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征与亲迎:明代婚姻确立的重要环节

明代婚姻的确立要经过纳征与亲迎两个环节。纳征是婚姻的定立环节。明代品官与庶民的纳征礼仪基本相同,纳征的仪物体现出等级差别,纳征的聘礼体现出地区差异。婚书是纳征的书面凭证,是婚约的纸面化,对婚姻双方起约束作用,对婚姻过程起保障作用。纳征使男女双方的夫妻关系得以明确,夫妇之名得到初步确认,它是婚姻成立的前奏和准备,是对婚姻关系的明确与巩固。亲迎是婚姻的成立环节。明代亲迎的习俗丰富多彩,反映出亲迎在婚姻活动中的重要性。明代亲迎的习俗存在着变通性,新妇如何迎娶,并不固定,婚礼怎样用乐,也各随其便,反映出明代婚礼不拘传统的一面。亲迎使夫妇之名得到最终确认。经过纳征与亲迎,婚姻得以确立,新的家庭关系得以形成。

民俗文化视角下农村“亲迎”婚嫁习俗研究——以广西桂平市江口镇为例

婚嫁习俗,是我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婚姻的重要表现形式,从古至今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人生礼仪中最重要的一种大礼。我国古代的婚嫁习俗主要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亲迎”是最后一项,也是最重要和仪式最繁琐的。本文通过调查研究广西桂平市江口镇的“亲迎”婚嫁习俗,展现当地传统的婚俗生活面貌,从中挖掘其丰富的婚俗文化底蕴,丰富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

《诗经·齐风·著》与周代亲迎之礼考论

根据《春秋》、《左传》所载录的亲迎之礼,可以发现:春秋时代诸侯国君、公子、卿大夫等阶层有时真正行亲迎之礼,有时变通性地行亲迎之礼,有时未行亲迎之礼,特别是周天子不亲迎成为一种常态。按礼制规定,在新郎不亲迎时需要派公卿前去迎娶新娘,但《谷梁传》、《公羊传》却说,只要新郎不亲自迎娶新娘即为"非礼"。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诗经·齐风·著》就被汉儒解释成刺齐国不亲迎的诗歌,汉代以后儒者继续沿袭这种说法。历史事实证明,《春秋》、《左传》所载齐国亲迎之事并未涉及非礼,而《著》诗中也无不亲迎之意,因此两千多年来对《著》诗的性质及其主旨的理解是错误的。《著》自然而真切地展示了齐人举行婚礼的场面,是"周人逆于户"的真实写照,并非刺齐人不亲迎之诗。

仪式恪守与价值异化:农村“亲迎”婚俗的嬗变——基于豫西古村“耍女婿”婚俗的考察

亲迎仪式是整个婚姻缔结礼仪中最具公开性和社会性的一环。在传统社会亲迎仪式中,"耍女婿"是地方性价值规范的展演和农民意义世界的价值体现,它包括了考验女婿人品、检阅女方父母"为人",以及规训村民遵守地方性价值规范。但是随着社会流动导致村庄不断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席卷农村之后,村庄价值生产能力开始趋于弱化,在此背景下的亲迎仪式已经显得日益功利化,亲迎中的"耍女婿"婚俗仪式看似仍被恪守,但其价值却已异化为了一种仪式各方实现"自利"的工具。亲迎仪式上的"耍女婿"非但不能维系村庄价值规范,反而加速了传统村庄价值规范的瓦解。

近代豫西的“亲迎”婚俗

费孝通先生划分的河南亲迎区的情况存在不太恰当之处:一是被费先生划为亲迎区的河南部分,不但存在半亲迎的地区,也存在不亲迎的区域;二是豫西地区多亲迎,费先生划入了半亲迎区,而豫东、豫南的半亲迎和不亲迎的地区比豫西还要多却划入了亲迎区。贫富差距、天灾人祸、地形和地势等因素对豫西“亲迎”风俗有一定的影响。

略论春秋时期的亲迎礼

从民俗学家及经学家的视角看,婚姻中的亲迎之礼,有其存在的依据和意义。迨至春秋,亲迎礼不行于诸侯之国,其表现为"逆之道微"。"逆之道微",反映的是"尊尊"已经妨害到"亲亲"。《左传》《公羊》《谷梁》三家,从"尊尊"不能妨害"亲亲"的原则出发,主张诸侯应恢复亲迎。而其分歧在于:亲迎礼是否也适用于天子?然后世并没有真正恢复此礼,其也在"从宜"、"从俗"的引导下,逐渐亡佚。

婚礼亲迎中的告庙礼研究

礼经与早期文献所载的亲迎告庙礼并非限定于亲迎当日,而是在亲迎事宜既定后到亲迎前的时间段内特择一日举行。这一做法也成为唐以来多数朝代天子纳后的惯例。自品官以下至士庶阶层,历代官方礼典则多规定在亲迎当日的清晨告庙,民间婚仪为缩短婚礼仪程亦多选择临行前告祖。两宋时不仅有亲迎前告祖,新婿至女家后还要拜女家先祖,甚至有新妇至男家后新人共拜家庙的环节。朱熹《家礼》明确了男女两家在亲迎当日须分别告庙,明清时期民间婚仪大多依据《家礼》,这一婚俗随之固定下来,至今仍在许多地区延续,成为新人在婚礼这一重要的人生过渡礼仪中与家族沟通融合、获得身心安顿的重要途径。

