳亲征诏》作者考

《绍兴辛巳亲征诏》的作者,一说洪迈,一说陈康伯,一说陈康伯命洪迈、刘珙各作一诏合之。自宋至今,争讼不已。从证据的证明力评断,作者不难认定。之所以长期纷争,主要是渗杂了权势、利益、情感和主观想象等许多影响客观公正的因素。只要坚持公道和实事求是,就能去伪存真,文归其主。

北宋御驾亲征行军速度考

北宋太祖、太宗时期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先后有亲征的举措,通过考察两者两朝御驾亲征的行止记载,可以大体推断出北宋前期御驾亲征军队的行军速度。概而言之:北宋前期,水路行军速度约为每天56里;陆路行军按照平原、山地等地理环境,进军与回程的不同以及倍道兼程等而有不同情况,平原地区每天可行军40—50里,倍道兼行则能达到70—90里,在山区即便加速行军,每日也不过35里左右;回程时平均速度则为60—83里之间。另外,通过对行军速度的量化,能借以透视宋代军事、政治史当中的某些侧面。

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所经内蒙古西部地方地名研究

笔者对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所经过的今内蒙古西部地方、地名进行研究,使彼时多数用蒙古语标识的地名能与今或蒙语或汉语地名有大致对应,从而使人们特别是研究者对康熙的此次亲征、与今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关系更加清晰,对内蒙古西部地区彼时的发展有较明了的认识。笔者还对此次亲征的结束进行了分析。

话说“御驾亲征”

一 “杨家将”是一则妇孺皆知,流传千古的反映宋代“金刀令公”杨业一门忠心保国为民的故事。熟知这个故事的人,自然知道宋代有位有名的宰相叫寇准。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闰九月,大辽国的萧太后与辽圣宗挥兵大举进攻宋王朝,先后攻占了宋朝的岢岚军(今山西岢岚)。

读《圣武亲征录》札记一则

本文就《圣武亲征录》中记载的速哥曾助窝阔台汗渡黄河攻金的史实与《元史·速哥传》相对照,认为两者所记为同一人,并考证出速哥之族属乃久隶西夏籍的克烈人。同时认为《亲征录》、《速哥传》与《山居新话》所记渡河之事当为同一史实,此人即速哥。速哥因曾助窝阔台汗渡黄河,故在当时或以后被追封“答刺罕”之号。

唐太宗亲征之役高句丽人移民内地人数考

唐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俘获了大批高句丽民户和军人。战后,唐朝将俘获的高句丽人迁往内地。有关此次移民的具体人数,学界存在不同意见。通过爬梳相关史料,认为亲征之役中唐军获高句丽民户十八万人,俘虏与接受投降高句丽军人六万七千人,《班师诏》中"凡获户六万,口十有八万"的记载是真实可信的。战后,唐朝将俘获的高句丽人全部迁往内地,保守估计人数约二十四万人。

陈康伯《亲征诏草》与绍兴辛巳宋金大战

以最基本的史实为依据,从五个不同的角度分析研究陈康伯的《亲征诏草》与绍兴辛巳宋金大战的关系。《亲征诏草》是一跨越时空,光复中原的宏伟篇章。《亲征诏草》为绍兴辛巳宋金大战(1161年)南宋的胜利奠定了宣传舆论的基础,为大战的战略——君臣、军民一心抗战,作出了保证。《亲征诏草》以必胜之信念出征,对取得最后的胜利至关重要。

《史集》、《圣武亲征录》勘误一则

蒙古统一漠北后,开始着手征服邻国的战争,1211年成吉思汗大举伐金.①蒙金战役中,1215年成吉思汗命人进攻金朝北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的战事,诸家记载不一,疑点颇多.按《元史》,1215年进攻北京的蒙古统帅为木华黎,金守臣为寅答虎,②这一记载已为学界所公认.③但记载成吉思汗早期历史且被公认为史料价值很高的两书《圣武亲征录》和《史集》则记载寅答虎投降于三木合拔都,不同于《元史》纪、传的记载.

从《圣武亲征录校注》看王国维校勘学实践

在缺乏古本的情况下,王国维继承传统乾嘉校勘学方法,充分运用＂它书＂和＂他人意见＂进行他校和理校,完成了远远超过何秋涛校本《圣武亲征录》的优秀校注本。在校勘过程中,王国维还进行了探寻该书最原始史料及与之同源的文献的尝试,对中国校勘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启发意义。

