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收入分布的亲贫困增长测度及其分解

亲贫困增长主要是指能够使贫困群体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得到更多好处的经济增长。在论述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规模变动相关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种新的基于收入分布的亲贫困测度与分解方法,并通过对我国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现阶段应充分考虑分配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的结合使用,使经济增长与分配效应在一定的比例下相互弥补,在合适的收入差距下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

亲贫困增长的公理性标准及其测度指标评价

亲贫困增长主要是指能够使贫困群体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得到更多好处的经济增长。文章把影响亲贫困增长的因素分解为经济增长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和贫困线变动效应,并纳入亲贫困增长判定的公理性标准当中,对公理性标准实现了改进,并提出亲贫困可加性公理。文章还构建了基于收入分布且符合改进公理性标准的亲贫困增长"贫困度"判定指标,把该指标与GIC、PGC等常用测度指标利用公理性标准从理论上进行了详细探讨,指出常用方法的不足和本文所提方法的优越性,为实证测度亲贫困增长提供可靠的方法和依据。

亲贫困增长分析中的Shapley分解规则

亲贫困增长主要是指能够使贫困群体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得到更多好处的经济增长。本文把影响亲贫困增长的因素分解为经济增长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和贫困线变动效应,并纳入一个统一分析框架中,采用合作博弈理论中的Shapley分解规则证明了亲贫困增长分析中因素变动效应的完全分解过程,并用住户调查数据(1988-2007年)对中国农村和城镇的亲贫困增长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此作为制定具有瞄准功效的反贫困政策的有力依据。

亲贫困增长分析的理论基础及其改进框架

在现有亲贫困增长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现实发展状况剖析亲贫困增长的类型与内涵,厘清亲贫困增长的研究思路,从贫困缓解、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三者的关系出发,提出亲贫困增长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建立基于收入分配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和贫困线变动效应的亲贫困增长分析矩形模型,并对该模型的适用条件和范围进行了探讨和拓展,以期完善和修正中国的亲贫困增长理论和测度方法。

中国农村亲贫困增长测度及其分解

亲贫困增长主要是指能够使贫困群体参与经济活动并从中得到更多好处的经济增长。在讨论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规模变动相关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种基于收入分布的亲贫困增长测度方法并用Shapley值法对之进行因素分解,并采用CHNS农村住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能够自动缓解贫困,需要进一步采取瞄准式扶贫措施来解决的结论。

乡村旅游经济增长与我国农村减贫--基于亲贫困增长的视角

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乡村旅游经济日益成为我国农村旅游资源丰富地区的重要经济增长点,旅游扶贫也成为重要的产业扶贫方式,乡村旅游经济的增长能否自发地起到减缓农村贫困的作用?亲贫困增长理论认为,仅靠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实现充分有效的减贫与发展,经济增长是战胜贫困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力量来源,但它只是必要条件绝非充分条件。政府应制定一个故意倾向贫困群体发展的战略,缩小贫困差距,使贫困群体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本文从亲贫困增长视角审视我国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发现我国部分乡村旅游地区存在亲富式增长倾向,而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导致的收入分配不公正是近几年乡村旅游目的地上访、冲突、拦阻游客现象频发的根源所在。最后,笔者提出了我国乡村旅游经济亲贫困增长路径。

亲贫困增长视角下我国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

在我国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乡村旅游业给很多农村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经营效益。很多基层政府都将发展乡村旅游业视为非常重要的产业扶贫策略,而乡村旅游经济增长能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吗?在亲贫困增长理论下,仅仅借助经济增长是难以达到减贫目标的。尽管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政府应针对贫困群体制定出长期的战略规划,减少贫富之间的差距,使得贫困人群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可观的收益。在本文中,笔者从亲贫困增长的内涵入手,对我国乡村旅游经济增长与旅游扶贫的关系展开探讨,并提出了我国乡村旅游经济亲贫困增长的有效路径。