汉代婚俗的生动画卷——“亲迎图”释读

“亲迎图”生动再现了汉代亲迎场景,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在画面中,迎亲、送亲的队伍皆为步行,未见车马相送,这与文献记载有一定差异,可能具有艺术抽象的因素。与先秦“昏礼不用乐”相比,汉代以乐送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了婚俗的变迁。右侧母鸡喂食雏鸡的图景体现了汉代多子为福和尊崇孝道的观念。

论春秋时代亲迎之礼的“正时”

对于春秋时期举行亲迎程序的正常月份,一直存在着对立的看法和争论,然而争论各方却因为认识的局限而一直未能走出指俗为礼的误区。从《左传》所记载的史实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可以证明春秋时代的礼的体系中,原本就不存在亲迎月份的"正时"之说。

宋代婚礼亲迎礼初探

亲迎礼是"六礼"的最后一项程序,也是最隆重的一项。宋代亲迎礼的程序主要包括:告于祖宗、醮子、醮女、奠雁、沃盥、交拜、同牢、合卺、结发八项。其在遵循古礼的同时,更加注重仪式的隆重与喜庆。在维护儒家礼制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吸纳民间风俗,开始向世俗化转变,对明清乃至现代的亲迎礼有着深远的影响。

春秋时期齐鲁两国婚礼风俗考辨——以“亲迎”“媵妾”“庙见”为中心

春秋时期,齐鲁两国异姓且比邻而居,故常相与通婚。鲁庄公二十四年的"公如齐逆女",鲁成公十年的"齐人来媵",鲁宣公九年的"齐高固来反马",分别体现了婚礼中的"亲迎""媵妾""庙见"风俗。通过对这些风俗的考辨研究,一方面,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出它们在春秋时期存在的原因;另一方面,从政治学的角度揭示出它们背后的时代意义。

亲迎上帝 反省人生

基督徒反省人生是从更高的角度,是从神人关系的角度来反省人生,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亲迎上帝,就是人朝见上帝的情景。在与上帝朝见的过程中获得召命,作生命的省思,作生命的转向,重新厘定生命的目标。

毛泽东亲迎宋庆龄、程潜、林彪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他平时待人接物和蔼可亲，说话风趣幽默。对待有贡献于革命的人、有才能的人，他更是另眼相看，特别重用。下面说的毛泽东亲迎宋庆龄、程潜、林彪三例，足以说明在建国前夕毛泽东足礼贤下士，任人唯贤的。

潮汕三市在港澳举行潮籍乡亲迎春会

1月19日至20日，汕头、潮州和揭阳三市首次联合分别在香港和澳门举办潮籍乡亲迎春座谈会。潮汕三市创新性地联合举办迎春座谈会，彰显出潮汕三市和海内外潮人团结协作、和谐发展、互惠共赢、共创繁荣的信心和决心。

加拿大总理来渝亲迎大熊猫——重庆加拿大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

2月11日，春寒料峭的重庆迎来了远方的客人。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一行来渝。为此，客人们前往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考察，还在重庆动物园签订了租借大熊猫的相关协议。哈珀深有感触地说，重庆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并将重庆加拿大领事馆升格为总领事馆，与重庆进行深入的全面合作，

从“天子亲迎”说看汉魏今古文经学的君亲之辩

天子婚礼要端正人伦,彰明王者教化,所以尤为重要。亲迎为婚礼六礼之一,但对于天子是否亲迎的问题一直有诸多争议。公羊家从亲亲之义出发认为天子必亲迎;左氏学者立足天子至尊观认为天子不亲迎,主尊尊之道。郑玄作为学贯古今文的经学大家,表面上同意今文经学家的亲迎说,但其本质还是立足于尊尊原则巩固君权,由此来看,这是对今古文家的融合与超越。

《诗经》与昏礼中的亲迎礼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内容涵盖了周代民俗与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昏礼制度中的亲迎礼入手,从具体生活角度探寻《诗经》中对亲迎礼的反映。

祝吉与谐戏:迎亲中的“挂红”仪式探讨

婚礼礼仪承担了转换个体在特定阶段中的扮演角色、权利与义务的重要功能,与其婚后所发生的社会活动具有密切的联系。“挂红”作为传统婚礼中迎亲仪礼的一项环节,在特定地方文化中占有独特的文化意义。文章试图通过研读相关文献资料和对黔西南A镇传统婚礼迎亲中的“挂红”仪式实地调研,运用范热内普的“过渡仪礼”模式分析新郎的身份转换,从而探寻汉族迎亲仪礼中新郎“挂红”背后深层的社会文化意义,从理论上加深对该地婚礼仪式的认识,同时使“过渡礼仪”这一经典理论得到实践的验证。

亲迎诗《小雅·车舝》礼制新解

《诗经·小雅·车舝(xiá)》描述了亲迎的场景,亲迎是儒家特别看重的婚礼仪式。《礼记·哀公问》中孔子向鲁哀公说道:“大昏既至,冕而亲迎,亲之也。亲之也者,亲之也。是故,君子兴敬为亲。”亲迎包含了儒家“兴敬为亲”的内核,因此孔子重视《小雅·车舝》一篇。《礼记·表记》记载孔子看到《车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一句.

理解费孝通的一种新路径--从费孝通的亲迎“三区论”谈起

为了弥补以往关于费孝通学术思想与方法的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以费孝通的《亲迎婚俗之研究》为出发点,分别从知识论、方法论与文化观的维度对费孝通思想与方法的脉络进行了重新的梳理和解释,得出他在知识论上将实地调查与文献研究合二为一,在方法论上对多学科进行融合与协作以及在文化观方面注重文化功能论、文化传播论与历史之间的结合与互动的结论,并藉此说明费孝通的这篇论文在理解他的思想与方法时所具有的重要作用。