契丹皇帝亲征仪及打猎习俗的演变与尚武精神

本文试图论证契丹皇帝亲征仪式及契丹特有的捺钵文化的演变,是如何影向契丹军队的意识与调练。亲征仪式,通过祭天地,祈求得天神地祗的保佑,射鬼箭是豫防咀观与辟邪。木叶山祭要得耶律家之祖先及辽河、木叶山神之阴佑。由于这种仪式,使出征军刻印常胜军之意识。契丹建国初中期,严格施行出征仪式时,大部分战争得胜了。到中后期,渐失军仪,出现多败绩之记事。以军事上来看;到晚期,以战争仪式消灭,渐失尚武精神,失去军事训练。军仪消灭与打猎方法演变,使契丹军不免懦弱,结果渐次导致灭亡之结果。

唐代皇帝亲征礼仪研究--以礼书记载和实践为中心

皇帝亲征是中国古代王朝中最高级别的军事征伐活动,相关亲征礼仪也最为繁琐复杂。唐代皇帝亲征礼仪记载于《大唐开元礼》,属于军礼内容之一,但经过史料考察发现,唐代皇帝实际实施的亲征活动屈指可数,相关礼仪也未见实施,徒留于文本之上。同时,唐代皇帝亲征礼仪程序中需要出席陪同并分工负责的具体官员也只能是唐朝官僚制度的反映,根本没有付诸实践的机会,只能降低规格进而服务于唐代大将出征相关礼仪。

《孔丛子》“天子亲征礼”渊源考

《孔丛子·问军礼》记载了一套"天子亲征礼",此礼由"天子亲征出礼""天子亲征战礼"与"天子亲征入礼"三部分组成;三部分之源流并不相同,但大抵有《尚书》诸誓、《礼记·王制》《礼记·曾子问》三个源流;《孔丛子·问军礼》文本形成时间应在中古中国的转型时期--东汉一代,且此文本之形成是儒家礼仪精神逐渐注入中古中国的国家礼仪这一过程的重要侧面。

试析周世宗亲征北汉对周汉辽的影响

周世宗亲征北汉,后周军队暴露出诸多的弊端,促使周世宗进行军事改革。周世宗在军事改革中严格选练军士,提升军队素质,建立起来一只强大的禁军,为日后的南征北战奠定了军事基础。周世宗的亲征打败了北汉,北汉对外战略也由挺进中原转向了偏安河东一隅,从此后周对北汉的战略由被动转为主动。周世宗的亲征还显示了后周实力,强烈地震慑了北方的辽国,迫使辽国对于中原战略也由进攻转为防守。

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一役得失论

关于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一役的得失,学术界颇有异词。本文通过辩证分析,认为唐太宗亲征高句丽一役的胜利方明显是唐朝,而唐太宗自感失落实因其预期目标太高而致。当然,唐太宗在战争中取得了赫赫战功,也犯下严重错误。亲征之役的胜利为唐朝灭亡高句丽打下了基础。

康熙皇帝与包头地区渊源研究

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并没有到达今包头地区,而是到达了今达拉特旗吉格苏台地区,因民国时期达拉特旗曾归包头县管辖,《清史稿》修撰时,达拉特旗正辖于包头县,因此被民国时的学者称为包头地区。康熙皇帝真正到达今包头辖区,是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两次亲征噶尔丹时所经过的内蒙古西部地方历史地名,绝大多数是用蒙古语标识,释读这些蒙古语地名,可以反映出以包头市为中心的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历史变迁。

元代主流文化南北界限的消失——以耶律楚材、陈时可与东坡铁柱杖为题

三年辛卯春二月,克凤翔,攻洛阳、河中诸城,下之[1]。[1]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以下略称《考异》)卷八六:据《金史》,凤翔之陷在四月,非二月也。下文云:'十月帝围河中,十二月拔之。'则此时不应有攻下河中事。汪辉祖《元史本证》(以下略称《本证》)卷一证误一:案:下文云十月'帝围河中',十二月'拔之',则二月未尝下河中也。《圣武亲征录》:'辛卯(1231)春二月,遂克凤翔,又克洛阳、河中数处城邑而还。

“因时应变”与“遵用祖宗旧制”:金军南侵与靖康初年中央统军体制的调整

金军第一次南侵时,钦宗朝廷建立了"亲征行营使司/守御使司-宣抚司体制"(简称"两司体制")。两司体制下,行营使司与宣抚司分别向钦宗负责,二者互不统属,明显影响了军政效率。原有中枢体制在军政决策及调度人马上仍发挥作用,牵制了两司体制的运行。随着金军退师,钦宗逐步罢废"两司体制",并试图恢复祖宗旧制——枢密院-三衙体制。但面对金军第二次南侵时,枢密院-三衙体制下宣抚使司"节制不专,议论不一",军政运行依然不畅。在金军再次围城之际,京城失陷,中央统军体制瘫痪。与此同时,钦宗于仓促间任命康王赵构为大元帅,并于十二月一日开大元帅府。大元帅府的建立,标志着钦宗末年新的中央统军体制开始逐步建立起来,并且,事实上成为其后中央统军体制重建之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