北京市城镇居民贫困测度及亲贫困增长判定

本文基于北京市城镇居民收入分组资料，采用GQ Model和Beta Model拟合收入分布函数并计算了北京市城镇居民贫困规模；采用最新的Shapely分解方法将贫困变动分解为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贫困线变动三部分效应之和；在此基础上构造了三因素亲贫困增长判定方法。得到的结论是：1986～2006年间，北京市城镇居民的贫困率呈现出了下降趋势，其中经济增长是减贫的绝对因素，收入差距和贫困线变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贫困率的上升，但总体上增长还是亲贫困的。

基于非匿名性的亲贫困增长测度

通过对匿名性与非匿名性情形下贫困发生曲线的实证研究,指出在匿名性情形下贫困发生率曲线可能高估或低估不同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增长情况,其主要原因在于匿名性情形下相同位序上的两期收入表示的不是同一个体。由于不能剔除返贫效应,在贫困人口下降时及匿名性情形下会低估实际的减贫效应。对浙江减贫效应分解结果显示,匿名性和非匿名性情况下收入分配效应对减贫的影响有很大差异甚至是反向的。对于反贫困问题而言,更应关注持续性贫困,并且在分解减贫效应时必须剔除返贫效应。

资源型地区亲贫困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

与经济高速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蒙古自治区居民收入并没有完全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红利。为此,本文利用资源型地区的典型代表——内蒙古自治区历年统计年鉴中农村居民纯收入和分组收入数据,进行测算资源型地区经济亲贫困发展程度,发现资源型产业的快速发展为资源型地区农村贫困群体分享成果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但是对缓解绝对贫困有限,尤其是缓解赤贫群体的作用有限。最后提出了实施亲贫困经济增长战略,推进择业公平和农民工市民化,推进教育公平以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高贫困人群的分享能力等对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亲贫困增长”效应研究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UIBE)全球价值链研究院数据库的分析基础上,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国家GDP增长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较于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得更多收益,即本文的核心观点: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具有“亲贫困增长”效应。通过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亲贫困增长”效应,给予各经济体在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进行政策调整一定的启发和指导。

经济增长、收入分配与贫困规模变动相关性研究——来自北京市城市居民的经验数据

文章详细讨论了经济增长、不平等与贫困规模变动的相互关系,在确立三者关系基本框架的基础上,构造了应用Lorenz曲线及其相应弹性分析三者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提出了亲贫困增长指数的概念。在对北京城市居民的经验数据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得到的结论是:政府制定扶贫政策的选择应该使收入增长效应与收入不平等效应之和最大化,这为制定扶贫政策提供了决策依据。

贫困的识别、加总与分解

本文在国内外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贫困规模的测度体系以及反贫困效果的评价体系。该体系主要包括贫困识别、贫困加总、贫困分解三个模块。得到的主要结论是政府扶贫政策达到的目标的不同决定了其扶贫的手段的不同,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政府必须制定出亲贫困增长战略。

非农经济发展对农民增收、贫困减少的效应研究——基于1985-2009年的时序数据分析

近年来农村非农经济发展迅速,对农民收入增长和就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政策制定者也将农村非农经济发展作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潜在路径而寄予较高的期望。我们利用基于扩展的3变量LA-VAR模型,考察了1985-2009年我国农民非农就业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在此期间,农民的非农就业对农民收入增长有巨大促进作用,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根本原因。这表明在今后,农民收入增长以及农村脱贫依赖于非农经济的发展,然而,亲贫困式的非农经济增长并不会自动发生,需要政府投资于农村基础设施以及农村教育,改善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存量以及加快城乡劳动力市场的融合。

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减贫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对策

西部民族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有教育落后、不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思想观念及宗教文化制约等。特色产业实现减贫与高质量发展应有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绿色发展机制和“亲贫困”增长的利益协调机制。发展路径和对策包括构建品质高、结构优、市场高端的特色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塑造特色产业区域公共品牌,以及发挥民族文化和边境区位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