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税负、亲贫式支出与公众主观幸福感

宏观税负对公众主观幸福感仅有十分有限的负面作用,而亲贫式支出对公众主观幸福感提升有明显作用,且其作用足以抵消宏观税负的消极影响。政府应积极地发挥税收政策在消除收入不平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要注意宏观税负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负面作用,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亲贫式支出的比重以改善民生,进而达到提升公众主观幸福感的目的。

省际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水平影响的差异化研究

本文以公共财政学、新经济地理学、空间计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引入地理空间因素,分析了2000—2010年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水平的省际影响。研究发现: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存在;本地区每增加1%亲贫式支出会带动国民幸福指数提升范围大致在0.2%～1%之间,邻近地区国民幸福指数提高1%会带动本地区国民幸福指数提升0.7%左右;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效果优于最小二乘估计效果,空间滞后模型优于空间误差模型。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能够提供我国各省市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指数集聚、差异及其形成原因的部分解释。

政府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减贫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将政府公共支出分为亲贫式支出与非亲贫式支出,并将其嵌入到内生增长模型中,利用中国2011-2016年24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探讨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结果表明,亲贫式支出与农村减贫呈正相关,亲贫式支出中的各项支出均能够有效减少贫困。而且,亲贫式支出的减贫效果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化,亲贫式支出中的各项支出的减贫效果也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化。

基于幸福视角的亲贫式支出最优规模与结构研究

利用中国2001~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评估了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并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显著的倒U型结构,并且当亲贫式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达到36.9%时,国民幸福水平最高;分层样本回归显示,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之间依然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但国民幸福水平较低区域的拐点比国民幸福水平较高区域的拐点更为靠后,说明国民幸福相对较低区域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对亲贫式支出进行分类研究发现,教育支出、医疗支出与国民幸福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国民幸福水平相对较低地区的国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医疗卫生支出规模的扩大。

财政分权、亲贫式支出与减贫的关系研究

应用22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分析财政分权、亲贫式支出与减贫的关系。研究得出财政分权不利于减贫,在中国的政治体制环境下,财政分权会导致地方政府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增加基础建设类生产性投资,相对减少有利于减贫的服务性公共投资,也即亲贫式支出。亲贫式支出与财政集中结合起来对减贫的作用才能更加明显,如果财政分权程度高,亲贫式支出虽然绝对值增加,但是相对值仍下降,会进一步增加贫富差距,不利于社会公平与减贫。财政分权程度对于亲贫式支出减贫的作用存在一个临界值,财政分权程度小于该值,亲贫式支出减贫作用明显;财政分权程度超过该值,亲贫式支出不利于减贫。

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

文章利用CGSS2010调查和《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研究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亲贫式支出可提升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但效果不显著;从结构上看,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农林水事务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正效应,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存在负效应;从区域差异上看,亲贫式支出对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效应要显著大于经济发达地区。基于此,文章提出公共支出应向农村地区倾斜,尤其要加大对经济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且要调整支出结构以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和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

政府亲贫式支出、家庭收入门槛与居民幸福感

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大样本微观数据,实证研究我国政府亲贫式支出是否可以引致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结果表明:第一,亲贫式支出与居民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并且居民幸福水平的提升更依赖于社会保障服务的满意度。第二,亲贫式支出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服务主要影响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而医疗服务和社会保障服务主要影响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幸福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需要更多的亲贫式支出。第三,家庭收入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U型关系,亲贫式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增进效应比城市居民更为明显。此外,政治面貌、健康状况、婚姻、个人社会地位等均能直接提高居民幸福感。因而,提高亲贫式支出的使用效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

经济增长、亲贫式支出与国民幸福——基于中国幸福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1年和2007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中国部分,运用有序概率模型考察经济增长、亲贫式支出对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1)无论是在动态的时间序列上还是静态的省际横截面上,我国都出现了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发生背离的现象,即存在"幸福悖论";(2)由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构成的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它可以作为解决"幸福悖论"的重要手段,并有利于促进国民幸福的持续提升。因此,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加亲贫式支出应为增强居民幸福感的题中之义。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支出偏好与居民幸福感——基于分税制后的中国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CGSS2006年的数据,考察财政分权、政府支出偏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不过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亲贫式支出的大小;财政分权对中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高收入者以及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非显著异于零;财政分权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及非民族地区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东部、发达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对民族地区的影响为正。

财政分权有利于贫困减少吗?——来自分税制改革后的省际证据

本文从公共支出效率和公共支出结构两个角度,论述了财政分权和贫困减少之间的理论联系。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增加亲贫式支出的配置效率来实现减贫目标;另一方面,财政分权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程度,而地区竞争会扭曲公共支出结构,阻碍减贫目标的实现。利用我国分税制改革后的省际数据发现:就北京、上海和天津而言,财政分权程度的增加恶化了贫困状况;而对于其他省份,财政分权程度的增加则有利于缓解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